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政治”的再发现——基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韦伯思想发展的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7 次 更新时间:2020-06-14 18: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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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 (进入专栏)  
不再将这些内容纳入与《新教伦理》主题直接关联的“问题”脉络(Zusammenhang)中。因此,《新教伦理》的文本,无论是在体现韦伯最初构思的初版中,还是在基于韦伯成熟的社会学眼光的最终修订版中,这些与宗教有关的社会阶层、支配关系和政治意涵的内容都始终存在;但在1904年—1905年,韦伯仍然认为,有关的讨论最终会与《新教伦理》的核心主题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关联起来,而到了1919年—1920年,韦伯已经不再认为这些讨论将会进一步发展为与“宗教社会学”有所关联的研究。换言之,这些内容尽管表面上处理的是类似的现象,但在概念与问题框架中,严格而言,并不属于“理性主义的类型学与社会学”不得不一再涉及的支配社会学的内容。(77)恰恰是韦伯对“社会”和“政治”有关内容在问题关联性上的重新思考,才能充分解释韦伯对《新教伦理》的这些具体修订。韦伯的修订透露了韦伯理解“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框架性变化。

  

   《新教伦理》最初发表的文本不乏对“社会”和“政治”的讨论。作为全书引子的第一部第一章,题目就是“教派归属与社会阶层”(Konfession und soziale Schichtung)。(78)韦伯在研究中也始终将处于上升期的市民中产阶级,或者说小市民阶层视为新教生活观和工作伦理的“典型承载者”。因为根据韦伯的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生活践行与职业观的形成,并非来自孤立个人,而是取决于“人群团体”(Menschengruppen)所具有的观念。(79)但小市民同样可能是传统主义的承载者,并不能“先验地”从特定阶层的社会关系推出其“宗教意识内容”(religi?serBewu?tseinsinhalt)。(80)《新教伦理》分析的特点就在于,尽管充分考虑阶级背景可能的影响,但对各种不同的伦理立场与生活风格的说明,主要着眼于“内在特质”,而非外在的社会条件与历史状况。(81)社会阶级对宗教生活的影响,至少在这一时期,韦伯毋宁视之为“唯物主义史观”的洞见。(82)正如我们在上述删订材料第21项看到的,韦伯在修订时明确澄清,禁欲伦理的“阶级制约”问题并不属于《新教伦理》关注的问题,却属于《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处理的问题。(83)而《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对社会阶层问题的处理不局限于经济史观的把握方式,而是在经济制约的“阶级状况”(Klassenlage)之外优先考虑“地位状况”(st?ndische Lage),后者更多体现支配形式中与生活践行方面的差异有关的社会分化。(84)

  

   同样,《新教伦理》涉及“政治”的地方也不少,韦伯还专门强调,要理解现代资本主义,乃至整个现代文明的特性,不能仅考虑经济变革的原因,还必须考虑诸多其他历史因素的汇集,特别是“纯粹政治进程”的共同作用(对于新创教会的存续至关重要),但就韦伯自己的这一研究而言,各教派“外在的历史政治处境”并非其关心的问题。(85)因此,虽然《新教伦理》反复提及加尔文宗与路德宗在政治倾向上的根本分歧,并把二者“最重要的差异”归结为政治条件的结果,但韦伯更多着眼于这一分歧对于信徒伦理实践产生的决定性影响:路德宗强调对当局的服从,其职业观很难摆脱传统主义的束缚,这一保守倾向,在路德本人担负教会的政治责任,成为一名“现实政治人物”(realpolitischer)后日趋明显。而新教诸派拒绝现世权威的“非政治”倾向也促使新教人士转向实业,成为专业人士(Fachmenschentum),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也部分解释了新教信仰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亲合性。而受路德宗的影响,德国虔敬派在生活践行方面的理性化程度则不如加尔文宗一贯和强烈,具有浓厚的家父长制倾向,因此更适合培养“忠于职守的”官员,而非市民的资本主义企业家。(86)对于涉及政治的讨论中超出伦理理性化方面的地方,修订时作了明显的“排除”。(87)

  

   但在1905年,新教教派的“社会”或“政治”性质,与《新教伦理》的核心主题之间究竟在理论上处于什么关系,仍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这一点尤其能从韦伯的一处修订中看出来。韦伯在初版中指出,新教教派对待政治——特别是权威——的立场,在新教诸派中赋予职业生活以一种独特的性格,而“这对于资本主义精神诸多重要侧面的展开具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当我们接下来处理新教禁欲主义的社会伦理时就会看到”(88)。初版中预告的对社会伦理的广泛分析,在修订时被韦伯大大收缩了,甚至可以说完全倒转了:“我们接下来将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但只是在尽可能不涉及新教禁欲整体政治和社会伦理的情况下。”(89)韦伯现在非常清楚,收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的《新教伦理》,其研究主题与《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相比,并不涉及“整体政治和社会伦理”。

  

   这处重要的修订,可以很好地总结我们对韦伯《新教伦理》文本修订的初步研究。尽管《新教伦理》广泛涉及了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在分析上并不能简单等同于韦伯日后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的支配社会学,在概念上也尚未被纳入《经济、诸社会秩序与权力》中用来把握各种社会团体发展的“支配”框架。韦伯在1919年修订《新教伦理》时通过对上下文关联的“排除”与“添加”,明确了这一研究的核心主题,也排除了通常处理“政治”与“社会”的思路与这一核心主题的研究关联。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这一新的研究主题中,“理性主义的类型学与社会学”在拓展《新教伦理》的核心主题时,为什么会与“支配”问题有如此密切的概念关联。

  

