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刘洋:“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发展经验研究方法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6 次 更新时间:2020-06-09 08: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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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刘洋  
是一定程度社会不公的重要来源。这里非正规经济所指包括农民工、下岗工人等总数达到6.64亿的从业人员,占全国7.80亿从业人员总数的足足85%(这里算上务农农户),而法律往往只保护那些正规经济从业人员,对这些占据绝大多数的非正规经济从业人员,少有甚至没有劳动法规保护。55通过对劳动法规演变的梳理,黄宗智指出当前中国真正的劳动人民既不是经典左派设想的城镇工业“无产阶级”,也不是经典新自由主义所想象的已被整合纳入统一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民,恰是那些占据人口大多数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这部分群体亟需劳动法规重视和保护。56他还依据扎实的诉讼档案证明,当前这一群体多是通过迅速扩展的“劳务派遣”方式在城市工作,而法律是通过区别“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来割开合同签订与管理实施、劳动者的“人”与其所作的“工”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新型的劳务派遣关系中两者是分开的,即与工人签订合同的是中介性的劳务派遣公司,而实际上管理工人的是企业本身,其结果是在法理和司法实践中留下了一个管理实施不受法律约束的“黑洞”,往往使企业免予承担相应的劳动关系义务。57他指出国家统计机构尚未真正正视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统计,部分原因是当前的主流经济(以及社会)理论的误导。58从其研究可以看到,地方政府权力与形式主义法律亦有可能紧密连接在一起,从而加剧问题的复杂性。

   黄宗智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同时注重社会公正而非单一强调经济指标增长。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增长采取多项措施,尤其是土地财政和招商引资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此过程中忽视社会公正则易导致一定程度的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在他看来,社会贫富分化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严重遏制内需,迫使中国经济继续依赖不可持续的出口来推动发展。59

   因此“实践社会科学”与形式主义理论的重要差异,在于是否真正从实践出发并正视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是否正视政府与市场间多重实质性复杂关系。新古典主义理论以线性式思维来看待中国实际,不会注意到中国变迁过程中的复杂实际和社会不公,因其认为市场化和私有化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未来社会趋于一元化。此种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普适化取向,否定历史多元性,形成一种泛市场化解释,忽略制约经济变迁的最基本社会事实。而在黄宗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土地-人口关系与市场等会形成复杂互动关系,为经济发展设置界限并最终影响经济变迁。60新古典主义理论不会注意到中国庞大的非正规经济从业人员,不会思考中国非正规经济的历史根源,而黄宗智在分析非正规经济与中国发展关系时贯穿着厚重的历史理性精神,从实践层面深刻揭示政府和市场形成如此复杂关系的历史根源,这与形式主义理论研究进路明显不同。

