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惠娟:迈向种际和谐的环境法变革——对野生动物法律保护的超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 次 更新时间:2020-07-11 15: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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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惠娟  
而且也不符合种际冲突引发的现代风险的预防性原则的要求。而关于传统部门法“绿色化”的学术主张却完全混淆了不同部门法在规范功能上的定位和分工,不但无益于新近出现的种际冲突的有效解决,而且会对既有部门法制度体系产生毁灭性影响。因此,我们应当另辟蹊径,以种际冲突的本质特征为出发点,重塑域际法在具体法律制度构造上的体系化。

  

   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能否实现种际和谐

  

   面对当前野生动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形成了许多不同学术观点。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启动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计划,旨在通过该法的修订,进一步“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加大打击和惩治乱捕滥食野生动物行为的力度”。然而如前文所述,在深度探究野生动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之前,仅通过修订现有《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方式能否真正起到消弭种际冲突,进而实现更大范围内生命共同体之间互惠与共融的和谐状态,却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囿于《野生动物保护法》在立法定位、规制机制等方面的构成性局限,仅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并不能实现种际和谐。

   首先,人域法属性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无以调整种际冲突关系。《野生动物保护法》虽然以“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为立法目的之一,且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出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但是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篇章结构安排,特别是从对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的立法安排来看,野生动物法律保护的核心在于资源价值而非生态价值。究其原因,《野生动物保护法》与其他环境立法一样,都在传统人域法所奉行的“主客二元论”范式下按照“人类的活动和愿望”建构法律制度形态,因而具有明显的道德功利主义倾向。而种际冲突是远远超越人域冲突的冲突类型,在冲突内容和冲突范围上远比人域冲突复杂。很显然,立基于人域冲突调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由于自身法域属性的限定而无法完成调整种际冲突的使命,而唯一的出路是在生命共同体互惠、共融关系、生态整体性等种际和谐价值的指引下,实现人域法中的环境保护类型的法律向域际法的全面转型。或许有人就此认为,按照种际和谐的域际法理念全面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不就实现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对种际冲突的调整了吗?其实不然,在此需要澄清的一个逻辑问题是,如若从生命共同体之间互惠、共融关系以及生态整体性等视角重新赋予《野生动物保护法》以新的法律属性和立法定位,并对具体法律条款作出相应的大幅度修改完善,那么就不再是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而是一种全新域际法的诞生。

   其次,《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定位与种际和谐相悖。从法律名称来看,《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核心在于“野生动物”和“保护”上,这两个方面也决定了该法的立法定位。一方面,“野生动物”在现行立法中更侧重野生动物的资源属性,即使通过今后的法律修订进一步凸显野生动物的生态属性,但野生动物本身也只能是一种特定的环境要素。而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对作为自然资源的野生动物进行法律保护,还是对作为环境要素的野生动物进行法律保护,都不符合生态整体性和生命共同体等种际和谐的理念。另一方面,在调整机制或调整手段上,《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定位在于“保护”。如同《环境保护法》的名称一样,“保护”一词在现代环境法中是一个极具人类中心主义导向的概念,其目的在于为了人类的利益(即使是可持续的发展利益)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环境,因而暗含着人类活动在一定范围内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正当性。对于日益严峻的种际冲突现象,立法则持以敬畏的态度,全面禁止一切可能产生现代生态风险的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行为。可见,基于生态整体性保护的理念和种际冲突可能产生的重大生态风险,立足于“保护”的立法定位已远远不能适应种际冲突解决的需要,未来可行的变革方向是逐渐实现以“保存”为立法定位的法律调整机制和调整手段的更新。

