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久雨:美好社会: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展开与演化图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9 次 更新时间:2020-07-09 08: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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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久雨  
可以为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奠定坚实的伦理根基。

  

   制度与治理统一于小康社会的实践进程,国家治理的“善治”演进方向内在规定了小康社会的演化进路。制度是治理的根本依托,治理是制度的现实展开,二者都是小康社会生成不可或缺的支撑。小康社会所要达成的理想状态,与国家之“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治”的绩效影响着小康社会的推进过程。小康社会的最终实现,标志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完成其阶段性的目标,同时又开启了下一阶段的实践进程。与小康社会相匹配的“治”,是一种超越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的“良治”或“善治”,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最终理想状态,其仍然要随着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生长,不断调整治理的侧重点与现实进路。

  

   第四,社会有机体健康有序运转与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状态。社会有机体与生命有机体既有相似之处,也有迥异之处,其中“变化”之于二者的良性生长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社会有机体亦是如此。社会有机体新陈代谢的基本动力,来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的实践、交往活动的不断扩展。小康社会的建成与实现,表明社会有机体处在一种健康、有序、和谐、良性的运转状态之下。显然,中国社会有机体仍处于生长的过程,并没有也不会因小康社会的建成而变成“结晶体”,但其内部的张力、矛盾确乎在不断弥合,其内部的实践力量在不断释放。

  

   社会有机体的健康有序运转,社会分工协作的有效运作,使得小康社会事实上成为了高度联结的“有机社会”。“社会分工意味着社会成员分别做不同之‘事’”,从社会成员立足自身做好不同的“事”来推动社会有机体的良性运转,是推进小康社会实现的基本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所要谈及的“现实的个人”包括“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样,社会有机体中的“人”“物”“事”是内在关联的,“人”指的是“现实的个人”即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事”是“现实的个人”的活动,“物”正指向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小康社会意义上的“有机社会”,正是“人”“事”“物”处在一种和谐有序的运转状态当中,三者之间是有机的、凝结的,而不是根本上矛盾的、冲突的。同时,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也表明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分工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分工异化的一种内在超越,其最大程度实现了现有生产力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诚然,这样的全面发展仍然不是最大化的,实现更为深远意义上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仍然需要付诸巨大的努力。

  

   社会有机体的健康有序运转,使得小康社会下的人处于一种网络化、社会化的状态之中,人们的交往方式日益多样、交往关系日益密切、交往状态日益趋向和谐。在可以为实践所检验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人类交往的深度实现了对以往一切世代的超越,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每一个地域性的共同体内部,人们已然都实现了网络化的联结。例如,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由于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的缺位,其共同体内部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程度仍处在较低的水平。而网络化的联结,实则是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有机体的现代生长所不可或缺的关键条件。在小康社会的实现进程中,中国人生活的网络化状态得到历史性的提升。与此同时,这样一种网络化的状态是在“有为政府”领导之下的有序状态,能保障“人”之生活的有序性,从而在根本上实现了对列宁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愈来愈严重,危机日益加深,争夺市场的斗争愈来愈疯狂,人民群众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的超越。这还说明,在小康社会条件下,中国不仅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生产本身日益社会化,使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工人联结成一个有条不紊的经济机体”,还实现了对“资本逻辑”利用网络化状态宰制人的超越,这是一种更为平等、更为全面的社会生活网络化状态。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看,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为未来社会有机体的持续生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已然为中国的社会变迁创造了基础性的条件。

  

   二、美好社会的历史生成与中国社会变迁的演化方向

  

   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作为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其内在包含着社会有机体生长演化的“未竟之业”,即在更高的社会发展水准上实现人民生存状态的全新变革,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全面推进。从中国社会发展演进的历史逻辑来看,“美好社会”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图景在历史舞台上出场,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与现实根源。这一社会图景的提出、产生与发展不是纯粹停留在“思辨”领域中的哲学探讨,而是一种与历史逻辑、制度逻辑、道路逻辑相吻合的社会发展选择。因而,美好社会代表着中国社会变迁的演进方向,是脱胎于现实、承接小康社会、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时代性考量。美好社会正是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奠基的社会发展图景,这一社会图景从根本上与新时代美好生活相承接,旨在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而这样一种社会图景之所以能够被勾勒、被描摹、被推进,正是由于其有着深厚的物质根基、矛盾根基、价值根基与制度根基,这四个方面构成美好社会生成的基本条件,并内在蕴藏着中国社会变迁的演化线索。

