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0 次 更新时间:2020-06-30 22: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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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也是这样,他只是循环的,不是突然的发生的。凡是能适合时势需要的,就可叫做新的,凡是不能适合时势需要的,就可叫做旧的。”高一涵关于“思想不是突然发生的”“思想要适合时势的需要”两点没有异议,但否认思想是循环的,认为思想的进步虽然不是直线的,却总是前进的。章士钊以美术新不如旧为例,认为雕刻、古碑,都是古代好,后者还越古越好。高一涵则认为文化的进步或退步,不能单拿一两件事做代表,要观察文化的全体。章反对白话诗,高自认为外行,不敢强辩,但指章反对白话文的理由却很薄弱。他一方面说白话文太简单,没有选词择句的余地,每种意思只可以少数词或一个方法达出,又说白话文不好做。可是简单与好做是两个问题,做不好不是因为简单,而是手段太低。(3)45

   其实章士钊也没有根本否认进步,只是说并非直线,有回环,而且新旧如电影,连绵不断。可是所举例证都是循环往复。为了回应高一涵的批评,章士钊特意将《进化与调和》一文在1925年12月24日出版的《甲寅周刊》第1卷第15号公开发表,并加上按语:“此民国七年愚在北京大学所谓演稿,顷与高君一涵有所辨论,此篇有可资参证处,因并布焉。”

   1923年8月21、22日,章士钊应杭州暑期学校的邀请,演讲《评新文化运动》。他认为,“自有文化运动以来,或则深闭固拒,或则从风而靡,求一立乎中流,平视新旧两域,左程右准,恰如是非得失之本量以施其衡校者,吾见实罕。”此说得到胡敦复的赞成,于是“迩来愚在长沙、南京、上海、北京等处,为此说者屡矣。”章士钊的看法是,文化为民族历代相传之特性,而新旧相接连续;文化为最少数精英所独擅,非士民众庶之所共喻,而运动期望大众参与。胡适心知二者的分别,所以提出普及与提高的问题。“要之,文化运动乃社会改革之事,而非标榜某种文事之事。凡改革之计划施于群治,义与文化有关,曲折不离其宗者。从社会方面观之,谓之社会运动,从文化方面观之,谓之文化运动。愚之理解文化运动,如斯而已。”此文原拟在《东方杂志》刊登,后连载于1923年8月21、22日《新闻报》,三年时间,“未见适之发抒何见,惟近于《国语周刊》囫囵其词以拒之曰:不值一驳。”这种轻慢令章士钊大为不满,1925年9月12日,又将该文重新发表于《甲寅周刊》第1卷第9号,自加按语称:“昨岁在沪,适之曾面告愚,子所讨论诸点已成过去。文化大事,适之竟看作时辰表,针簧上下张弛,惟其手转,尤属奇谈。”(1)46仍然与并不赞成“新文化”因而不便为新文化运动辩护的胡适纠缠不已。

   章士钊数年来不断批评新文化运动,鼓吹调和论,主要理据有二,一是新旧不能截然两分,二者相因相成,不能以新排斥旧,如同儒家排斥诸子,结果儒家自己也被否定。二是新旧交替,循环变化。第一点一般而言没有异议,第二点有为旧文化(如果文化可以分新旧的话)辩护之意,并且实际上否定进步(尽管本意并非如此),因而遭到痛批。由于章士钊越来越明显地偏袒旧文化,连请他演讲者也有些看不过去。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演讲公诸报端之际,编者所加按语即不客气地指其“大抵皆不满意于新文化运动之词,且有提倡复古之意”。进而申言:“平心而论。近两年来青年思想之猛进,实不能不归功于胡、陈等之提倡新文化。虽浅识者流,误认新文化运动之意义,以为中国旧学术将从此日渐凋敝。殊不知一国学术之兴替,全在其本身有无存在之价值。中国旧学术苟无存在之价值,何能是数千年而不替?苟有存在之价值,而国人又能继续研究,何必抱衰替之杞忧。况吾人亦未尝能从事新文化运动者有蔑视中国旧学术之言论,虽一般无识之徒,往往信口高谈,弁髦古籍,此则有识者所不齿也。吾自信非迷信新文化者,然吾以为今日中国不患有提倡新文化之人,而患无整理旧学术之人。军阀之跋扈,外强之侵陵,皆不足虑,至坐视五千年相传之学术,任其萎靡不振,而不能整理,实一极可忧之事。章先生为中国学术界有数人物,吾甚望其能与国内精研国学之士,用近代的眼光将吾国旧学术整理一番,中国文化或者有发扬光大之一日。若徒如顽(固)派之高谈复古,则非吾人所敢苟同者也。”(2)47

   章士钊之外,公开批评新文化运动并且将矛头对准《新青年》诸人的是《学衡》一派。主办《学衡》的几位骨干,基本都是留美学生,他们将锋芒指向《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一定程度是由于双方留美期间的恩怨。(3)48鲁迅虽然深知《新青年》并非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自己也很少有响应新文化运动的言行,但是对于旧学根底不佳又不免守旧之嫌的《学衡》,还是忍不住几度发声讥讽斥责。1922年2月9日发表于《晨报副刊》的《估〈学衡〉》概括道:“总之,诸公攻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4)49

