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金民:晚明东林人士的经济主张及其社会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 次 更新时间:2020-05-23 09: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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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  

   均田均役是一场起自嘉靖年间、完成于清代康熙初年延续了一百余年的赋役改革运动, 触动和损害了豪绅巨室的利益, 改变了徭役严重不均偏累小民的局面, 也确保了赋税的足额征收。这表明到了东林人士所处的明代后期, 江南赋役严重不均的现象更为突出, 赋役制度的严重缺陷更加暴露出来, 也表明嘉靖、万历之际江南赋役改革的不彻底。清人将均田均役和官收官兑官运一起称为“本朝第一善政”27, 可见役法改革的重要性。这场损富益贫的改革运动, 却正是东林人士承先启后的。东林人士在赋役改革上的主张及实践, 正是前此赋役改革的继续和发展, 又对清初均田均役的进一步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役法改革的倡议者和带头者朱国祯、丁元荐等人, 也属缙绅上户, 改革也会损害他们的利益。然而为了下层百姓的利益, 也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苟有益于细民, 当无辞于大僇”28, 即使身家性命受到威胁也在所不惜。他们敢冒风险, 不计得失, 表现出少有的大度和难能可贵的精神。东林人士不但绝不反对利国利民的改革, 而且往往倡导和率先实施改革, 说他们“反对改革”, 完全主张“贫不累富”是有失偏颇的。

   江南地方不但赋重役繁, 而且落后的实物解运方式, 更加重了广大交纳人户和解运者的实际负担。江南实物解运为数最为繁重, 多达160万余石, 占全国总数的40%以上, 其中的白粮30万石也是由苏松常嘉湖五府提供的, 而且还从苏松常三府征集各种布匹31万余匹, 从江南各府征集数量庞大的丝绢绸缎, 宫殿所用“金砖”派自南直隶七府但烧造于苏州一地, 还有其他各种地方特产。这些实物, 验解有费, 关津有费, 验收有费, 不但征集数量远超定额, 而且解运的实际负担十分沉重, 承担者多致倾家荡产。这是长期困扰江南人民的一大重负。东林人士目睹现状, 主张不减低征解数额, 但将征解方式改为民办官解。对田赋税粮特别是漕粮, 东林人士主张改本色为折色, 或加大折色比重。高攀龙在致户部尚书的信中提出, 白粳、糙粳、绿豆和稻草等项南粮, 一律改征本色为折色, 说这样一来, 去除了“江南一大弊薮”, “但省民间之浮费, 不亏国家之正额”, 是一项“无损于国而有益于民”的仁政。当水灾减收之年, 高攀龙再次呼吁, 照受灾轻重情形征收折色银两29。天启四年 (1624) , 太湖流域遭受特大水灾, 《东林点将录》列为“地刑星菜园子”的时任应天巡抚周起元也上奏要求灾区漕粮、白粮及其耗粮改折银两征收, 视灾情轻重或全折, 或量折。后来户部允准的折征比例虽然要比所求低得多, 但折征毕竟部分地得以实施。对于“足以破民家而杀其身”的棉布、朱漆、皇砖、胖袄等实物征解, 高攀龙主张一律变民办民解为“民办物, 官为解, 民厚出解纲给之, 使解官有利无害”, “民出钱以饩官, 官出力以惠民, 官民两利”30。如果付诸实施, 办解者的实际负担是会大为减轻的。当无锡县将征解的胖袄改为官解后, 高攀龙欢欣鼓舞, 致信县令, 称颂为“百年疾苦一朝去之”31。

   东林人士这些改征折色或改民解为官解的主张, 应该说是切合实际、可付实施的。当时解官实际上往往携银至京贱籴官米上纳, 说明折征势在必行。实行折征其实也是宣德、正统年间应天巡抚周忱行之有效的老办法, 国家不会有实际损失, 地方不会增加任何负担, 而民间却减去了大量无形的负担, 于国无损, 于民颇沾实惠。这充分体现了东林人士了解地方民情, 不拘成法, 于地方经济务实而又灵活的一面。明清时代江南为数庞大的漕粮和名目繁多的土贡的解运, 都经历了明代的民办民解到清初的民办官解而官办官解的变化。如漕粮, 民间输解入仓, 逾湖涉江, 动经岁月, 运费数倍于正粮, “有二三石纳一石者, 有四五石纳一石者”32, 大约交一石漕粮, 实际负担在三四石之谱。后来虽由官方兑运, 但官方征粮, “正税一石, 而征八石有奇”33。正是因为民解的实质还未改变, 贪官黠吏才能大行其奸。清代顺治、康熙之际, 江南各地改行官收官兑官运, 每漕粮百石, 仅加收耗米五石、银十两, 谓之“五米十银”, 纳粮人的实际负担大为减轻。号称“天庭玉粒”的白粮, 清代降为每年十几万石, 但大抵以八石的代价运米一石, “充是役者无不破家”, 清代顺治年间改为官运, “民如脱水火而解倒悬” (5) 。民间贡物由民办民解到官收官兑, 总额丝毫未减, 而交纳者实际负担大为减少。这种变化, 正是东林人士在明后期所极力提倡、力行实践的, 显示了东林人士在这一事关民众切身利益问题上的真知灼见和身体力行。