  

   第一,社会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美好社会生成的物质根基。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生产力发展的维度对资本主义作出过积极的历史评价,即“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现如今,在发展生产力的速度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小康社会几乎跨越了资产阶级社会以20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以实践的巨大成就证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发展速度与水平。在建成小康社会的前一年,即2019年,经初步核算,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99086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892元,不论是从总体维度还是个体维度来看,这都是小康社会生产力实现飞跃的一个显著标志。这样一种生产力的巨大解放与发展,充分印证了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构想的科学性与预见性。必须明确,这里所指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并不是社会形态演变意义上的质的变革,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内部的阶段性质的变革,其表明小康社会已经完成了其所承载与设想的历史目标,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美好社会。

  

   美好社会的物质根基,是通过生产力的变革与发展、经济体系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来奠定的。一方面,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以创新为内生性动力,其为美好社会的物质发展奠基。马克思认为,“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思想,并将其上升到社会生产力的首要位置加以整体考量,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认识论的高度来审视这一命题及其实践,其独创性在于将科学技术即创新作为小康社会建立与推进的第一引擎、第一动力,有效地破除了影响社会有机体良性发展的壁垒与阻碍。正是在小康社会阶段科学技术的引领与推进,社会生产力实现了由“量”到“质”的阶段性转变,使美好社会下生产力更高层次的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构,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整,进而生成与美好社会相适应的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系与社会供给的历史性调整,与不同阶段社会发展的目标、需要和实践是内在统一的。从“量”的积累优先到推进科学发展,再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构成效初显(“质”与“量”并重),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演进线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确立与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推动经济发展在质量、效率、动力上实现变革与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都是为了从经济领域为美好社会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构而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正是通过调整社会供给的类型、内容、规模与方向,推动社会供给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吻合,夯实美好社会的微观基础。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美好社会生成的矛盾根基。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善于把握住实际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实际历史中的这些矛盾”,这样一种彻底的分析方法深刻影响与塑造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毛泽东则深刻地揭示了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积极性质,即“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美好社会的历史性生成,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供给侧与社会需求侧之间不平衡的矛盾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其要求社会有机体进行自我革新与重塑,以此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性诉求。正是这样一种自我革新的历史必然性,呼唤着小康社会之后迎来一种更高发展水准的社会图景,即美好社会。由此可见,从社会发展演化的“大历史”来理解与把握美好社会生成的必然性,正是要抓住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演变,进而深刻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线索。

  

   美好社会是为实现美好生活奠基的社会。前者指向社会有机体在新时代的呈现样态,后者指向新时代人民的生活样态,二者是同一实践进程的不同展开与不同面向。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便强调,“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的需要及其满足从根本上受到社会结构、社会供给、社会发展的制约,我们必须将人的需要置于整个社会的层面加以考量。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不同社会形态,乃至于不同社会形态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的生活样态完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貌。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共同体与社会当中的人,其生活样态也可以是根本上不同的。一言以蔽之,人之生活的一切可能,都有赖于社会有机体发展状况与社会供给状态的根本性制约。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视角来看,对于特定社会或共同体而言,同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与生活叙事是同一的。与新时代美好生活相适应的社会图景,正是美好社会。“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出场是与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历程相承接的,表明了中国人民生活样式的变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高层次的阶段”,而生活样式的变迁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内在关联的,在新时代的时空条件之下,美好生活所对应的社会有机体发展状态正是美好社会。在阐述“新的历史观”的内涵与特征之时,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的人之需要的满足作出过诠释,即“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虽然此处恩格斯所指涉的社会应是“自由人联合体”,但毫无疑问,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奠基的美好社会,将向满足与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需要”迈出一大步。这正是美好社会生成的意义所在。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美好社会生成的价值根基。一个社会有机体的良性发展,必然要诉诸维系其存在与发展演化的价值根基。这样一种价值根基渗透到社会有机体的文化领域,是社会有机体发展演化中深层的、精神的、潜在的力量。美好社会的生成同样是建立在价值根基之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理念与价值实践的双重高度上规定了美好社会的生成方式、发展进路与未来走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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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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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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