邹振环:晚清书业空间转移与中国近代的“出版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 次 更新时间:2020-08-24 23: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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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振环  
追求奇风异俗、奇人异事、珍奇异物、海岛怪兽是一种超越既有经验的想象的游戏,在晚明则成为一个时代之风尚。上至帝王,下至普通士人,大都充满了求奇求异的文化趣味。明万历帝首先就是一个海外珍奇异物的爱好者,在其影响之下,王公大臣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西洋耶稣会士为了迎合中国皇帝和达官权贵爱奇好异的需求,每到一处,均以西洋奇物馈赠。耶稣会士自西方携来的天文仪器、望远镜、日晷、钟表等,均让晚明士大夫感到艳羡不已。如屈大均即称赞西洋大铜铳属于“火器之最神者”,“一发则天地晦冥,百川沸腾,蛰雷震烨,崩石摧山,十里之内,草木人畜无复有生全者。……发时以铳尺量之,测远镜度之,无不奇中”。而居住在澳门的西洋舶夷还携带有机铳,“此亦防身之奇技也”。焦勖将西洋火炮称之为“天下后世镇国之奇技”。“求奇”事实上成为国人接受外部世界新知识的一个合理借口,如孔贞时曾借韦宗赞叹南凉君主秃发傉檀的历史典故:“因叹绝其奇,以为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别自有人,不必华宗夏土,亦不必《八索》《九丘》。旨哉斯言。世固有奇文妙理,发于咫尺之外者,第吾人窐步方向,安睹所为奇人而称之。予于西泰书,初习之奇,及进而求之,乃知天地间预有此理。”王徵就是因为读了艾儒略《职方外纪》所述“奇人奇事”后,兴奋不已,于是以《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为题,编译了这部系统介绍近代西方机械知识的专书,不仅满足了他本人的趣味,也迎合了时代之需求。

   如果说明末清初的社会风尚是以“尚奇”、“求异”为特点的话,清末民初的社会风尚则以“崇新”、“求变”为特点。早在晚清西方传教士所编的英汉词典中,就将“新的”与modern对应。如1848年麦都思所编纂的《英华字典》、1883年罗存德增订版的《英华字典》等,国人邝其照1868年所编的《字典集成》也将modern解释为“新的”意思。“日新”、“求新”、“贪新”、“好新”、“比新”等词汇风行一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和“变”是一个高频词。晚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出版界就喜欢用“新”字,如创刊于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七日(1861年11月19日)的《上海新报》(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vertiser),由北华捷报馆创办,字林洋行发行,是上海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张中文报纸。1868年创刊于上海的《中国教会新报》,也凸显一个“新”字,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自办自编自销,辟有《教事》、《政事》、《杂事》、《格致》等栏目,发行量最高时为3500份。1890年代,“维新”一词流行,而20世纪的头10年“新政”一词泛滥。1870年代,清朝上下已有中国面临“数千年以来所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似乎唯有出“新”才能应对之,国人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划出一条新与旧之间的界线。

   1912年1月1日《申报》载钝根《新祝词》可谓代表:“今日为新中华民国新元旦。孙大总统新即位。我四万万同胞,如新婴儿之新出于母胎,从今日起为新国民。道德一新学术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种种新事。胥吾新国民之新责任也。钝根敬濡新笔,写新词。祝我新国万岁,新民万岁,新总统万岁。”短短百来字不到,就有17个“新”字。清末民初之“新”,包含有“现代”或某种“现代性”的因素,如“新乐府”、“新上海”、“新学者”、《新史学》、《新小说》、“新中国”、“新名词”、“新学界”、“新国民”、“新世界”、《新世纪》、“新学堂”、“新思想”、“新政治”、“新经济”、“新科学”、“新宗教”、“新主义”、“新技术”、“新剧场”等,“新”上再加“新”,还有“金陵风味”之“新新楼酒馆”,上海英租界有“新新里”和“新新桥”、《新新小说》,乃至有加三个“新”字的“新新新舞台”和“新新新戏”,或在“新”前再加“最”,成为“最新”,如“最新奇灵巧之法”、“最新且精”、“最新最合用”,《最新国文教科书》,等等。1908年,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戏院“新舞台”一落成就演出《新茶花》;1911年,上海中国词典公司出版、由国学扶轮社主人沈粹芬请黄摩西主编而成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也要特别在大词典中夹加一个“新”字。“新”,成为一个时代流行的用语。