   黄宗智对二者结合的实践表现即中国非正规经济的根源的分析,紧密围着中国历史基本实际即土地-人口关系及其所展示的糊口农业经济下的生存逻辑而进行,从实践层面深刻揭示出政府和市场得以形成如此复杂关系的历史根源,而恰是此种区别于西方历史实际的行为逻辑的多元性,为构建具有主体性的解释理论提供了坚实基础。在对华北地区农业经济演变的经典研究中,黄宗智区别“家庭式农场”与“经营式农场”后发现,两种农场组织在劳动组织方面不同,但在亩产量层面基本一致,比较两者的生产率,发现其间差别主要是对人口压力反应不同。前者主要依赖家庭劳动力,无法根据需要解雇自家多余劳动力,在生存压力之下,对剩余劳动力不能充分使用无能为力,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远大于经营式农场,此种劳动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超边际报酬递减而逻辑上甚至可能为零的地步。系统检视和比较两种农场的历史演变后,他发现华北地区在近三个世纪的商品化和人口增长的两大趋势下,占总数绝对比例的家庭式农场所依赖的是“农业+手工业和打短工”。61其背后逻辑是糊口农业下生存逻辑的长期延续。纵然是传统中国最富裕的长三角地区,农民经济行为依然显示出同样逻辑。长三角地区的过密型增长并未采取在水稻栽培中进一步劳动密集化,因为它已经达到高产台阶,不能无限制提高,面对日益增长的土地-人口压力不得不寻求不同的出路,而日益转向劳动更为密集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和桑蚕,家庭经济必须同时依赖“种植业+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否则难以维系生存。即使是长江三角洲在近代仍然是长期徘徊于糊口水平,小农经济可在高度商品化的条件下持续,并支撑非常高水平的市场扩张。62而大规模非正规经济群体的经济行为所显示的仍然是糊口农业下的生存逻辑。实际上,无论是“农业+手工业和打短工”,“种植业+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还是当代“半工半耕”,皆说明了生存压力下单一依靠农业生产无法维持正常生活,当今中国乡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即是其主要例证,这些外流的劳动力构成了中国非正规经济群体的主体。63总之在他看来,正是此种糊口农业才是中国非正规经济的历史根源,生存逻辑下的半工半农身份的长期延续与斯密(Adam Smith)以及马克思(Karl Marx)所描述的西方经济变迁及其展示的行为逻辑皆明显不同。由此可见,黄宗智所追求的并非普适化理论构建,而是在对中国社会实际最基本事实的分析基础上,与各派理论对话,形成新的分析概念,以此推进对经验事实和理论的认知。中国历史实际以及基于实际的行为逻辑的多元性,则为构建具有主体性的解释理论提供了基础。

   可见黄宗智的研究乃是建立在深厚的历史分析的基础上,这也是其与法国社会理论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在学术特征上的不同。布迪厄根据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距离区分认识论中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前者不依赖于主体意志的客观规则(结构、法则、关系系统等)而处于绝对优先地位,布迪厄认为这实际上肯定了观察者的认知特权,因其并不考虑与作为客观化活动的条件和结果的原初经验相关的距离和外在性问题;后者则完全将本土经验和其本土表象决裂而纯粹关注规则和表象,将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距离绝对化,实际上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在对主体行为解释角度上,布迪厄既批判意志主义以目的论视角完全用意志(如预期利益、意向行动目标等)解释行为决定而拒绝考虑条件限制的做法,因为意志主义理论以理性决定为惟一依据来解释“理性行动者”的行为,特别是其偏好在时间中的恒定性和连贯性,也反对结构主义将历史与社会简化为“没有主体的过程”的做法,这等于用一个受制于某种自然史的过时法则机器人来代替意志主义的“有创造力的主体”,使意志完全机械式服从外在结构。因此,他指出以最严密的方式对尽可能多的事实做出解释的逻辑模型虽具有价值,然而若将逻辑模型当作实践活动的真正原理也就意味放弃真正原理,逻辑模型就会变得虚假和危险。64在布迪厄看来,正确的途径是探索实践的逻辑,因为实践逻辑更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包容性等特征,它既不完全合乎逻辑又不完全不合逻辑,既不完全受到控制又不完全是无意识的象征体系方面的本土经验。65以布迪厄为代表的实践理论对反思社会科学中形式主义理论提供了诸多启发,这里的关键正如秦亚青所指出的那样,“实践理论实际上是将知识分为表象性知识和背景性知识两类,前者导向理性行动,后者导向自发行动。由于行动在大部分时候和大部分情境中受到背景性知识引导,背景性知识才是行动的主要驱动和基本逻辑。因此,促成行动的基本要素不是理性,而是行动者的历史、经历、文化和实践。”66秦亚青指出,此种转向的意义不仅在于挑战了西方主流理论的理性主义假定,更重要的是为“他文化”语境中的社会理论创新开拓了合法性空间,因为背景知识强调行动者的实践经验,实践经验的多元本质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又指向了多元理论构建。67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布迪厄在自己的具体研究中并未能真正做到他所追求的理论主张,其研究缺乏对历史变迁的关注。

