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晚清公羊学双轨演进及其哲理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 次 更新时间:2020-07-06 17: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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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  
因而阐释的成果能产生强烈的反响。《春秋公羊传》所阐释的是对华夏历史文化演进方向关系极大的《春秋经》中的“微言大义”,强调拨乱反正,主张“改制”、进化。春秋公羊学者视孔子是政治家,《春秋》是一部政治书,寄托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政治理想,是“为后王立法”。又认定历史是变易的,社会是进化的,从短时间范围言,可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从长的历史范围言,可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时代在变易,各项制度也要随之相应改变,所以强调“变革”,强调“改制”。而且这些“为后王立法”“变革”“改制”的道理都是通过简略的文字来表达,所以要究明“微言大义”,要把握书中“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每一时代的公羊学者都应根据自已的时代感受来发挥、注入新思想,阐发新道理。这就是“公羊家法”,它始于《公羊传》,历董仲舒、何休,一直贯穿到清代庄存与、刘逢禄等公羊学者。这套阐发“微言大义”、主张“改制”的家法,是今文公羊学派区别于重历史故实、重名物训诂的古文学派的实质所在,由此彰显出其独特的智慧和风采。

   其二,深刻认识公羊学家在历史阐释上取得成功的奥秘是在把握学说精义的同时,又善于做到切合时代的需要,捉住时代的脉搏,创造性地对核心命题加以发挥。公羊学说在西汉盛行一时,就因为董仲舒阐发的“大一统”“改制”“更化”的理论主张,符合汉武帝时代巩固国家统一和兴造制度的需要,由此因缘际会,公羊学说第一次跃居时代舞台中心,成为政治上和学术上指导思想。到了清朝乾隆末年又达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清朝统治已由盛转衰,时代大变动行将到来!此时的思想文化界,首先迫切需要在时代观念和思维方式上从因循保守、麻木沉闷的状态中改变过来,树立变革、进取的观点和为社会寻找出路、摆脱危机的使命意识。主张进化、倡导变革进取的公羊学说便成为有识之士的思想武器,他们大力发挥其“以经议政”“拨乱反正”的威力,结合时代的感受,发表“警世”的言论,而且几代学者递相传承,批判的锋芒越来越锐利。这些唤起人们从“醉梦升平”中惊醒、立志变革图强的言论,包括:在政治上揭露专制统治的祸害和官场风气的恶浊。在社会观察上揭露封建官府、豪绅地主对民众残酷剥削,造成农民困苦不堪、流离失所。在学术风尚上批判烦琐考证学风空疏无用的严重弊病。至鸦片战争前后,以魏源为代表呼吁认识中外关系的空前变局、跨越长期互相隔绝的鸿沟,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驱。到戊戌时期,以康有为为代表,更在民族空前危机推动下,将公羊三世说与学习西方民主共和政治学说结合起来,作为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这样,从庄存与、刘逢禄开始,经过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几代公羊学者吸收了时代智慧,将公羊学说锻造成为晚清时期极富创造活力的哲学理论体系,有力地推动社会变革和学术的进步,因而再度风靡于世。反观从孔广森开始,几代拘守文献考证路数的学者所写的关于公羊学的著作,他们由于不能把握公羊学说中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精华,缺乏批判精神,因而使公羊学说失去活泼的生命力,在哲理上陷于枯萎。杨向奎先生在《清代的今文经学》一文中批评孔广森、凌曙、陈立三位文献考证派的弱点是罗列众说、缺乏断制,舍其大而识其小,多卑微不足道,确实切中其要害:“孔广森实非公羊学大师,谈‘三科’迷途,论‘九旨’失路,刘申受始续邵公之业,注意到《公羊》义法而略于典礼训诂,此所谓‘贤者识其大’也。凌曙……喜好《公羊》,但改变了刘申受的学风而注意于《公羊》的礼制,多卑微不足道,可谓‘不贤者识其小’。原《公羊》中的礼制或寓有褒贬义,但殊难发挥;‘三科九旨’之言枝叶扶疏,寓历史变化于三世之中,盖调停先王、后王之折衷论者,在保守的儒家学派中亦新奇可喜,影响大而变化多端。舍其大而逐其小,是凌、陈学风”(27)。

