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金民:晚明东林人士的经济主张及其社会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 次 更新时间:2020-05-23 09: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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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  
至矣极矣”, 又献计献策, 提醒周孔教任用至公之人, 审定灾户, 给散赈粮, 甚至说, “今杜监部实司马耳目, 不可不使之与台台同心, 密有揭报, 刘税监实内庭耳目, 不可不使之自为税计, 预报灾伤”47。后来南京守备太监刘朝用果然向神宗奏报, 请求大行赈济, 而且获得旨准48。周孔教还大力支持常熟知县耿橘的治水事业。耿橘在地方财力极为拮据的情形下, 仍然修浚了白茆塘以下的4条干河和200余条支河中的一半, 确保太湖出水道之一的畅通。耿橘在治水过程中, 结合农田建设, 成功地运用了业户出食出资、佃户出力出工、官民共同负担的治河规范。这些措置, 都是得到周孔教的首肯和支持的。可见东林人士无论在位在野, 都存为国为民有所作为之心, 而且为了达到目的, 几乎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

   周起元的治水努力更为突出。天启三年四月, 周起元上任不到半年, 松江地震, 他即上疏, 主张大兴水利, 说:“京边仓盈庾亿皆取给江南, 此中预防水涝, 惟水利最急。乃浚筑之政数年不举, 皆由迩来搜刮太尽, 有司工作无从措办。万一流行及于昏垫, 愆降爽乎月离, 则匮乏之害, 岂独一郡一邑受之。此臣之所大虑也。”49明廷只顾搜刮而不愿投入, 周起元水灾的警告和兴修水利的主张没有引起朝廷足够的重视。天启四年上半年, 暴雨连旬, 终于酿成特大水灾。洪水到处, “堤岸溃裂, 江湖泛滥, 百川逆流, 浩淼无涯, 高下尽淹, 祈祷不应, 城垣坍圮, 屋庐漂没”, 连巡抚衙署也被淹50。苏松常镇四府, “大都无郡不灾, 无邑不灾, 或川腾谷沸, 人畜蔽溪而下;或城圮屋漂, 男妇巢树而居;或厅署泛汪洋之浸;或圩堰泻澎湃之波;或舟筏捞人于城郭;或杖钵呻饥于道傍”51, 一片汪洋, 惨不忍睹。

   这次水灾, 持续时间长, 水患连月不退, 受害面广达太湖流域, 兼及应天、徽州等府, 损失惨重, 不但夏麦浥烂, 而且秋收无望, 人畜死亡、屋庐漂没不计其数。身为巡抚的周起元忧心如焚。水灾发生前一年, 他刊发赋税征收印信由单, 蠲免长洲县逋欠钱粮, 奏请减征嘉定县棉布, 深得民心。当水肆虐之时, 他抱病跋涉于波涛之中, 下令各州县长吏迅速亲往灾区巡行, 动员各地百姓奋力抗灾, “家咻户噢, 水可疏者决渠以杀之, 堤可筑者捧土以掬之”52, 要求各地随时注视水情, 勘测水量。又打开官仓, 发放仓粮, 赈救那些漂庐沉灶、颠连无告者。同时令富户捐资, 借贷贫佃, 以便贫民能够饱食, 竭力排水。动用库贮, 积谷买米, 不平价, 不遏籴, 以招徕商贾。禁抢夺, 禁勒借, 以安定社会秩序。洪水稍退, 周起元又为民请命, 恳请朝廷派官赈灾和准留地方关税等银赈饥, 并按灾情轻重量行折征, 以减轻灾民负担。经如此一番措置, 灾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 并未酿成大故, 生产渐次恢复。

   特大水灾的侵袭, 人民再次横罹厄难, 更坚定了周起元治水的决心。当洪水尚未完全消退, 周起元即于当年六月上疏, 再次提出兴修水利。他在疏中指出:“今年巨浸暴涨弥漫千里者, 水之为害也;雨后停蓄经旬不消者, 水利不修之为害也。若今日又因循不治, 则东南水患日甚一日, 而国赋与民生两受其累矣。”他提出大浚吴淞江, 请求朝廷像当年海瑞治水时一样拨银六七万两, 地方自筹五万两, 让“各乡饥民尽赴工作, 计丈定工, 计人授糈, 计日给值”, 说如能实行, “所全活必无量, 而水利亦兴, 后虽有霖涝, 不至伤稼”。这是北宋范仲淹以工代赈之成法, 寓治水于赈灾之中, 是解决灾后赈饥和治水一举两得的有效办法。至于开浚之法, 周起元认为, “惟在寻其故道, 浅者深之, 窄者广之, 应闸者闸, 应堰者堰, 应石者石。豪民有于淤地之傍垦成业者, 如不大妨河心, 宁稍缩其河面以存之, 期于水通而止。但不许一二奸猾占淤塞为私业者嘱堪舆播为风水之说, 以阴行阻挠” (1) 。周起元力图沿用海瑞等治水成法, 务从实际出发, 因势利导, 既裨实用, 又不虚费钱粮, 既不大事更张, 又不许豪强任意侵占水面, 妨碍行水。这种做法, 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 治水之举也迫在眉睫。只是由于当时朝政日非, 朝廷内困于全国各地水旱频仍, 外扰于辽东边事的屡屡告急, 对周起元的治水主张根本不予理睬, 江南水利终至日废一日。崇祯十三年 (1640) , 又一场特大水灾, 吞噬了江南无数生灵, 就是未曾采纳周起元主张而听任水利荒废的恶果。