三、从伦理理性化到支配社会学:政治的重新理解


   在《新教伦理》初版的一条长注中,韦伯勾勒了现代西方宽容思想历史发展的主要源头。在列举了诸洗礼教派出于积极的宗教理由主张无条件的宗教宽容之后,韦伯在整个讨论的结尾处指出:

  

   宽容与现代的“自由”观念本身没什么不同:人应该无条件听命于神自身的意志,人只应对神及其律法如此,而所有人的权威都颠倒了这一价值,是“被造物神化”,应予抛弃。这一原则的宗教根基(其最鲜明的形式可以在贵格派中看到,在所有其他禁欲教派中也可以发现较为温和的形式),从积极的宗教动机引发“与权威为敌”的倾向,在历史上决定性地构成了清教诸国“自由”的“心理学”基础。无论人们如何高估“启蒙”的历史意义,它的自由理想欠缺这种积极的推动力作为基础,以确保其持存。而正是这种推动力赋予了格拉斯通的政治作品以其“建构”性。有关“良心自由”出现的历史及政治意涵,参见耶里内克对“人权宣言”的著名研究。我本人也受益此书,它启发我再次着手进行清教的研究。(90)

  

   这段提纲挈领的论述相当重要,它隐约地提示了对现代政治自由兴起的一个“新教伦理”式的解释。但遗憾的是,《新教伦理》的读者很少有机会读到这段话,因为在修订《新教伦理》时,韦伯将这段论述删得一干二净。韦伯为什么要放弃这一现代政治的新教伦理命题呢?(91)

  

   《新教伦理》在处理加尔文宗及新教各派时,一再强调在原则上拒弃“被造物神化”对于理解其成员伦理实践的“根本重要性”。而对“被造物神化”的拒弃,带来的“与权威为敌”的普遍倾向,既具有解除传统主义的伦理束缚、“反抗传统权威”的否定意涵,也意味着某种积极的宗教动机或推动力,这构成了一种“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原则”(unpolitische oder geradezu antipolitische Grunds?tze)。(92)

  

   当然,在韦伯看来,新教诸派的伦理原则的出发点首先是“非政治的”,其伦理要求与权威的潜在敌对关系源于“与现世断绝而导致的宗教义务”(aus der Abscheidung der Welt folgende religi?se Pflicht)。(93)然而,新教伦理原则的“非政治性”原则,与韦伯后来在亚洲宗教中发现的“非社会与非政治的性格”不同,不是出离现世的空无(94),相反,是对信众的此世生活进行完全的伦理管控,这就与封建性的或传统主义的社会秩序存在根本的紧张。正是这种伦理特性,引起天主教与路德宗共同的憎恶,将加尔文宗视为生活秩序上的对手。(95)从伦理风格或生活秩序的根本冲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韦伯对英国17世纪围绕《游艺条例》(Book of Sports)展开的斗争的分析。根据韦伯的分析,国王在这方面的立法努力,就是为了干扰清教徒“秩序井然的生活践行”,从而“破坏其反权威的,因而也对于国家是危险的禁欲倾向”。(96)总的来说,韦伯在《新教伦理》中主要是在这一伦理意义上断言,“禁欲的纯正形态就是与权威为敌(autorit?tsfeindlich)”(97)。从伦理角度看,“与权威为敌”不过是新教生活践行中“与世界为敌”(Weltfremdheit)特性的体现罢了。(98)

  

   但早在1905年,韦伯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被社会包容的“非政治”阶层的伦理原则,隐含了更为深刻的“反政治”倾向。新教诸派的伦理原则,不仅意味着政治秩序内中个体对政治事务的疏离,以及教团在国家秩序与社会规范之外自主规制内部生活实践的努力,它还意味着,教团内部受强烈宗教动机塑造的伦理实践,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否则加尔文宗不可能在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的同时,又能具备“社会组织方面无可置疑的优势”。(99)无论官方的天主教会,还是英格兰圣公会,以及英国王室,对于禁欲道德的高度怀疑,无疑是因为他们的“否定权威”不仅体现在私人的经济经营中,还体现在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集会结社倾向(Konventikelbildung)上。(100)正因为韦伯在《新教伦理》除了关注新教伦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意义,也相当关注其相应的政治后果,结合上述引文有关政治宽容问题的论述,有的学者主张,《新教伦理》包含了某种亲(英国)辉格党的现代政治解释。(101)

  

   但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与耶里内克对《人权宣言》的宪法史研究不同(102),韦伯对这一主题的处理从一开始就与《新教伦理》关心的生活践行的伦理理性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指向了一个相当不同的思考方向,而正是这一方向构成了韦伯日后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将支配社会学与“理性主义的类型学和社会学”联接起来的关键思想动力。《新教伦理》中隐含的并不是一本《清教徒的革命》。(103)

  

众所周知,《新教伦理》的主题是研究理性生活践行的伦理驱动力,也就是特定的宗教信仰“对真实的伦理举动产生的实践心理动机”(104)。但这种“精神驱动力”(geistige Triebkraft),或者说,“心理驱动力”(psychologischeAntriebe)(105),固然借助了宗教信仰引发的“心理上起作用的救赎激励”(106),但主要还是一种“心理强制”,即需要运用各种惩戒性的纪律手段对人的各种本能冲动、自然快乐、情感和欲望进行强制或抑制。(107)通过漫长的教育,借助系统的训练和严格的纪律,使用这种韦伯所谓的“克服人的自然状态的有效手段”,使人始终以警醒冷静的姿态防范日常生活因其日常性而时时会陷入的非理性的麻木、松懈和妥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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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思想史》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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