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小农经济理论与“内卷化”及“去内卷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0 次 更新时间:2020-07-18 08: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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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我们须拒绝将中国完全纳入西方的历史模式。其实,恰亚诺夫关于小农经济的至为关键的特点和逻辑的论析,正是在中国才获得至为清晰和完全的证明,即便它在西方已经被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其理论所掩盖。

   为此,我们研究中国(或其他小农经济体)的学者们,使用英语时,应该坚决采用“peasant”, 即小农一词来表达其历史实际。“小农”一词所呼唤的正是小农经济理论的传统,其洞察力远远超过根据西方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农场农业的转型所形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包括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两者的论析预期小农经济的消失,其实不符合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实际,用于中国带有极其严重的误导性。小农经济理论则能够为我们说明中国农业的“内卷化”和“去内卷化”的巨大历史演变实际。

   在长时段的中国后封建时期的帝国时期中,中国的小农实际上与西方的“封建小农”十分不同:他们,相对地主来说,并没有西方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中国的地主大多只是庶民,和西方的贵族封建领主或庄园主十分不同。我们绝对不该将他们等同于西方的封建小农。相对而言,他们更类似于西方在中世纪中期封建制度衰落之后以及工业投入兴起之前的自由小农。同时,我们不该将中国改革时期的小农表达为西方的后封建、资本主义农场主。实际上,中国今天的小农仍然与之前的帝国时期的小农十分相似:他们经营的仍然是小块土地,他们仍然居住在人际关系相对紧密的村庄中,他们仍然主要是自耕者而不是雇佣经营者,他们仍然处于沉重的人多地少的土地压力之下。

   笔者的研究还进一步表明,如此的小农户在进入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会采用与西方不同的路径,主要依赖提高地力的化肥(和科学选种)等现代投入(“资本”)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现代化模式,而不是英美/西方的节省劳动力的高度机械化的资本主义农场模式。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在1970年的美国农业中,平均每个男性劳动力已经拥有一台拖拉机,而日本的小农则是平均每45个男性劳动力才拥有一台,中国则是平均每960个男性劳动力才拥有一台。同时,美国每公顷耕地仅仅使用89公斤提高地力的化肥,而日本则达到386公斤,中国为157公斤。(黄宗智,2014c:表1)今天,即便是中国的所谓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仍然主要依赖相对廉价的小农户而不是雇工来为其耕种。它们实际上是农产品加工或销售的大型商业企业,而不是资本主义式雇工农场(黄宗智,2020a)。它们和西方的农场完全不同:上面我们已经看到,时至今日,农业雇工(长工与短工)仅相当于农业劳动投入总额的3%。

   以上的不同既来自历史特点也来自未来的走向的不同,绝对不可和西方的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模式混为一谈。依据后者的经验,只会使用不符实际的虚构模式来认识中国以及与中国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历史。

  

   五、不同于西方的新型小农经济的第三条发展道路

   恰亚诺夫关于小农经济的论析不仅创立了迥异于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认识其特殊的机制,还指出了一条不同的前瞻道路。作为一位深切关心、同情普通人民的民众主义(民主导向的民众主义,区别于带有感情化民族主义的和个人崇拜倾向的民粹主义——虽然,在西方学术界,常被使用同一用词“populism”来讨论)学者,恰亚诺夫除了上述的犀利洞见之外,还试图提出一条迥异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的方案和理念。与新自由主义学者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以个人逐利为主导理念的理论(在这点上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而恰亚诺夫更关心的则是大多数人民的幸福(即“民众主义”的崇高理念),特别是小农农民的幸福。同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恰亚诺夫明确精准地认识到市场机制动力的关键性,并对计划经济(即由国家来控制民众经济行动)带有深刻的保留。正因为如此,他初步提出了一个既非资本主义也非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的第三条道路的农业合作社设想。他初步认识到,小农户将会受到大市场中的商人和资本家的摆布而损失其自家生产的回报的很大部分。为此,他提出了组织发展基于农户合作来应对大市场的设想,由小农户自身合作来组织其农产品生产之后的加工和销售来应对大市场,将农业生产的收益尽可能保留为农户本身所享用,而不是被中间商或资本家所攫取。

   如此的理念无论在西方还是非西方都一直带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表面看来,迄今似乎仍然没有在任何地区或国家被完整地建立起来。由此,人们对合作社的倡议的反应大多是:这虽然可能是个不错的理念,但很难实现,并不实际。

   殊不知,非常类似于恰亚诺夫的理念的合作社,居然会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东亚”地区),由于一系列的历史偶然因素,被成功地建立了起来,并对他们的发展经验都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和贡献。其起源为日本明治后期设定的地方行政模式:即将基层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设定为发展现代化农业,由他们来为小农户提供现代农业要素(特别是化肥和科学选种)。那个制度不仅有效地推进了日本本国的农业发展(Hayami and Yamada, 1991),也推进了当时被日本占领的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农业发展(虽然主要是为了日本本国的利益)(Ban, 1979:92-93;亦见 Kang and Ramachandran, 1999:尤见第 792 页,表 6;Lee and Chen, 1979:78;亦见 Ho, 1968;Amsden, 1979)。

