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2 次 更新时间:2020-07-09 21: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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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  
大约自北宋开始,特别在明清两代,不断游离出来的流民,又以惊人的毅力发动了“上山下海”的经济运动。他们或向海滩沙地、盐碱沼泽进军,更多的是深入山区,攀坡开田。而东南沿海山区的贫困流民则飘洋过海到了南洋一带,从事域外的垦辟。据此而言,历代地面上不断冒出新的州县,西北、西南乃至东北的开发,到处都留下了无数流民披荆斩棘的足迹。

  

   王家范先生这种特殊的经济横向发展或地域扩展的现象,不能不归之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性。中国古代个体的小农生产,由于所有制和政治体制的性质,限制了它向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方向(即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增长。但是小农生产技术要素简单,一锄一镰加上一夫一妻,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重新恢复简单的农业生产。这种惊人的“再生能力”,为流民运动在经济扩展的动态增长中显示出了英雄用武之地。中国传统社会靠着这种奇妙的空间拓展效应,使其社会危机常能在极大的空间移动中获得释放,北方不亮南方亮,黑了西方有东方。自然,我们也不能对这种历史效应作脱离实际的拔高。特别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南方经济的开拓上升。却是北方经济的萎缩下降,盈缩并进。交相抵销,由流民垦辟形成的地区经济开发的意义。在全国经济有限的总平均值中明显地被冲淡了。

  

   传统农业顽强的“再生机制”和向空间拓展的张力,也给汉唐以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造成一种错觉。他们过高地估计了简单再生产的小农生产方式消化沈民的能力,从而跌进认识的误区。社会消费能力的畸形偏向于高奢侈阶层,民众普遍的贫困,传统的重农抑商的国策,使处在夹缝中片面发展的工商业,既缺乏拓展市场的能力,更不可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以化解仕会游离人口。大约自两宋开始,特别是到了明清。有识之士逐渐感受到了“人口悬剑”对社会发展的报复性恶罚。关于人口增长的乐观情绪被忧患、悲观的危识所取代。具有眼力的思想家开始探索疏通、开拓多种渠道以化缓社会人口的篮张。然而,此时传统社会已如步履蹒跚的老人,昏眼重听,对社会危机的感受能力十分迟饨。任何变革的呼喊,不啻是孤鸿哀鸣,激不起政府有效的呼应,预示着它的历史合理性已到了最后临界状态。如果不是西方殖民者依仗坚船利炮,使庞大的帝国深陷进屈辱危亡的境地,没有越来越明晰的关于域外富强之术的“西学”大盆输入,这个僵而不死的“百足之虫”还会长期苟延下去。虽然它不再具有张力,却有着种种维持残局,半死不活生存下去的耐性。传统中国被震耳欲聋的洋炮声轰出中世纪之后,尽管颟顸顽固的帝国当局仍恋栈传统,抗拒变革。从龚自珍、林则徐起一批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志士仁人,出于救亡图存、富强祖国的心愿,不断探索呐喊,作各种有益的尝试,一步步推动着传统社会艰难地向近代社会变迁。流民问题伴随着整个近代化的展开,也逐渐进入一个新的界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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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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