   综上所述, 东林人士巡抚江南期间, 他们吃准发展江南经济的最根本问题是兴修水利, 但并不是像有人所说的要改变照规矩向富户摊派救济物资或由政府减免钱粮的老办法, 而是水灾面前忧心忡忡, 日思预防之策, 上疏力主治水;水灾来临, 又竭尽全力日夜带领僚属赈济灾苦, 组织百姓抗洪救灾;水灾过后, 又奏请改折发赈, 大兴水利, 希望通过国家、地方和百姓三方的力量, 重建家园, 恢复生产, 谋一方永利。大灾之年, 如此作为, 可谓上不负社稷, 下不愧黎民。在朝政日趋黑暗, 官多疏于民事的明末, 其所言所行, 尤属难能可贵, 典型地体现了他们力图撑持危局的气魄和精神。他们的施政行事, 也是得到百姓拥护的。对这样的东林人士, 就决不能说他们“对残破的经济一筹莫展”, “当政后无所作为”。东林人士的设想容或没有实现, 建议容或没有被采纳, 应该与明后期很少临朝听政的万历皇帝、被太监魏忠贤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天启帝以及黑暗的朝政和难逃覆亡命运的明朝廷很有关系, 不能不加具体分析而动辄归咎于东林人士, 不想为和未能为完全是两回事。

  

   五

   东林人士作为一个士人群体, 自然鱼龙混杂, 良莠不齐。明末清初的人, 包括东林遗孤和东林后人, 痛定思痛, 对东林人士即有所批评指陈。如夏允彝说东林与非东林一样, “疑其为异也, 必操戈攻之”, “异己者虽清必驱除, 附己者虽秽……悉多容纳”, “东林中亦多败类, 攻东林者间亦有清操独立之人”53;吴暄山所谓“南党固多小人, 东林岂尽君子”54;清初《明史》撰稿者朱彝尊所谓“究之东林多君子, 而不皆君子, 异乎东林者亦不皆小人”55。诸如此类, 持论为人习见。然则夏允彝还有话:“东林之始焉为领袖者, 顾宪成、邹元标诸贤, 继为杨涟、左光斗, 又继为文震孟、姚希孟, 最后则为张溥、马世奇诸君子, 其文章气节实多倾动一时也。……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56东林不皆君子, 但毕竟多君子, 异乎东林者不皆小人, 但毕竟多小人。如果我们硬要对晚明人物群体分类贴标签, 东林的人品风节, 总体而言, 优于非东林之类及阉党人物, 殆可断言。我们评价东林与非东林各色人群, 似乎应将其领袖人物、主体骨干与一般人员分开, 前期和后期分开, 群体与个别分开。如果各打五十大板, 不分早期晚期, 不分主要骨干还是附丽之徒, 恐怕无益于真正认识晚明社会。

  

   注释

   1 刘志琴:《论东林党的兴亡》, 《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朱子彦、陈生民:《朋党政治研究》,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第244~245页。

   2 李焯然:《论东林党争与晚明政治》,氏著《明史散论》, 台北:允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7年, 第177页。

   3 苗棣:《魏忠贤专权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第114页、115页。

   4 阳正伟:《“小人”的轨迹:“阉党”与晚明政治》,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第117页、266页。

   5 夏允彝:《幸存录》卷中《门户大略》,《续修四库全书》第440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2003年, 第533页、536页。

   6 (1) 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 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 第32页。

   7 (2) 谢肇淛:《五杂组》卷3《地部一》,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 第50页。

   8 (3) 叶永盛:《玉城奏疏·差珰播虐乞诛首祸疏》, 《丛书集成初编》第911册, 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35-1937年, 第8页。

   9 (4) 崇祯《吴县志》卷11《祥异》,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6册, 上海:上海书店, 1990年, 第79页。

   10 (5) 《明神宗实录》卷361, 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 总第6741页。

   11 (6) 冯琦:《为灾旱异常备陈民间疾苦恳乞圣明亟图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 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440,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1962年, 第4818页。

   12 (7) 《明神宗实录》卷361, 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总第6741~6742页。

   13 (8) 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10《寿仰西雷君七十序》,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8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7年, 第255页。

   14 (9) 李应升:《落落斋遗集》卷8《上巡道朱寰同》其二、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0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影印本, 1999年, 第271页。

   15 (10)高攀龙:《高子遗书》卷7《罢商税揭》,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2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 第461页。

   16 (1) 华允诚编:《高忠宪公年谱》, 天启二年,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4册,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年, 第384页。

   17 (2)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8下《答陈石湖令公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2册, 第518页。

   18 (3)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7《申严宪约责成州县疏》,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2册, 第458页。

   19 (4)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4《柬浒墅榷关使者》,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2册, 第39页。

   20 (5)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8下《与赵肖鹤》,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2册, 第514页。

   21 (6)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4“揭帖”条,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年, 第322~324页。

   22 (1)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4“均田”条, 第321页。

   23 (2) 民国《南浔志》卷18《人物一·朱国祯》, 第16页;道光《南浔镇志》卷6《选举志·仕宦》, 第4页。

   24 (3)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4“曾有庵赠文”、“客问”条, 第327页、325页。

   25 (4) 邹漪:《启祯野乘》卷3《丁尚宝传》, 《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0册, 第380页。

   26 (5) 叶向高:《苍霞草》卷16《明工部都水司郎中二岑茅公墓志铭》,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4册, 第439页。

   27 (6)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8上《答朱平涵》,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2册, 第486页。

   28 (7)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1《备参上》“官兑官运略”条, 第4页, 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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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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