   同年11月,鲁迅从《时事新报·学灯》上看见驳吴宓《新文化运动之反应》的文章,于是找《中华新报》来看吴的原文,并于11月3日《晨报副刊》发表《“一是之学说”》。吴宓声称新文化本也可以提倡,“但提倡者‘当思以博大之眼光宽弘之态度,肆力学术,深窥精研,观其全体,而贯通彻悟,然后平情衡理,执中驭物,造成一是之学说,融合中西之精华,以为一国一时之用。’而可恨‘近年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本其偏激之主张,佐以宣传之良法……加之喜新盲从者之多。’便忽而声势浩大起来。殊不知‘物极必反,理有固然。’于是‘近顷于新文化运动怀疑而批评之书报渐多’了。这就谓之‘新文化运动之反应’。然而‘又所谓反应者非反抗之谓……读者幸勿因吾论列于此,而遂疑其为不赞成新文化者’云。”

   对于吴宓的说词,鲁迅大不以为然,认定其意在守旧。所列举的反应书报一共七种,包括《民心周报》《经世报》《亚洲学术杂志》《史地学报》《文哲学报》《学衡》《湘君》,“大体上都是‘执中驭物’,宣传‘正轨’的新文化的。”但是吴宓自己的新文化标准却是随心所欲,他指《民心周报》不用新式标点,“在新潮方盛之时,亦可谓砥柱中流矣。”而《湘君》“求文艺之美,故兼用通妥白话及新式标点”。鲁迅因而嘲讽道:《经世报》提倡君臣之论,才算得是“新文化之反应”。吴宓遗漏了《长青》《红》《快活》《礼拜六》等近顷风起云涌的书报,这些实在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应”,而且是说“通妥白话”的。(1)50

   批驳反对者的攻击,未必表明鲁迅主张新文化,社会上却因此将其当作新文化的名流。1924年7月鲁迅应邀到西安西北大学暑期学校讲学,在20日的开学式上,教育厅长马凌甫致词时就说:“陕西因交通不便,以致文化闭塞;今夏西大与本厅商办暑期学校,聘请国内外学者为讲师,因仅在省城讲演,不能普及,外赴外县,又为事实上所不许,故召集各县人士来省听讲,须知此次即普及全省文化之先声,望勿忽略焉云云。”(2)51

   周作人与新文化的关联有些另类,1924年5月13日,他写了《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致孙伏园》,针对北京大学一教师因与不认识的女生通信而被革职之事批评道:“在这样假道学的冷酷的教育界里很是寒心的,万一不慎多说了一句话多看了一眼,也难保不为众矢之的,变为名教的罪人。”“我真不懂中国的教育界怎么会这样充满了法利赛的空气,怎么会这样缺少健全的思想与独立的判断。”(3)52

  

   三、差异:新思潮与新文化运动形似实不同

  

   除陈独秀外,《新青年》同人不约而同地对新文化运动态度漠然或疏离,绝不仅仅是偶然的巧合,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前的新文学新思潮形似而实不同,是造成《新青年》同人大都对新文化运动敬而远之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新文化运动已经成为《新青年》同人内部分歧的试金石。

   胡适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言论文字随时而变,必须专文仔细梳理,深入讨论。与本文主题相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说法,虽然一直持续,可是因为与通行的五四与新文化运动观出入较大,其本意究竟如何,始终若隐若现,令人不得要领。

   1922年胡适为《申报》50周年纪念撰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样描写五四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们对于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的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的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这也是一大关系。因此,民国八年以后,白话文的传播真有‘一日千里’之势。白话诗的作者也渐渐的多起来了。民国九年,教育部颁布了一个部令,要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九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4)53

   1928年5月4日,胡适在上海光华大学演讲《五四运动纪念》,其中第三部分“五四运动之影响”的“间接影响”,共有六点,第一,引起全国学生注意社会及政策的事业,渐知干预政治,发生政治的兴趣,不仅埋头读书。第二,学生界的出版物突然增加,新文学的势力,深深占入学生界的头脑中去了。第三,予平民教育以莫大影响,各学校创立一个或数个平民学堂,义务教授。第四,劳工运动到处发生。第五,妇女地位增高不少,讨论妇女问题日多。第六,政党皆知吸收青年分子,尤其是国民党。(5)54

   上述文字言论,胡适想说明的其实是五四前的新文学、五四运动和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及分别,只是碍于自己对新文化运动有所保留甚至不以为然,但又不能公开表示不满,所以未免有些含糊其词。直到晚年,1960年5月4日胡适应台北广播电台记者以《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运动》为主题谈话录音,才较为直白地说出心中的真意。他说:“中国所谓文艺复兴运动,远在民国八年以前。”五四运动一来,北京大学学生成了学生领袖,北大教授从前提倡的所谓文艺复兴运动,即白话文、思想改革、文学革命,随着北大地位的提高,公认北大是对的,各地学堂学生会都办刊物,排印、油印或手写,都用白话,“结果民国八年、民国九年之中,我收到的各地方出的这种青年人出的刊物总在三十多种,都用白话。所以,‘五四’运动帮助文艺复兴,从前是限于《新青年》《新潮》几个刊物,以后就变成一个全国的运动。但是‘五四’运动也可以说害了我们的文艺复兴。”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胡适引了1920年正月29日孙中山的《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的话:“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的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在胡适看来,“这件事本身就是‘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所谓新思潮运动,所谓文艺复兴运动不是一件事,不过这件事的本身呢,至少孙中山先生说,因为思想运动,文学运动在前,所以引起‘五四’运动。至少他承认归功于思想革新。我们从前作的思想运动,文学革命的运动,思想革新的运动,完全不注重政治,到了‘五四’之后,大家看看,学生是一个力量,是个政治的力量,思想是政治的武器,从此以后,国共、研究系都充分吸收青年。所以我们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一个文艺复兴运动,有的时候叫新思想运动、新思潮运动,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就变质了,就走上政治一条路上。文艺复兴运动从民四到民八共四年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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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Academic Monthly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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