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刘洋:“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发展经验研究方法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6 次 更新时间:2020-06-09 08: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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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刘洋  

   这里仅以受科斯的理论影响较深的周其仁的研究为例,以此展示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中国发展经验时的基本思路。周其仁特别欣赏科斯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关注,这或许与他曾有“上山下乡”和长期乡村调查的实践经历有关。周其仁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降低了改革前高居不下的“体制成本”,从而在全球化中发挥出前文强调的“比较优势”,所以在他看来“体制成本”才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研究主要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主张在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至体制成本。他指出,所谓体制资本,是指经济运行所必须支付的一种成本,体制由一系列制度构成,在由社会强制执行的产权和合约的基础上运行,体制确立、运行和改变所耗费的资源就是体制成本,其性质和变化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42

   以周其仁对农村改革的基本分析为例,在他看来,改革前的体制成本极其高昂且效率低下,在农村变革过程中,关键在于降低体制成本。

   改革重新划定了集体经济产权的边界,使第一线当事人有权选用较低运行成本的合适体制,大幅度降低体制成本才打开了充分释放原本数量充裕的农业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阀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和城镇部门,构成中国高速增长的扎实基础。43

   归结起来,他认为中国发展关键在于体制成本降低:“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中国潜在生产成本优势才开始得到激发,中国出口才开始发力,世界才得以发现中国经济拥有惊人比较优势。”44可以看到,体制成本的概念一方面扩展了科斯的“交易成本”范围,另一方面又与林毅夫的“比较优势”论点连接并相互呼应。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实质上是将中国经济改革理解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变革,预设了政府权力从经济领域退出,降低了交易成本,带来了经济活力和经济发展。其理论分析的现实基础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中国农业领域的改革和私营企业的崛起。国家废除了原来的农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尊重和保护农民生产的自主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国农业领域变革的内在动力在于农民自身,而非依赖于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实质上是国家对农民自主性变革的合法性确认和推广。私人企业追求利益获得合法性,国家尊重和保障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国家权力从中退出,带来了社会领域的活力和自主性。二是国家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保障私人产权,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总之,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分析中国发展经验的过程中,特别强调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意义,其预设了国家权力从经济领域的退出带来了对私人权利的保护和社会活力。

   问题在于,在实际层面中国的产权变革从未采取如“休克疗法”那样的彻底私有化。仅就农业领域改革而言,巴里·诺顿曾指出:“土地制度并没有因此而变成私有产权制度,虽然土地由农户耕作,但正式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一个完全的农村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并不存在。”45这里的关键,实际是国家保留所有权,出让经营权。此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大规模招商引资以及改制后的国营企业均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关键不在于政府是否彻底从经济领域中完全退出,而应从实践层面正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思考如何实现二者良性互动,这就需要将目光聚焦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作用。

   (三)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激励机制与中国经济发展

   关于政府行为激励机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与中国经济实践紧密相关。在科尔奈的理论中这一问题实质上并未得到有效处理,其“预算软约束”概念未涉及政府内部激励机制问题。由于科尔奈关于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立场,他对这一问题也不可能有积极的分析。对政府行为激励机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关注,和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现实基础有关:一是中国县属企业的发展,二是财政包干制及其后的“分税制”改革,三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大规模兴起,这些皆不同于科尔奈的理论主要依据的东欧国家的经验。

   魏昂德(Andrew Walder)以及钱颖一等对政府行为激励机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扩展了科尔奈的“预算硬约束”概念的分析范围,将其引入政府行为分析中。魏昂德指出在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理论中,假定政府具有固定组织特征,实际上政府管辖范围差异很大,在中国庞大的公共部门中,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地方往往是所有权最明确、最容易执行的地方,预算约束越硬,越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这使官员能够以多元化方式管理公有制企业,这正如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司。46

   与此类似,钱颖一“中国式联邦主义”(federalism, Chinese style)观点依据的现实基础在于国家实行财政包干制(及其后的“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在财政和税收等诸方面的放权引起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直接限制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同时兼顾限制地方政府行为并提供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47而政府财政分权是转型的重要方面,并由此带来两种影响:地方政府在要素流动性下的财政竞争增加了救助的机会成本(“请愿效应”);货币集中化与财政分权引发利益冲突,从而可能加剧预算约束并减少通货膨胀(“制衡效应”)。48总之,他认为中央分权和地方政府经济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同样,周黎安的研究受到钱颖一等学者的深刻影响。他进一步解释了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争何以可能以及为何地方政府间会出现差距,丰富和扩展了关于地方政府行为激励机制的研究。周黎安的早期研究认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地方官员之间围绕着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是理解政府激励与增长的关键线索。49在新近研究中,周黎安用“官场+市场”来概括和解释中国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机制和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这一模式整合并发展了他之前提出的“政治锦标赛”和“行政发包制”理论,扩展了其师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的“比较制度分析”研究进路。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在地方官员之间围绕辖区经济发展的官场竞争嵌入不同辖区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而辖区企业参与的市场竞争又嵌入官场竞争的基本情境中展开。其“官场+市场”模式强调的是政企合作对经济发展的核心意义,任何一种良性有效的政企合作关系,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提供政府方面的政治激励、外部的市场约束以及必要的信息反馈和引导机制,中国“官场+市场”的增长模式在总体上提供了这三个关键条件。50在“官场+市场”解释模式中,周黎安不仅考虑了地区差异,更从广泛的全球史意义上突出此模式的主体性价值。