  

   三

   江南是全国最为重要的丝织生产基地。色彩斑斓的缎匹, 既造福于江南, 也贻害于江南。生活日趋奢靡的皇帝和应用量的激增, 促使明廷在额定数量之外, 不断加派, 数量日多, 品种日复, 花色日新, 到天启年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34。其时的督织太监如鲁保等人也最为穷凶极恶,贪得无厌。出任应天巡抚的东林人士如万历后期的周孔教、天启初年的周起元, 尽量维护丝织生产者和地方的利益, 始终不停地上疏要求撤回织造太监, 裁减缎品加派数量, 而当织监滥施淫威时, 又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严格核定缎品数量及其工价, 一次次上疏揭露织监减发甚至不发织造钱粮的婪索苛求恶劣行径。

   宦官原来只是督造上用缎品, 万历三十一年织监鲁保为图私利始行兼管原由地方官督造的岁造。当时朝野官员一致反对, 领织机户闻风而逃, 于是鲁保“既欲解银, 又欲解机户”, 一心扩大织局局织规模。当这种企图失败后, 鲁保又要各府解银到局, 而缎匹仍归各府自织。很明显, 这是中饱私囊的卑劣伎俩, 到头来必然是机户遭殃, 地方得咎。巡抚周孔教当即反对这种“放银者而不问织造之事, 织造者而不知给价之事”的荒唐做法, 主张“如解银赴监, 则织务全归鲁保”, 而“异日段成之精否, 解进之收否, 该监独操其权, 独任其责, 而有司不与焉”, 但“如不解银赴监, 则督织仍属有司”35。显然这种做法合情合理。由于周孔教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鲁保的阴谋未能得逞。为了呼吁减少加派缎匹数量, 放宽缎匹织解时限, 停织花费日多的妆花彩缎, 抵制鲁保的恣意妄为, 周孔教前后五次上疏, 尽量维护了地方百姓和丝织机户的利益。

   天启年间, 太监李实督织苏杭缎匹, 其做法较之万历后期的鲁保更为恶劣, “参铺商, 参机户, 参驿递, 参有司, 广行朘削, 万民怨嗟”36, 不择手段搜刮地方财富, 大肆吸噬机户膏血。李实兼督缎匹的岁造改造后, 侵权抚按, 勒令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应天、徽州和宁国等处机户到杭州领织并交出成货, 广大机户往返费时耗银, 苦不堪言, 只得“闭门逃躲, 不行机织” (1) 。李实又虚报派织数量, 浮开价值, 奏增袍船, 报多解少, 挖空心思中饱钱粮, 更放纵参随奸棍恣意勒索诈取钱财, “诸蠹钻差, 四出大肆骚扰”, 引得各地匠役纷纷向地方官府告苦。李实督织最为穷凶极恶和不得人心的是佥派殷实富户承担派织任务。江南地方织造, 官营织造者有局籍, 官局需要佥派人户时, 例由督织太监牌行地方有司, 转行局官, 依据局籍, 勾补匠役, 局匠就需进局应织。相反, 民匠只在派织任务过大, 官局仅凭局匠无法完织而采用领织时, 才愿就近领织。否则, “稍有不公, 众匠得而哗之”37。然而李实竟敢违背成法, 敢冒不韪, “开密访之门, 捉民机为匠”38, 而且在佥派过程中不分是民是匠, 只要是殷实富户便一概着籍,“势不至概松江殷实之家而尽匠焉不止……惟其以殷实故, 是以不匠而匠”39。这对广大机户百姓是噩耗, 对奸棍参随是福音。

