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振环:晚清书业空间转移与中国近代的“出版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 次 更新时间:2020-08-24 23: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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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振环  
汲古阁雇用的工人,估计有百名以上,仅印刷工人就多达20人,毛晋付给他们工资并为其提供食宿。图书生产已有完整的刻书流程,包括校、写、刻、印、装订等环节,刻书人员也相应地由这几个环节的人员组成,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各尽其职,有利于保证刻书质量,缩短刻书周期,降低成本,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毛晋刻书注重版本,精心校勘,低价出售,所刻书在当时远销各地,甚至滇南官长不远千里以购毛氏书。毛晋把刻书赚来的钱用于买书刻书,扩大经营规模,汲古阁由此而长盛不衰。这种企业家精神,使得毛晋成为明代书坊主的典型代表。从清初席启寓的琴川书屋到乾隆时代席世臣创始扫叶山房,无一不反映出这些家族世代传承一个老字号书坊的经营特征。

   明清江南书业产生了重要技术进步,最值得注意的是活字印刷的推广,其次是彩色印刷技术的出现与改进。泥活字印刷肇始于北宋年间的毕升,元朝王桢曾经制作过木活字及转轮排字架,南宋和元代也陆续出版过一些木活字印书,较早出现的还有锡活字、铅活字、铜活字等金属活字。活字印刷术虽未见于明代江南官营出版印刷业中,却成为江南民间书坊和私刻业特有的现象。木活字板的使用大约出现于明中期,活字印刷比雕板印刷效率高,费用低。明代嘉定徐兆稷借得活板,印了其父徐学谟的《世庙识余录》。徐兆稷序文称,“是书成凡十余年,以贫不任梓,仅假活板,印得百部,聊备家藏”。可见活字印刷确实比雕板印刷便宜,活字印刷的这种优越性已为江南出版界人士所熟知。明代江南木活字流行的范围,除上述南京、嘉定、常熟等地外,还有苏州、杭州等地,且以苏州一带为较盛。除了木活字,还有铅活字和铜活字。铅活字在中国的使用,首见于明代常州。明中期,南京张氏已使用铜活字印书,其印本流传下来者有《开元天宝遗事》一种。明代铜活字印本多达110多种,2700多卷,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其中流传下来最有名的铜活字使用者是无锡华燧的会通馆、华珵的尚古斋、华坚的兰雪堂以及安国的桂坡馆等。叶德辉说:“明以来活字版盛行,弘治间,锡山华氏兰雪堂、会通馆印书尤多,为世珍密。”会通馆印书今可考者约15种,除《毛诗白文》为木刻外,余均为活字铜板。其中,《宋诸臣奏议》、《锦绣万花谷》、《容斋五笔》、《文苑英华纂要》、《百川学海》、《音释春秋》、《九经韵览》、《古今合壁事类前集》等8种均出版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前,相当于欧洲15世纪的“摇蓝本”,在印刷史上弥足珍贵。过去外国学者称宋版书为“中国的摇篮本”,其实宋本为木刻,与欧洲金属活字摇篮本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印本书有此资格者,也只有上述华隧印的8种而已。与华氏同样著名的,还有无锡安氏。安氏家族主要人物安国(1481—1534),字民泰,自号“桂坡”,以布衣起家,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人,号称“安百万”。他喜欢购买古书名画,以至充栋,曾说“积金诲愚,积书诲明”,并“铸活字铜板,印诸秘书,以广其传”。其印书多在明嘉靖初年,只有河北《东光县志》印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东光人廖纪在南京做吏部尚书时,听说安国家有活字铜板,就托他印自己所修的《东光县志》。这部明正德《东光县志》可谓是中国唯一用铜活字印的方志,惜早已失传。明嘉靖十年(1531年),俞泰跋安国所刻《初学记》,说他“经、史、子、集,活字印行,以惠后学,二十年来无虑数千卷”。