   “变”也是近代中国文化的基调。以“变”字构成的用词就更多了,如1883年11月3日《申报》载《再论保护商属》一文中称:“今之中国汲汲焉以效法泰西为事,意谓不尚西法,不能富强,将来贫弱益甚,不足以为国。气之渐移,物穷思变,故器必西器,船必西船,资其力也。开馆以学西文,遣徒以就西师,习其法也。事无不举,宜若可以富,可以强,而有识者从旁揣之,以为西国所以富强之本,则中国未尝操之也。”在《申报》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有“变法”、“顿变”、“渐变”、“变革”、“变政”、“遽变”、“巨变”、“剧变”、“嬗变”、“变形”、“剧变”、“蜕变”、“善变”、“变故”等。一些传统的词汇也在新的语境下重新出现,如“变通”成为“西法变通”;“变异”由“天象变异”到“人心变异”;类似新词还有“变迁”,如“风俗变迁”、“市情变迁”、“时事变迁”、“时势变迁”、“时局变迁”、“时运之变迁”、“社会变迁”等。与“变”密切关联的“改革”一词,也见之1848年问世《瀛寰志略》。

   “新”和“变”二词还连为一词或一句,如 “新变”(1873年4月15日《申报》)、 “东国新君一变旧俗”(1872年10月11日《申报》)、“维新变法”(1892年8月21日《申报》)等。将“新”和“变”二词合为一个概念,莫过于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诠》第六编“新政变通”了。该篇指出:“且新知云者,非徒变之谓,乃变而之于善之谓也;非徒变而之于善之谓,乃变于善而求其更善之谓也。善之事无穷期,而新即与之于无穷期;善之量无止境,而新即与之谓无止境。本自强不息之心,为日进无疆之益,夫然后能自立不败,并驾齐驱。”并认为变与新之间的关系是:“凡一切变所应变,新所应新者,不徒视其所当然,而必察其所以然,盖视所当然者得当即止,察所以然者其如无涯也。时时有进取之功,事事有未足之虑,然后足以行新政。”

  

   四、上海“新出版”的崛起与西方输入的新技术、新内容、新形态及新管理

   “新”与“变”,成为近代中国“出版革命”的基调。这一发生在上海出版界的根本性之“变革”,从时间上看,是在晚清开其端,持续了大约近百年的历史过程。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标志着中国“出版革命”的正式展开。虽然初创时期该馆仅仅是一个印刷小作坊,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最先进印刷技术,推出了大量新知识书籍和报刊合一的新形式,并由来自江南工人企业家和书香门第的文人合作成一股份制企业。笔者把近百年“出版革命”的历程分成若干阶段:1843—1897年这一阶段可称之为“新出版”,作为中国“现代出版”的序章;1898—1919年为“出版革命”进入高潮阶段;1920—1937年为“现代出版”走向稳定和渐趋进入低潮期。“出版革命”的第一阶段是以中国近代书业变革为特征的“新出版”面貌现世的。“新出版”——“出版革命”发轫时期的代表是墨海书馆,该馆的创立与外国教士与江南士人合作的新模式、以耕牛为动力的新印刷技术在墨海书馆的引进、墨海书馆在传输新知识内容上所创造的若干第一,以及宣传世界主义的新形态的《六合丛谈》,已具新技术、新内容、新载体及新管理的诸多要素。

   清末民初,在上海发动的“出版革命”包含着西方输入的新技术、新内容、新形态及新管理等诸多方面的根本性变革,而这些变革是伴随着书业地理空间的转移而形成的。这一地理空间的转移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以西方传教士为中心的新技术从南洋到广东、宁波直至上海的北上移动,其中包括麦都思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1843年)、姜别利将宁波花华圣经书房迁至上海成立美华书馆(1860年)以及上海天主教系统的土山湾印书馆的创立(1867年);二是作为上海腹地的江南书业向上海的东向转移。可以说,上海“新出版”的崛起是两个空间移动的结果。

