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除了技术,我们还能指望什么? ——由新冠疫情引发的若干技术哲学思考[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28 次 更新时间:2020-06-22 23: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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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  
介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病毒实际上可视为生命的边界和底限,是生命起源和存在之谜。近代以来,人类(欧洲人)通过物理学和化学“征服”了非生物世界,又试图通过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征服”生物世界。在技术工业的强力协助和支配下,人类通过化工、医药和农药工业彻底败坏了生命环境,加上暴力猎杀,地球上的物种不断灭绝——前述的被认为是冠状病毒的宿主的果子狸和穿山甲都已经是濒危动物。进入21世纪以来,基因工程加速发展起来,开始了对生命本体的技术化加工和改造,比如这次病毒被怀疑为人工病毒,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因为人类已经具有通过基因编辑来人工合成和重组病毒的能力,而且已经有了实体试验。这就是说,病毒不仅是自然风险,也完全可能是生物技术带来的人工风险。无论如何,这就再次为今天快速发展的生物技术特别是基因工程研究敲响了警钟。[8]

   值得注意的是,中外研究者的相关研究表明,男性的肾脏和睾丸是新冠病毒的潜在攻击对象,即新冠病毒会攻击男性生精细胞,从而抵制男性生殖功能。[9]这就不禁让人联想到另一个既有事实:在环境激素的影响下,地球上的雄性动物的生殖能力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已经大幅下降,尤其是发达工业国家的不孕不育比例大幅提高。如果按照有的科学家的预测,这次疫情真的将有60%的人被感染,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认为,这次新冠病毒的攻击也许是对自然人类的最后一击——这难道是人类的“宿命”么?

   新冠病毒以其怪异特性(综合性、高传染性、隐蔽性、变异性等)显示出自然生命原体的阴森可怕,它造成的后果尚不得而知。但今天不得不缩回到自然状态的人类恐怕真的要想一想:病毒到底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病毒是不是构成了不断被侵犯的自然生命的一种报复和抵抗?为什么人类进入21世纪,病毒出现的频率却越来越高了?然后我们才能更进一步来思考:如何应对这种报复和抵抗?

  

   三、除了技术,现代人还能指望和信赖什么?

  

   如果我们把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称为现代技术,以区别于古代技术,那么现代技术迄今为止也就延续和进展了两个半世纪而已。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现代技术被确认为一种全球统治力量。有地质学家甚至想把1945年设为一个地质年代的分界线,即“第四纪”“全新世”的结束和“人类世”(anthropocece)的开始。也有敏感的哲学家如斯蒂格勒、斯罗特戴克等,接过了“人类世”这个名称,开展技术文明的哲学思考。不论是否接受“人类世”之说,我们如今不得不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因为自那以后,技术工业进入“下半场”,而且进入了加速状态。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两大新技术领域即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成为突飞猛进的热门新技术,人类生活被带入加速轨道,虽然喜忧交加,但总体上是“技术乐观主义”占了上风,生活世界日益被科幻化。

   技术——我特指“现代技术”——当然为人类带来了许多福祉,我们前面引述过的赫拉利的基本观点是可以成立的。更少战争、饥饿和瘟疫,更文明、更卫生的生活,更好的医疗条件,差不多翻了一倍的人类寿命,更规则、更自由的制度体系,更多的国际交流和人际交往,这些无疑都是现代技术带来的“好处”。就此而言,一味地咒骂技术工业,显然属于昧着良心说话了——可惜长期以来,人文学者多半有此爱好,就是一边享受现代技术,一边指控和诅咒技术,有的甚至叫嚷着要回到农耕自然文明。

   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也不得不承认,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用斯蒂格勒的话来说,它既是“解药”又是“毒药”。我们已经不用细细列述现代技术带来的风险和危机,只需指出,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这四门基础科学最终都形成了重大技术风险,即以数学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由物理带来的核武器、核能,由化学工业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以及由生物学形成的基因工程,其中每一项所隐含的“危险”对今日人类来说都是致命的。技术乐观主义放弃了这方面的考量和评估,而只是守住了技术进步增进人类福祉的假象。