   面对李实的胡作非为, 周起元前后五次上疏, 纠劾李实, 以尽量维护地方官府的尊严和百姓机户的利益。针对李实侵权抚按, 插手岁造改造, 佥派殷实富户为匠, 周起元援引旧例, 重申有司督织是制度规定, 有“随府可验可解”之便, 坚决主张循行旧制, “报以局官, 审以府佐, 酌其户籍, 定其去留”, 以收回地方官督造岁造改造缎匹之权, 揭露李实兼督岁改后, “凭参随为线索, 视有司为水火, 埋暗地之钩钜, 张弥天之网罗, 借丝纶以明徙木之威, 枉万乘而遂弹雀之谋”的劣迹。李实假借圣旨多派缎匹, 周起元明确指出, 江南织造袍缎、岁造和改造, “此三役者, 即江南之所出而还以竭江南者”, 要求斟酌额定数量, 按照万历年间旧例, 再行减派。李实多报少解, 周起元为塞漏卮, 主张实解实销, 派织数与实解数相符, 并核定价值, 开价与销价相符, 以去李实作假之弊。李实将羡余银视为己有, 周起元指出它“既不在民, 又不在官, 徒饱奸胥之腹而已”40。李实在条编之外征银, 周起元则在定额条编内取用,而决不肯“以一时之因循贻苏松无穷之累”41。总之, 在皇帝私欲和国家财政两者之间, 周起元选择后者;在织监私利与人民利益两者之间, 周起元选择后者。在有关地方经济和百姓利益问题上, 周起元决不向织监李实让步。

   鲁保和李实是明代督织江南缎匹的太监中最无耻者, 东林人士周孔教和周起元则是江南地方官中少见的体恤民情者, 前者搜刮朘削民脂不择手段, 后者轸念百姓民生不遗余力。正是东林人士的坚决斗争, 有力地打击了织造太监的嚣张气焰, 极大地约束了织造太监的虐行, 较好地维护了江南人民及广大丝织生产者的利益, 使“珰不得狼噬吴门半武”42。江南人民得以生存, 丝织机户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东林人士的捍卫维护之功不容抹杀。

  

   四

   东林人士周孔教和周起元担任应天巡抚的万历、天启年间, 又是江南水灾空前严重的时期。水利为江南经济的命脉, 水利兴则农业丰收, 百姓安康, 水利废则水灾为虐, 民受其害, 不得聊生。兴修江南水利的关键是解决好太湖出水。宣泄太湖之水有三条大川, 东出松江、嘉定为吴淞江, 东北出昆山、太仓为刘家河, 更东北出长洲、常熟为白茆河。这三条大川, 若水势稍缓, 泥沙淤积, 河身日高, 久而成陆, “一遇天雨连绵, 出泄不及, 则田与江河涨成一壑, 而患始不可拯矣”43。如果长期水利不修, 经河既湮, 支流亦将淤塞, 沿河农田必然深受影响, 整个苏松常嘉湖五府皆受其害,因此明廷及江南地方政府曾不断兴修。成绩较为显著的有永乐初年的夏原吉, 正统间的周忱, 天顺初的崔恭, 弘治间的徐贾, 正德、嘉靖年间的李充嗣, 隆庆时的海瑞等人。然而自海瑞大力整治后, 江南水利工程再无大的兴作, 以致“小有水灾, 低田辄淹没, 直、浙数郡皆受其患, 如长洲、吴江、常熟、昆、嘉、上、青、无、宜等邑之间, 荒田数万顷”44, 农业经济长期很不景气, 赋税拖欠日益严重。

东林人士深知水利对于江南经济的重要。万历三十六年, 江南遭遇明代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水灾, 自三月底开始, 50余日间大雨昼夜不息, 自南京以至苏松常镇诸府, 不少地方皆被淹没, “城市乡村水深数丈, 庐室漂没殆尽, 数百里无复烟火”45。赋税最重之地苏州尤为严重, “属县太仓、嘉定傍刘河者, 犹稍有干土, 而长、吴、昆、常尤甚, 则皆白茅塘湮塞之故也”46。时任巡抚的周孔教, 一面率领僚属抗洪救灾, 安抚地方, 处理善后, 一面接连上了三疏, 恳请朝廷加大蠲免钱粮和赈济灾民的力度, 以使江南人民度过灾年, 恢复生产。水灾过后, 周孔教又精心擘画治水事宜, 接连发布《禁泥头包揽公移》《修筑圩岸公移》《浚筑河圩公移》等, 具体落实各项水利措施。居乡的东林人士姚希孟也上疏条奏地方利弊, 主张大力治水。赋闲在家的高攀龙更是寝食不安, 致书周孔教, 赞扬他抗灾救灾的得力措施, 说“三吴不幸横罹水害, 是乃气数适穷, 然大幸台台当路……惟台台为民请蠲请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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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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