   其三,为建设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学科体系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料。近年来,推进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学科体系建设问题备受学界的关注。从历史上看,中国学者重视历史阐释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因为在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对于经典的理解,对学者的成就或对一个时代学术的评价,或是学术的传承,都不能离开“阐释”。传统典籍,如《周易》《诗经》《老子》等,都有值得关注的成果。而传承最有特色、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并且对社会政治领域和学术思想影响最为巨大的,则非公羊历史阐释学莫属。今天我们要大力建设“中国学派”,推进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学科建设就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光荣任务,而包括晚清公羊学说双轨演进在内的公羊学说演进史,就能为此提供宝贵的思想史资料。

   近年来这一学科建设取得的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张江连续著文论述“公共阐释”与“强制阐释”(28)两个对立概念。张江的论述体现出当代中国学人的创新热情和担当精神,他针对百余年来西方文化界对“历史阐释”运用的大量成果进行“反思和批判”,肯定了许多学者所具有的“惊人想像力和创造力”,同时严肃地指出其本质性的严重缺陷:“引导20世纪西方主流阐释学,构建起以反理性、反基础、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总基调”,“走上一条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道路”(29)。张江的文章作了提纲挈领的理论建构,他认为“强制阐释”的基本特征有四项,即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线。“公共阐释”是在反思和批判强制阐释过程中提炼和标识的,其基本特征有六项,即公共阐释是理性阐释、澄明性阐释、公度性阐释、建构性阐释、超越性阐释、反思性阐释。我们详审上述观念即能体会到:理论的概括确实具有从具体达到抽象和纲举目张的意义。同时又能明白,这一理论要增强其说服人的力量和发挥指导学术研究的作用,还需要与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的生动例证结合起来。晚清公羊学说双轨演进迥然不同的两种阐释路数,恰恰一正一反,证明自庄存与至康有为等学者之所以能对公羊学义理大力推进、演出有声有色的场面,就在于符合“公共阐释”的诸多特征和要领。

   由《公羊传》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到何休推进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构成公羊学“张三世”的重要命题,庄存与《春秋正辞》中对此有恰当的释读,很符合于“公共阐释”所指理性阐释、公度性阐释、建构性阐释的要求。其论云:“据哀录隐,隆薄以恩,屈信之志,详略之文。智不危身,义不讪上,有罪未知,其辞可访。拨乱启治,渐于升平,十二有象,太平以成。”(30)《公羊传》所讲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原意是,孔子修《春秋》因年代远近不同,所据材料详略不同,事件、人物与记载关系密切程度不同,故在用辞上自然有所不同。然则其中包含着不应将春秋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视为凝固的、死板的整体,而应按一定的标准区分为不同阶段这一可贵的合理因素。庄存与采用了董、何的解释,“据哀录隐,隆薄以恩”,即何休所说因时代远近不同,“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故采用异辞,使之符合于人伦名分。《公羊传》又说:“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31)说明孔子修《春秋》,对定、哀两世,因与现实太近,故多忌讳,而采用委婉隐晦的笔法,让当日国君读了这样的记载也无法找到把柄,断定他有罪。然而,后人却能根据他用辞的曲折微妙,去探求深切的寓意。故说:“屈信(同伸)之志,详略之文。智不危身,义不讪上,有罪未知,其辞可访。”以上论述均明确地重申董仲舒及何休对“三世说”的解释,甚得公羊学说之要领。