   现代医疗观念在根本上也是一种技术乐观主义,或者说是以后者为基础的。人类已经进入这样一个生命阶段:人们对医术、药物和医院的相信和依赖胜过了对自己身体的信念。现代人成了不相信自己身体的一群人,我们已经把“命”交给了医疗和药物。

   在这次抗疫过程中,跟往常一样,一批医生成了明星。我们还记得,是钟南山院士首先于2020年1月20日宣告新冠病毒“人传人”,李兰娟院士建议国家在1月23日对武汉实施封城,2月7日一个武汉的普通医生李文亮之死让全国人民愤怒又心碎,性格直率的上海医生张文宏教授成了全国人民追捧的好专家和导师,等等。人们相信医生们。同样,人们期待有效药物的出现,当美国吉德利公司开发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送到中国武汉临床试验时,人们把它称为“人民的希望”。在医生和科研人员的推荐下,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被认为可抑制新冠病毒,于是一夜之间,双黄连在祖国大地上脱销。有几百种药物问世或被问世,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理解为病急乱投医,但其中也掺杂了不少商业动机。

   事实是,到目前为止,世上还没有出现用于预防和治疗新冠病毒的有效药物。[10]全球已经开始了疫苗研发竞赛。截至2020年3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WHO)称已经有41家公司及机构在从事新冠病毒疫苗开发,而中美两国都已经宣布了新冠病毒疫苗的进展,中国新冠疫苗已开始人体注射实验,美国也公布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但要进入实际应用阶段,恐怕尚需时日,据中国方面的说法,最快到年底才能上市。必须认识到,疫苗是预防传染病的自动免疫制剂,所以也不是有效的治疗手段,而是终极的“隔离”办法。这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生物技术和医学技术对这个新冠病毒无能为力,既没有特效药物也没有疫苗,所谓治疗只是通过技术和药物让患者提高自身免疫力。

   既然如此,我们对这个医疗技术体系的信赖还能成立吗?只不过,对于技术时代的现代人来说,我这个问题差不多已经是一个假问题了。我们甚至不该怀疑技术最后能克敌制胜。因为如果我们不相信技术,不相信技术专家和技术工业生产的药物,那么我们能相信什么?一句话,除了技术,今天我们还能指望和信赖什么呢?

   这就是技术统治时代——所谓“人类世”——人类的命运了:人类已经从自然状态进入技术状态,或者说,自然人类文明体系已经开始并正在加速切换为技术人类文明体系,自然人类的“上帝崇拜”已然转向了技术人类的“技术崇拜”。哪怕新冠病毒的打击使我们退缩,迫使我们重新归于一种自然状态,进入一种“假性的”自然状态,我们也还只能抱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我们似乎只好相信:这个看不见的病毒的克星正在路上,即使暂时还没有克星,也终归会有最终有效的隔离手段(比如疫苗或者治疗性抗体)使我们免疫,使我们活下来。

   看起来,舍此我们便无以安心和安身了。

  

   四、世界将何去何从?

  

   疫情是技术世界的减速器还是加速器?

   新冠疫情之下,我们每个个体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忧虑和恐惧。此时此刻,已是深夜,有人正在死去,化作明天早晨全球疫情死亡人数统计表上的一个无名的数字。未被感染者还是大多数。但未被感染者也在恐惧中,在各种担心中。各种预测纷至沓来,比如有美国专家认为,将有20%至60%的人将被感染。中国本土目前很少有新增病例,每天新增的都是从海外输入的,于是有人开始担心,有人建议彻底封国,有人甚至设问:如果疫情在全球继续大面积扩散,那么我们能守得住吗?