   再次,碎片化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不符合生态整体性维护的要求。欲想实现生态整体性维护和持续稳定的种际和谐关系,法律调整手段也应当体现出系统性的特征与功能。反观《野生动物保护法》,具体法律制度设计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与系统性要求相去甚远。其一,该法总体上实行野生动物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以确定不同类型保护名录,这种方式,人为区分了不同的野生动物,使得野生动物之间基于关系网络状态的整体性平衡被破坏,这种保护手段上的差异化最终导致野生动物保护目的上的碎片化。其二,该法关于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悖离生态整体性保护的价值目标。从该法第7条和第11条的规定可知,不但作为国家经济部门的林业、草原和渔业主管部门与生态保护的要求相互错位,而且主管部门对野生动物的监管范围严格奉行行政区划的级别和地域要求,忽视了事实上跨行政区域的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自然分布与整体性。其三,生态整体性保护必然需要相关立法和法律制度之间形成系统、协调的法律调整机制,然而缺乏与其他环境要素保护法之间有效沟通与协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本身就是一座“孤岛”。

   最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抑负”功能无益于种际和谐的系统性维护。从结构框架和具体法律条款来看,《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调整机制主要体现为以“禁止⋯⋯”“不得⋯⋯”“限制⋯⋯”等途径来抑制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物种及其栖息地的破坏,而且当下的修法主张大多都以更为严格的禁限制度为主,这将进一步强化《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抑负”功能。然而,伴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自然环境开发利用程度的加剧,人类对自然造成的负面影响和潜在风险都在与日俱增,而面向“抑负”功能的法律调整机制往往因人类建构法律规则的理性自负而可能存在挂一漏万的情形,从而为生态风险的发生埋下隐患。因此,通过法律修订的方式增加更为严格的“抑负”功能似乎进一步增强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拘束力,但这种努力在事实上却是不得要义,最终可能使该法“难逃自我挫败的命运”。恰恰相反,面向生态整体性惠益增进的域际法调整机制能够真正促进生命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优化,提升生态整体性,进而维系持久的种际和谐关系。而且,域际法的“增益”功能还能够筑起一道系统性规范人与自然关系,防范日益严峻的种际冲突的制度性“防火墙”。

  

   迈向种际和谐的环境法革新及其实现

  

   如前文所述,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内的中国环境法律体系和具体环境法律制度都属于“主客二分”范式下的传统人域法,因而调整范围只限于人域关系。在传统人域冲突向种际冲突发展并日益严峻的现代社会,法律的调整范围、调整机制等方面都需要作出相应的变革,特别是与实现和维护种际和谐最相关的环境法,更应当在未来发展中实现从理念到具体制度的全面革新。具体来说,迈向种际和谐的环境法革新应当通过理念的更新、法律适用与衔接、开放性立法体例的选择三方面来逐步实现。

   第一,以生命共同体理念统领环境法的生态化转型。冲突形式的变化必然引起人域法向域际法的拓展。不同于人域法在“主客二元”范式中强调人类主体之间关系的调整,域际法强调人类与其他生命共同体在法治场景中的“共在”关系并使其得到及时和持续的维护。因此,以生命共同体为理念的生态化是环境法着眼于种际冲突调整的转型方向。在法学界特别是环境法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虽然已有部分学者也提出了“生态法学”或传统人域法“绿化”的观点,但从内容来看,这些观点并未脱离传统人域法奉行的“主客二分”范式,无法将“主客一体化”的生命共同体关系置于法律制度的设计之中,因而未能实现真正的生态化。因此可以说,只有确立以生命共同体之间的互惠和共融关系为内容的法律理念,才意味着法律生态化革命的真正开启。

   生命同共同体理念在未来环境法生态化转型中的实现应着眼于两个方面:其一,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法律表达可以有多种形式,如生物多样性保存、生态整体性的惠益增进、人与其他生命共同体之间的互惠关系等。而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多种表述将不断形成迥异于传统人域法的环境法价值体系。其二,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立法确认并不意味着未来环境法生态化转型的实现,只有将“主客一体化”、生态整体性维护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逻辑和价值要素植入未来环境法律规范之中,形成理念价值与具体制度规范之间的观照和协同,才能走向以环境法生态化为代表的域际法勃兴。