   而文献考证派学者之所以在理论上苍白无力,陷于平庸、枯竭,就因为落入场外征用、主观预设一类窠臼。孔广森抹杀今古文界限,陷入严重的误区,正好为“强制阐释”与“公共阐释”的对立提供生动的例证。孔广森作为朴学家,对于古文今学一向推崇,甚为欣赏《左传》那样的注重史实的风格。他选择了一项对自己并不适合的课题——公羊学,他认定的努力方向是要纠正何休的“缺漏”,在今文、古文中求折衷。所得的结果实与其愿望相反,于古文无补,于今文则混淆了公羊家法。孔广森主张三传平起平坐,一样看待:“公羊、穀梁、左丘明并出于周秦之交,源于七十子之党,学者固不得畸尚而偏诋也。”此即成为他把古文学派的家法引入今文学派的理论根据。他把折中、弥缝作为自己著作的出发点,害怕按汉代公羊学者的解释而与《左传》《穀梁》造成分歧,落下被人指责的把柄,故有如下一段评论:“方东汉时,帝者号称以经术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献谀,妄言西狩获麟,是庶姓刘季之瑞,圣人应符,为汉制作,黜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云云之说,皆绝不见本传。重自诬其师,以召二家之纠摘矣。……彼孰不自以为择善者,讵揣量其知识之年及,匪唯谬于圣人,且不逮三子者万分一。逞臆奋笔,恐所取者适一传之所大失,所弃者反一传之所独得,斯去经意弥远已。”(32)孔广森所严词指责的“重诬其师”、“逞臆奋笔,恐所取者适一传之所大失”云云,实则都因为不满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而发。训诂考据的学术路数严重地限制了他,故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了解决公羊学者借解释《春秋》而发挥的改制之说。公羊学者讲“亲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是要讲王者必“改制”,一个新王朝建立起来,正朔要改,服色要改,所保留祭拜的古代帝王也要随之改变,这一切即意味着治国制度也要有新改变,以适应新的政权面临的新情况。“周王室”原拥有号令天下的全权,随着《春秋》假托以鲁为新王,“周”的地位自然下降。故公羊学者讲“亲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三者都是指时代改变、制度也要改变的意思。孔广森局限于训诂学的方法,严重地障碍了他,使他无法理解问题的实质。孔广森抹杀今古文界限,折中、调和的种种说法,联系到“强制阐释”所具有的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等项特征来理解,其错误的实质就更加明显。

   由此证明,公羊学说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体系,确实能为建构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理论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料。不但如此,由于公羊学说独特的哲学内涵、历代出色的公羊学家理论创造精神和这一学说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所显示的强大生命力,它无疑又能为展现中华优秀文化的独特魅力提供一个优质富矿,值得我们大力发掘和总结。

   注释:

   ①《春秋属辞》自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第一五八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本。

   ②《春秋属辞》卷一“存策书之大体”。

   ③《春秋正辞》“内辞第三”,见《皇清经解》卷三七五至卷三八五,学海堂刻本。

   ④陈其泰:《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64页。

   ⑤《春秋正辞》“正奉天辞第一”。

   ⑥《春秋正辞》“奉天辞第一”。

   ⑦庄存与:《春秋要旨》,《皇清经解》卷三八七,学海堂刻本。

   ⑧《清儒学案》卷一○九《顨轩学案》,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⑨《春秋公羊经传通义》,《皇清经解》卷六九○。

   ⑩《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叙》,《皇清经解》卷六九一。

   (11)《论语?述而》,十三经注疏本。

   (12)《孟子?离娄下》,十三经注疏本。

   (13)《春秋正辞》“奉天辞第一”。

   (14)《春秋正辞》“叙目”。

   (15)《春秋正辞》“内辞第三”。

   (16)梁启超:《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65页。

   (17)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魏源字默深,书斋号古微堂。

   (18)《龚自珍合集》第一辑《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页。

   (19)《龚自珍合集》第一辑《尊隐》,第87-88页。

   (20)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见《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页。

   (21)康有为号长素,又称南海先生。

   (22)康有为:《论语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页。

   (23)据梁启超所说,“先生著《新学伪经考》方成,吾侪分任校雠;其著《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学》,则发凡起例,诏吾侪分纂焉。”

   (24)不久清廷即下令禁毁,1898年、1900年又两次严令毁版。

   (25)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26)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8页。

   (27)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第351页。

   (28)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29)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

   (30)《春秋正辞》“奉天辞第一”。

   (31)《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十三经注疏》本。

   (32)《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叙》,《皇清经解》卷六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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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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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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