   明清江南书业中的另外一项重要技术进步是彩色套印技术的出现。自14世纪出现套版印刷后,直至16世纪末,套版印刷术渐渐在吴兴、杭州、苏州、南京、徽州等地广泛流行并进一步推广。产自南京和苏州的有非常精美插图的精刻本,有些话本也被施以评注和圈点,晚明还出现了各种精刻本的戏曲和杂剧集。为了科场应试需要和便于指导阅读,坊刻和私刻还印了大批带有圈点、批注及评语的书,把这些带有圈点、批注、评语之书中的正文分别用不同的颜色套印出来,阅读时更为醒目和方便,因此套印本风行一时。以至最初由朱墨套印,进而出现了三色、四色、五色之套印。今天常见的套印本,绝大部分是明万历年间吴兴凌、闵二家的刻本。闵家有闵齐伋、凌家有凌濛初和凌瀛初,均为吴兴望族,著名套印刻书世家,有刻书业绩可考的竟达数十位之多。闵齐伋刻《楚辞》等35种套印本,或朱墨两色,或朱墨蓝三色。其族人闵绳初所刻《文心雕龙》在三色之外又加上黄绿色,成为五色套印。闵齐伋与其兄闵齐华合作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刻印闵家首套朱墨套印本《春秋左传》15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闵齐伋又刻印朱墨黛三色套印的《孟子》,此乃三色套印的最早刻本。凌云刻印的《文心雕龙》五色刻本,为凌氏刻书之精品。清代套印承袭明风,继续发展。

   从图书内容上看,明清江南书业的出版物可谓包罗万象,首先还是经史子集,儒家经典、《史记》《汉书》正史、诸子百家等,都是传统出版的主要内容;民间小说、戏曲剧本、民歌时调、谈唱词话、笑话谣谚等,也是江南书业出版的大宗产品。毛晋汲古阁刊刻的大部头古籍,是《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陆状元增节音注资治通鉴》、《文选注》、《陆放翁全集》、《宋六十名家词》、《六十种曲》等诸多唐、宋、元人诗文集,以及代人刻印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唐诗类苑》等。清朝乾隆时期开创的扫叶山房,也以史部为重,而且所刊刻的大量史书皆为《四库全书》所收之书,且多在书前录有该书的“四库提要”,表示出对官方意志的认同。此外,江南书坊刻印了诸多医书,如明嘉靖间金陵书坊雷鸣刊《济生产宝方》,赵君耀刻《胎产须知》,唐氏富春堂刊《妇人大全良方》,集贤堂唐鲤跃刻《丹溪心法》,唐少桥刊《大字伤寒指掌图》,文枢堂刻《万氏家钞济世良方》,等等。

   在明清江南地区出现的显著变化之一是小说曲本出版的繁盛。南京书坊已大量印刷此类读物,著名书坊如唐氏富春堂、世德堂、广庆堂、文林阁、陈氏继志斋等,均印行小说曲本,并延请建阳、徽州等地的工匠为所印之书镌刻插图。江南通俗文艺读物中最突出的是世情小说。明中叶至清初为世情小说出版的第一个高潮期,清中期则为第二个高潮期。世情小说的两大流派——艳情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均大量面世,其他小说如讲史小说、拟市人小说等也日益与世情小说合流。由于世情小说贴近中下层民众的生活,且较多反映了小市民阶层的趣味,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上拥有数量众多的读者群。特别是艳情小说,其种类之多,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清代这类宣扬色情内容的图像读物和色情小说不仅在有闲阶层中,而且在小市民中亦不乏广大的读者群。例如,印制低劣的春宫,价格低廉,随处可得,广泛传布于不识字的下层民众之中,这类小说往往是越禁越多。明清时期的江南,在城市化、商业化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准、识字率等方面均高居各地之首。因此这类反映小市民趣味的世情小说大多出于江南书坊,以至江南成为当时“淫书”和其他民间通俗读物的渊薮。“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则晋王休征、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此段描述,正是对明代戏曲、小说普遍流行于世的真实写照。