   第二,建立不同法域之间的衔接与适用机制。环境法的生态化转型是法域拓展的必然结果。伴随着未来环境法生态化转型的完成,法律的类型将因法域的不同而呈现出更为多元的存在形态。具体而言,法域视角下的未来法律类型分为域际法和传统人域法两大类,其中域际法又因价值层次的差异而至少包括两个亚类,即以生态整体性和自然原真性保存为目的的生态保存法(或荒野法)和以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维护为目的的生态保护法(或生态法)。传统人域法又分为调整与自然及其要素有关的人与人关系的法(如资源法和能源法)和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法(如合同法)两个亚类。在上述四类法律类型中,传统人域法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产生最早且适用范围最广,所形成的法律概念、立法技术、法律逻辑都已非常成熟,因而为域际法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和经验。因此,在法域日益拓展的现代社会,域际法的逐步实施仍然要以人域法中已有的成熟机制为基础,如生态保存法的司法适用尽管会有创新,但只能在现有司法机制的基础框架下展开。然而在效力层级上,人域法却不能为域际法提供合法性依据,恰恰相反,域际法所秉持的生态整体性、人与自然和谐等价值观应优位于人域法中的公平、自由、效率等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因而在法律适用中,域际法在效力上优位于人域法,而同属于域际法的生态保存法和生态保护法之间只存在规范功能和适用范围的差异,并不存在效力层次的孰优孰劣。同样,人域法中调整与自然及其要素有关的人与人关系的法和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法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

   第三,借由开放性立法体例实现环境法的生态化转型。立法体例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国家立法水平的标志。18世纪以来,以大陆法系民法典编纂为代表的法典化成为立法体例的最高形式。然而,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法律的规范领域、社会环境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18世纪以封闭部门法法典化为核心的立法思维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开放和多元的立法需求,18世纪的法国也绝不能再以现代社会立法法典化的“故乡”自居。即使人类在21世纪仍然以法典之名从事立法活动,通常仅仅是借用了法典的称谓,而立法体例的选择早已超越了18世纪的法典化模式。在超越人域冲突的种际冲突领域,由于冲突的复杂性、发展性以及引致现代性风险的可能性较人域法有明显的增强,因而域际法的立法体例更应当彰显开放性和适应性,以适时应对冲突内容和形式的变化。环境法的生态化转型作为域际法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也应当在开放性立法体例中实现立法形式的体系化和法律功能的适应性。

   笔者以为,在环境法的生态化转型中,开放性立法体例可选择优于部门法法典化的汇编式法典化或“框架法”模式来实现。同时,环境法的生态化转型还需要借助于开放的立法路径来实现,即在现代立法所惯行的“自上而下”的立法路径之外,积极引入“自下而上”的立法路径。“自上而下”的立法路径和“自下而上”的立法路径的相互综合不仅有助于在立法者主导的法律话语系统与源于地方社群、蕴含丰富的域际法思想的“地方法”之间搭建起相互对话的平台,进而解决“自上而下”的立法路径在知识获取来源上单一和不足的问题,而且还能使由此制定的法律规范与具体调整对象之间的正反馈机制得到强化,从而提升法律的适应性。

   面对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日益严峻的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种际冲突,传统法律机制已捉襟见肘。社会各界在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寄予深切期待的同时,同时也关注到超越野生动物法律保护范式的生物安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2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提出了“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要求。之所以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提出生物安全治理问题,原因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变迁使以种际冲突为主的现代生态风险在风险点和风险概率上都有明显增强。传统野生动物的法律保护路径,包括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立法的补充和完善或许在某一风险点上起到缓解域际冲突的作用,但因立法定位、规范目的和路径上惯性的“主客二分”思维,同时又缺乏基于共在关系的生命共同体思维,因此本质上无助于生态整体性维护、生态增益机能的增进等种际和谐价值目标的实现。显然,面对日益严峻的种际冲突,迈向种际和谐的现代环境法理念和制度革新显得更为迫切。其中,最为重要的变革至少包括以生命共同体理念统领环境法的生态化转型、建立不同法域之间的衔接与适用机制以及借由开放性立法体例实现环境法的生态化转型等三个方面。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变革,一套摈弃自负的人类主导性和建构性思维,进而立基于生命共同体共在关系认知的系统性环境法律制度机制将逐渐建立起来,这必将在防范和消解种际冲突中产生显著优于野生动物法律保护路径的规范功能。

  

   作者:党惠娟,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4期·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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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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