   固然,那基本是个依赖政府行政命令和手段的模式。但是其后,在二战之后,由于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的农业相关部门,相当偶然地是由一批认同罗斯福总统“新政”的进步官员们所领导的,形成了要在日本建立独立的小农经济,基本消灭其前的地主经济的总体设想(尤见Cohen, 1987;黄宗智,2020a:282-283), 立法将农村土地所有规模限定于每户45亩以下,并且,为了阻止城市资本侵占农地,立法禁止外来资本进入农村。同时,勒令地方政府部门将其所控制的资源转给农民自组的合作社来控制,由农民为其自身的利益而组织农产品的纵向一体化加工和销售,并在其上,由政府出资设立新式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使用公开透明的拍卖机制来给农产品定价。那些批发市场为农户们的合作社提供完整的现代化服务(储藏、冷冻设备,之后还包括电子化信息服务)。由此,日本农业形成了比较独特的应对市场的组织,为农民们(而不是中间商和大型批发公司)保留了其产品收益的大头。(黄宗智,2015;黄宗智,2018;黄宗智,2020a)

   这个体系的起点是由基层政府来提供农业的现代投入,先是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而被设置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虽然是为了日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殖民地民众的利益)。其后,又偶然地由于战后美国政府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决定性影响,而将在占领日本时期所形成的模式移植于该两地,形成了类似的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体系(同样废除地主经济,确立小自耕农经济),又建立了类似的基于村庄的合作社和规模化的现代型批发市场。

   其结果是,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同样地保护了小农户的利益,避免了一般的城乡差别和农村的贫穷问题,促使三地的(衡量社会分配公平度的)基尼系数都达到醒目的水平,在全球处于相对公平的行列;同时,不仅在社会公平层面上,也在民众参与政治层面上,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农民参政“民主化”效应。那正是设计日本农业改制的进步的美国占领军官员们所期望的效果。毋庸置疑,这个非常成功的农业现代化转型经验,是以上两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得能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便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是其相对社会公平的理由,更是其“非正规经济”在整体经济中占据较低比例的根本原因(下面还要讨论)。

   固然,日本在经历了初期的农业发展“黄金时期”(1945年—1970年)之后,伴随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缩减(2013年仅为1.2%),小农人数逐步缩小,规模化生产逐步扩大,原先基于小农经济的合作模式逐步遭遇到一系列的挑战,逐步促使原先的合作社合并,已经逐步呈现与其原来的旨意不一致的动态,但其成功的历史成绩是无可置疑的。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仅是农产品物流方面(从社区到合作社,再到国家设立的服务性批发市场运作的透明性和高水平服务),便足以使中国低效的供销社体系,或小商贩到政府部门的营利性、缺乏现代化服务的批发市场体系,相形见绌。源自集体化时期的供销社,远不如东亚模式中的真正扎根于农村社区的合作社。最严重的是,其如今的社会不公问题——根据不仅是国际组织也是中国自身统计部门提供的基尼系数,中国大陆的社会公平度排名远在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之下。这具体地说明了党中央所认定的“三农问题”的核心。总体来说,“东亚”的经验是一个可供中国大陆学习的经验。(黄宗智,2020a)

  

   六、“内卷化”、 “去内卷化”、小农经济与“非正规经济”

   显然,农业经济之“内卷化”与否,以及其“去内卷化”过程是否伴随相当高度的社会不公,和当前全球经济中大规模兴起的非正规经济直接相关。这里,中国再一次是比较鲜明的例子。正因为其长期以来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及其报酬低廉,为工业化转型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农民工(即被国家划分为具有农民身份的城镇就业人员)的数量如今已经超过三亿人,占到城镇将近4亿的就业人员总数的75%以上。(黄宗智,2020a;黄宗智,2020c)他们既为全球化企业投资中国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当然也是其对全球资本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也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它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这一切都和前现代农业的高度“内卷化”直接相关。

   而过去的农业“内卷化”所确定的劳动与现代投入双密集化的小而精的“去内卷化”现代转型模式,和西方的地多人少的大而粗的模式相比,其间的关键差别正在于劳动报酬的高低。中国的“去内卷化”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相对过去的“内卷化”农业,由于转入高附加值的,较多使用现代化肥-良种投入的“劳动与现代投入双密集化”的“隐性农业革命”,农业劳动报酬有一定的提高。同时,由于计划生育的大规模推动和农民非农就业的大潮流,加大了劳均用地(平均每个劳动力拥有耕地面积从六七亩增加到十亩),也帮助提高了小农和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但是,相比美国大而粗(平均2700亩的农场)的模式,主要以通过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间的劳动报酬差异当然非常大。美国农场主雇佣的劳动力的报酬和生活水平之高,基本排除了其为全球化资本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可能,在这点上当然与中国十分不同。

   中国的非正规经济从业人员,相比正规经济的从业人员,基本没有旧劳动法律所保护的关于每周工作时间,超时须支付超额工资,为劳动者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等保障,也大多没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和退休金。这些人员如今被纳入2007年的新《劳动合同法》,法律上属于“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劳务关系”而不是正规的“劳动关系”,是由中介公司而不是真的使用其劳动力的企业与其签订合同的——在法律上,后者对其仅是“用工单位”而不是“用人单位”,不须对其负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的责任。正是那样的新法律框架基本废除了旧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保护和保障的规定,允许大规模的低成本劳动力使用,包括长期的全职工人(而不仅是临时性和非全职的人员)。而那样的用工条件,只要超过其农民工在农村所可能挣的钱,便会有 “半工半耕”农户的人员愿意干。(黄宗智,2020c;黄宗智,2017a;黄宗智,2017b)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小农经济理论所剖析的小农经济生产 + 消费合于一体,为我们指出了其之所以会导致中国那样的极高度的“内卷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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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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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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