   与布迪厄明显不同,黄宗智的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其以宽阔的历史视野分析中国社会变迁,对当代中国发展经验的研究贯穿着历史理性精神。这样的历史视野首先是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因为近代中国的基本实际即是中西纠葛、彼此交杂,中西之间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单纯对社会的横切面进行观察,无法深入认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当代社会的复杂状态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中国大规模社会结构变迁反复累积的结果。黄宗智的研究特别关注表达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复杂关系,这同样与布迪厄不同,这对认识中国社会同样非常重要。此外,黄宗智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历史主体性意识,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等与西方存在诸多不同,这样的实际具有深刻的韧性,中国的未来并不必然如西方,中国问题的解决也应根植于中国社会实际,而不是简单西方化。此种差异所显示的其实是背后学术理念的不同,布迪厄仍是一个具有将理论普适化倾向的理论家,而黄宗智特别强调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符合真实的理论概括,无意于普适化理论构建,在他看来后者往往是违背真实的。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实践社会科学”强调依据实践对主流形式理论进行反思,然而这并非认为实践皆是合理的。黄宗智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研究贯穿着明显的道德理念,这就使得“实践社会科学”研究不仅是回顾性的,同时也具有前瞻性。与所谓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和形式主义逻辑基本将“去道德化”等同于“理性化”的理念明显不同,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学术研究中是否需要道德理念,而是如何将道德理念与求真结合在一起,并将其作为探寻学术真理的重要动力。68黄宗智的研究充满了对社会底层民众的道德关怀,希望其得到公正待遇,这也是他对这一问题持续探索的重要动力之一。他在研究中特别强调以儒家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康德(Immanuel Kant)的“实践理性”来反思实践,69以此连接实践与前瞻性分析以及对中国发展中社会公正问题的深刻关怀。说到底,我们应该正视和直面人类经济世界与自然世界的本质不同,正如黄宗智所指出的那样,人间世界充满主观性、多元性和偶然性,需要通过主观与客观、多元与单元、偶然与规律间的互动来理解。社会科学应拒绝形式主义的方法,从立足于经验证据之上的归纳出发,应用演绎逻辑从中导出可靠的推断与假说,再返回到经验世界中检验,这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其目的是形成在特定的经验条件下和限定范围内适用的理论与洞见,而非去试图构建普适与绝对的真理。70唯有如此,才能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和价值立场分歧,真正建立起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主体性的解释理论。

  

   五、结语

   二元对立思维显然并不会随着冷战结束而终结,然而在学术研究层面我们需要超越二元对立思维,从实践中提炼更加符合现实的理论。科尔奈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综合性研究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伴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西方流行理论思潮是单一强调西方价值,并将西方式线性理论扩展成为“普遍历史”意义的解释,科尔奈的理论中二元对立思维与其既往研究相比更加明晰和突出。与此类似的还有如德国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理论在西方学界的流行,其价值预设是以“市民社会”对抗“政治国家”。71几乎与此同时,黄宗智从方法论层面强有力地反思了二元对立思维对学术的影响。他指出从西方理论来看中国,实际存在着多种“悖论现象”,而正是这种各方并存的确实性对现有理论的因果观念形成强烈冲击力。72以黄宗智为主要代表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路径为我们构建具有主体性的解释理论提供了多重启发。

首先,经济实践对于理论构建有关键意义。这里的“实践”主要是相对于“理论”以及“制度”等而言的具体实践和制度具体运作。实践具有开放性,而理论由于强调逻辑自洽往往是封闭的,我们可以依据新的重要实践提出新的重要解释,逐渐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如此循环往复。实践又是确定的,我们在此种确定的事实基础上提出解释,可以减少价值立场层面的分歧,在相对有共识的层面提出理论主张,能够促进知识的实质增长。实践也是复杂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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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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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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