   正在发生的疫情检测了全球化的成色:通常几乎难以设想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全球新冠疫情就有如此大范围的流行。1月23日武汉封城,一片哀嚎之时,中国专家们开始担心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成为下一个武汉,但当时没有想到欧洲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美国的纽约成了下一个武汉。今天大概只有南亚和非洲大陆还没有大面积流行,但也开始进入恐慌了。新冠病毒告诉我们,世界确实已经一体化了,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确实已经进入“普遍交往”时代了。但另一方面,武汉封城之后,各国开始从中国撤侨,境内各省各地也开始相互封锁,前几天中国外交部发布公告:自2020年3月28日0时起,暂停外国人入境。一场疫情让我们见识了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同时却也让我们看到全球化体系是多么脆弱和不堪一击。网络全球化还在(虽然也有隔离),而物理全球化已然降至冰点。就在3月26日,比尔·盖茨在电视上呼吁:向中国学习,全美应严格封锁,持续6—10周的时间。

   新冠疫情让人们认识到了技术时代人类的普遍交往带来的普遍风险,于是各种逆全球化的声音在世界各地响起。有人声称这次新冠疫情是经济全球化的终点,有人说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将彻底改变全球工业的生产方式和供应链,等等。其实最近一些年来,反全球化的保守主义和地方主义思潮已经日益高涨,而这次疫情进一步强化了这股势力。可以想见,在疫情时期和后疫情时代,人类不得不面临一种在加剧的地方孤立、隔离倾向与全球团结协作倾向之间的紧张关系。

   有人问:全球化是可逆转的吗?自欧洲殖民时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将因为这次新冠疫情终结吗?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以及人类的普遍交往是技术工业的后果。我们在今天普遍隔离的状态中还能听到各种反全球化的声音,这本身就已经表明:我们依然在全球一体化的体系之中,我们依然摆脱不了全球“技术统治”的机制。疫情固然导致各国、各族物理上的隔离以及国际人际交往的萎缩,但另一方面,全球疫情也将进一步刺激全球化,因为通过疫情,虽然政治“嘴炮”不断,各种猜疑、埋怨和指责不断,但人们也终于认识到,各国、各族如今都已经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全球协作才能战胜疫情。[11]

   技术工业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今日人类处境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使用微信和手机,随时随地可以接收和传播信息。在中国抗疫过程中,微信和互联网技术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帮助隔离、求助求救、病情申报、疫情发布等,可以说是最大的抗疫辅助工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微信和互联网技术也使恐慌情绪的即时传播、大面积传播成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恐慌,因而放大了疫情风险。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在放大和操控民众情绪的同时,也使人变得麻木、冷酷。当疫情成为一条条曲线,而死亡成为一串串数字时,人类除了患者及其亲人们,多半渐渐失去了对病患和死亡的具身感受。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如此。在疫情开始的最初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登上百度的“疫情地图”,搜查各地确诊患者数据和死亡数据,内心是伤痛和恐惧的,但随后渐趋麻木,甚至不再经常看了。问了一些朋友,都有类似的情况。这当然跟个人经验的适应和习惯化有关,但无疑也跟数字技术的抽象和疏离作用相关。一句话,这种“技术人类”的抽象经验已经跟“自然人类”的具身经验相去甚远。今天我们真的需要想想:当死亡成了数字,具身感知丧失,我们的死亡经验发生了何种变化?或者说,我们把死亡当成数字来理解,意味着什么?

疫情中最令人紧张、也最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的“他人经验”。萨特所谓的“他人即地狱”这一“实存主义/存在主义”的基本哲学命题似乎已经在疫情中展露无遗。疫情让人们对外部世界和他人产生了普遍的恐惧和不信任,我们把每个他人都当成一个潜在的病体或病毒传染源。更尴尬的是:我们一边叫喊着“武汉加油”,一边排斥武汉人(湖北人),视他们为瘟神,见他们就躲避。地方保护主义兴起,各省各地都采取了隔离措施,在封城前离开武汉的武汉人成了一群不受欢迎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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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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