   “新出版”是相对于传统书业而言的,而本文所用的“新出版”,最早是茅盾在自传中所论及的“新式出版事业”:“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作为新式出版事业之意义上使用“新出版”,是汪家熔在《新出版、新出版第一人——王韬》一文中对茅盾此句的概括,称“张元济是新出版辟草莱者”,至于“新”在何处,茅盾未作解释,汪家熔则认为传统出版与经学、文学关系较多,而新出版的特点是某些活动和政治、社会进步直接相关,传统出版构不成事业,新出版具有巨大的社会信息量,从而构成出版的高潮。笔者认为,茅盾这里强调的“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之“新式”,实际上是指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营出版业,其中“新式”暗含着出版业对于“现代性”的追求。现代性在清末民初的出版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般可以从几个层面上来归纳:即政治上具有一种法律体系取代专制统治;经济上为工业化、城市化和资本主义;社会上建立一种促进社会成员平等的合理性制度;文化心理上追求理性和个人主义。这一过程是由于工业化文明社会的发展而带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然后引发了政治体制和文化心理上的一系列变革。199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开始使用 “Modernity”(现代性)一词,其间反映着一批学人对现代化理论存在缺陷的自觉反思。现代的物质条件和文化信息,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和吸引力,人们多感受到这种与过去传统产生断裂的认识,以及与过去对立的强烈现在感,现代性是人们在历史过程中一种集体经验的主观认知。

   按照雷蒙·威廉斯的看法,“modern”有着“改善的”、“令人满意的”、“有效率的”之类的意义。不管是“挑战与应战”还是“现代化理论”,都需要面对来自西方的冲击,中国的出版现代化和现代性都离不开西方文化冲击和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从文化层面上讨论出版,可以将之分出印刷装帧技术、物质形态、知识内容、体制和观念四个层面的创新。所谓较之传统出版有着进一步改善的、富有有效率的“现代出版”,应该就是“出版的现代化”或“出版的现代性”。笔者认为,大致可以从近代印刷技术、文献的物质新形态、新知识内容以及体制和观念四个层面来讨论:即新技术、新内容、新形态及新管理。

新技术,是指由西方传教士传入的技术,包含铸造金属字代替传统的雕版印刷,以及出版工艺和流程、书籍装帧和版式设计形态的创新。传统金属活字印刷的特点是拼版自由、出书快捷,但缺陷在于铸造字模成本巨大,排版工序相对复杂,在印数不多而又需要多次重版的情况下,其优点不突出且效果反而不及雕版。民间书坊缺乏官方的有力支持,铸字关键技术的革新不足,这是中国金属活字印刷一直未能成为传统印刷的主流,活字印刷在中国也未能像欧洲一样成为文化传播和社会变革推手的原因所在。新技术不同于传统中国的雕版和活字印刷,首先是西方传入的铅字排印,在晚清不长时间里很快取代雕版印刷,完成了所谓“铸以代刻”的过程,成为此后几十年间中国的主流印刷技术。新式机械印刷、石印技术等印刷技艺的引进,导致了印刷、装订等方面区别于传统出版的一系列的技术变革。美华书馆的姜别利(Willliam Camble)在新出版事业上有两大贡献:一是用电解法铸造汉字字模;二是发明了按部首排列的汉字子盘。张秀民对之有高度评价:“过去雕刻字母均需手工,既麻烦,又费钱费时,姜氏电镀法的成功,在造华文铅活字上可说是一次革命”。西方近代印刷业的三大技术——铅印法、石印法、蒸气机印刷技术等,在晚清已全部传入,如上海开埠后,墨海书馆和土山湾印书馆堪称基督教与天主教引进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两个最重要的据点。1843年底,麦都思抵达上海后创建了墨海书馆,并曾采用过石印。如1844年石印的《祈祷式文》,1846年石印的《耶稣降世传》、《马太传福音注》等,之后历经约30年,即直到1876年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使用石印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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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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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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