   周黎安的研究显示出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在基于经济实践的立场上尝试突破新古典主义理论单一强调市场的基本理念,其解释模式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尝试揭示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何以可能及其基本框架,这与黄宗智的“第三领域”理论具有实质契合性。在他看来,“政企的密切合作既不是简单的政府干预,也不是简单的市场调节,而是政府与市场之间交互作用的‘第三领域’,与黄宗智所强调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相映成趣,促成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合作效应,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打造了中国式解决方案。”51尤为重要的是,二者具体研究中所显示的学术理念一致性恰如黄宗智所提倡的那样,即“将西方理论置于其历史情境中辨析、与其对话和将其重构,来建立扎根于中国实际的新理论概括”。52虽然如此,周黎安的研究基本未考虑非正规经济和社会不公问题。

  

   四、“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发展经验研究

   黄宗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具体回应,主要从中国大规模非正规经济实践切入,不同于主流理论的认知,且深刻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的历史根源。其研究表明,在主流话语中被忽略的中国发展经验的关键恰在于政府与市场的连接,实践层面二者彼此共存,而非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所认为的非此即彼,因此需要正视的恰是实践层面二者并存及其实质性多重复杂关系,如此才能深入揭示中国发展的关键动力并反思社会贫富分化的根源。其研究进路主要处理的是经验与理论如何紧密连接,强调从最基本的经验事实出发,通过与重要理论对话构建解释理论,再回至实践中检验。经验与理论的连接既不是以理论比附经验事实,也不是以经验事实证实(或证伪)既有理论,而是关注最基本事实与重要理论间的“悖论”关系,依据经验事实决定对不同理论流派的取舍,在二者紧密连接中构建更加符合实际的解释概念。

   以此角度审视中国发展经验,黄宗智认为政府与市场的结合既是中国奇迹的关键动力,也是诸多问题的根源,彼此共存且来自同一根源。他在分析中国发展经验时,具有以下三个特征:悖论现象分析基础上的理论构建、现实问题分析背后宽阔的历史视野以及贯穿研究始终的对弱势群体的道德关怀。黄宗智的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从实践层面揭示政府与市场间多重复杂关系及影响,还在于其具有双重批判性:一方面以中国发展反思主流解释理论,另一方面以一定程度的社会贫富分化现象反思地方政府行为结果的复杂性。二者紧密相连,尝试“超越左右”。

   首先,政府行为介入经济并非必然导致经济低效率。主流解释理论单一强调市场协调的重要性,不会考虑政府行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黄宗智指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解主要来自新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化的私有公司以及相关法律所起的作用;魏昂德和钱颖一等则指出地方政府,尤其是其乡村企业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两种分析都不能解释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经验,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变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为外来企业提供大力支持。53与此相关的是主流理论坚持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不会正视国营公司在经济发展中的位置。黄宗智以扎实的经验证据证明了本世纪头十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改制为盈利性国有企业,在中国GDP快速增长中起到了积极作用。54

   可以看到,“实践社会科学”分析的关键在于以实践中政府与市场并存及其实质性多重复杂关系作为理论构建基本依据,通过对中国发展中悖论现象的分析以构建具有主体性的解释理论。在新古典主义理论话语中,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政府应从市场中全面退出,如此才能保护市场交易主体权利和促进经济发展,更进一步将“私有化”或“市场化”等同于“发展”而构建出普适化线性因果联系,这几乎成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紧密结合,取得了瞩目的经济成就,这与西方主流理论形成了明显的悖论关系。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应该如自然科学那样,以精密化数学公式和数量模型研究市场和生产力,排除对政府权力以及生产关系的分析,当然也一并排除道德关怀。在其理论话语中,实际上将对生产关系的分析视为意识形态构建而非学术研究。若从此角度而言,“实践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启发我们以经济实践作为理论构建依据,正视政府与市场存在多重复杂关系,而非从既定主流理论预设出发,以此构建真正具有主体性的理论。

   因此,从分析起点上,黄宗智的研究恰是从实践中政府与市场并存出发,这与新古典主义理论单一强调市场不同,二者结合的主要表现就是中国大规模非正规经济实践。这被主流话语忽略,然而在中国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又是社会贫富分化的根源。这里形成同样的悖论关系,即中国发展的关键与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紧密连接,而新古典主义理论否定二者间存在多重复杂关系,无法有效回应这样的悖论关系,对社会公正实现于事无补。黄宗智的研究从中国非正规经济实践切入,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同时,亦蕴含着对中国底层民众境遇的道德关怀。

其批判性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其研究同时指出,地方政府在庞大的非正规经济中有意无意地绕过劳动法规,而非经典左派批判的市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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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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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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