   晚明旅游风气盛极一时,士人耽于山水,好游成癖,对山光水色如痴如醉。江南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商品经济的发达,更为明清商业化和旅游业发达的地区,也成为士人科举赴考他地人员流动最大的地区。由于商业旅行的发达,大量的“商旅文献”刊行于此,明清商人专用的与商业直接有关的交通、旅游、地理、气象、医学养生、交际应酬、文化娱乐等内容的《一统路程图记》、《水陆路程》、《天下路程》、《新安原版士商类要》、《新刻京本华夷风物商程一览》、《士商要览》、《新刻士商要览》、《重订商贾便览》、《新刻合并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示我周行》、《新刻士商必要》等的不断推出,且一版再版,发行量相当可观。据李伯重在日本东京几个图书馆所作的版本调查,明清时期的通俗实用读物(特别是商旅文献)大多为杭州、苏州等地书坊印行。有论者指出,“商人是士以下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不但明清以来‘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社会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则知识水平的要求也愈高。即以一般的商人而言,明清时代便出现了大批的所谓‘商业书’,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知识”。

   随着出版业的兴盛和大众教育的普及,明清时期童蒙教材剧增。首先,仅就明清时期最流行的“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种教材而言,就不断出现模仿、赓续之作,以及注解本、插图本。如《三字经》有《增补三字经》、《节增三字经》、《广三字经》,《百家姓》有《重编百家姓》、《御制百家姓》、《新编百家姓》,《千字文》则有《续千字文》、《再续千字文》、《三续千字文》、《别本千字文》、《增广千字文》等。其次,其他童蒙教材也大量刊印,如《弟子职》、《蒙求》、《童叟须知》等大量刊印,新编教材亦畅销热卖,如《幼学故事琼林》、《龙文鞭影》以及各种训蒙诗选。除了上述各种带有精英文化痕迹的传统识字教材外,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识字读本也大量出现。其中,有《日用俗字》、《农庄杂字》、《幼学字表》等杂字用书,有《算学启蒙总括》、《筹算蒙课》等算学教材,还有关于声律、医学、天文、舆地等专门知识的启蒙读本。明代江南流行的看图识字类儿童读物,既有《魁本对相四言杂字》、《新编对相四言杂字》等,也有算盘图和算筹图;金陵王氏勤有堂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刊出《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其中收名物308件,图306幅,文字四字一句,每字或每词出一相(图画),图文对照(因此称为对相),简单易学。虽然以上各种童蒙课本教材并非都是江南地区的产物,但作为近代中国商业化出版业的中心,这些教材的出版实以江南地区为最,而且此类读本市场不小,也以江南为集中,如苏州有名的扫叶山房,除刻印经史子集四部书外,还大量刊印笔记小说、村塾读本等。

   由上述印刷技术和文本内容两方面考察,可见明清江南书业虽在技术变革的内容开拓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但似乎仍谈不上在17世纪或整个明清时期发生了从传统到近代天翻地覆的根本性变化。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当在晚清。1850年代至1860年代初期,上海县城及周边的江南地区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小刀会和太平军战事、太平天国战事给江浙一带的出版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时也极大地推动和加速了上海出版市场的崛起。“太平天国时代,江南及浙西是主要的战场;它所曾经占领与攻占的六百余城池中,属于江南的居多数。而江苏南部的宁、镇、常、苏及浙西杭、嘉、湖三府可说是受害最深最久。”太平军战事波及的主要地区正是明清以来号称中国“人文渊薮”的江南著名藏书区,江南城乡荟萃着全国最优秀的文人学士和藏书之家,集中了中国大部分著述者群体和历史典籍文献资源。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事,对于江南书业乃至中国文献典籍资源造成的破坏,至为惨重。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取苏州,席世臣的次子席元章为太平军所俘获,数日后放归,两年后再次被掳,之后杳无音信。清乾嘉至道光间扫叶山房所刻印的书版在这场战乱中多遭毁坏,损失惨重。

  

   三、明末至清末世风之丕变

自命不凡的中国文化人多有“嗜奇好古”和“好奇尚诞”的性格与作风,所谓“厌常喜新,慕奇好异”(卷8,P86),故而凸显“嗜奇”、“好奇”之风在晚明学人和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种尚奇求异的世风。而古代的习俗和事物由于与晚明文化人之间隔着久远的年代,已不再是晚明日常生活经验构成的一部分,因而这种“嗜奇”和“尚诞”更多地表现为对异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习俗、器物产品的追求,因为异域的奇幻之景物能够强烈地激发起晚明文化人的尚奇求异之趣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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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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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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