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今:中国阐释学理论资源整理及现代性转换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20-05-14 08: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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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今  
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既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即在哲学命题中它讨论的是主客体关系,王阳明试图纠正友人的“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的客观唯物主义观念,他的“天下无心外之物”把心外的这个“物”搁置起来,存而不论,并不是彻底的“无”。在阐释学中,它又是一个现象学问题。意义的构成其主体在被知觉的阐释者这一边,阐释对象被各种不同的阐释者经验到的时候,生成各种不同的感知内容。这个被感知到的内容虽有不同,却不会黑白颠倒,相距万里,总体上不会相差太远。毕竟有一个客观的如花树在那里。这在阐释方法中一直在应用,古代文论“诗无达诂”,西方的“读者接受理论”,都强调阐释主体的经验和感知。如《诗经》阐释,2000余年的阐释均以《诗经》这一客观物质为阐释对象,形成的一条阐释的“观念之流”。孔子认为学《诗经》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性文本。其首篇《关雎》更具有典型性,汉代经学家认为是以讽谏或褒美为主题的温柔敦厚之作,因为孔子在这方面早有定论,子曰“《关雎》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篇》)。从现存文献及各时代的注、疏、义证可以看出,把它作为爱情恋歌尚不足200年。程朱“理本体”与陆王“心本体”,通过“言”与“意”、“名”与“实”的方法论路径,在阐释理论上铸造了一个新的精神实体。意识界种种经验类的本质都是具有前逻辑的和前因果性的,这个前逻辑和前因果性在阐释主体心内与“此花”早有一个照应。

   主体与客体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后,在阐释实践上出现“援释入儒”和“援儒入释”,这一“视界融合”解决了诸多现实问题。“援儒入释”在宋代发展成为禅学阐释。早期佛教传播依据格义、连理的义解翻译方法得以在汉语文化中扎根。印度佛教的名相概念和逻辑思维,以及其庞大的理论体系和繁复陌生的术语令大多数中国人望而生畏。接受者大都没有梵文语言基础,传播者只好以儒、道等中国本土经典进行类比。而“援释入儒”在理学、心学阐释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佛教秉持的心灵、精神、生命观方面的理念打开了另一种视野。宋代知识分子对儒学的式微有一种普遍的焦虑,他们在对儒学进行内部改造时,意识到儒学本体论层面原创性动力不足。因此,借鉴和吸纳佛教哲学的本体论资源。理学的基础性工程影响到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同时也推动了文学精神的塑造。周敦颐《太极图说》既贯通道家的宇宙自然,又镶入了佛家的人生命运,而其根本又扎根在孔孟正宗学说之中。其中,二程、朱熹,上承廉溪,下启道南、湖湘、闽学、关学等学派,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核心和中坚。理学家们以“援佛入儒、以儒摄佛”,成功地实现了儒学的“现代性转换”。在这个过程中,理学突破了汉儒治经重名物训诂,而重在阐释义理、兼谈性命。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打通了佛教的“无我之境”和儒家的“孔颜之乐”,将“无我之境”引入儒家的内圣境界。

   以心学、禅学、言意观为学理基础的明代学风,被指“空疏浅薄”“自逞私意”,遭到清代学人唾弃,“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元明时期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这种暧昧的阐释态度和任性的阐释方式容易曲解作者的意图和文本的原意,是魏晋玄学的升级版和通俗版。清代学者回头检视传统,发现宋学“师心自用”的学理基础导致文本阐释的不可验证性,往上追溯到汉学,汉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深得清代文人青睐,在考虑阐释的确当性问题时首先从文本入手,如何使文本的阐释正确合理并可确认验证,须做到返经汲古、通诂明道、史诗互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强调文本复原式阐释。钱谦益的“返经即正人心”的阐释观点,同东林学派的“尊经”阐释理念磨合。明末清初在这一点上几乎完全达成共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阎若璩、胡渭、毛奇、钱大昕、皮锡瑞、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学者,尽管他们的学说各有所立,从他们的相关著述可以看出都主张“实证阐释”须通过“返本”“正名”的阐释方法去实现,从而达到“经世致用”。王阳明的心学把心的本体看作天理,阐释者的主体性得到极大的发挥,经典文本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很容易被解构。如何做到经典文本的返本与正名,乾嘉学派认为需要做到以下几条:真书而非伪书,正文而非谬文,古本而非今本。经典诠释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故训而非语录,讲经而非讲道,实证而非虚词。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并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有甚者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文本的真伪是乾嘉学派无法回避问题。一切关于儒家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史学的阐释都需要依据原文本,但历经2000多年,期间所造成的断裂、损毁、遗失、篡改、伪造都无法确定。然而在诸多阐释方式中,“反经汲古”“实事求是”在阐释方式中是最为艰难的一种,也是实现阐释确当性的基本方法。这一阐释学方法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建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黄宗羲、章学诚、梁启超等实学派曾批评过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社会转型时期更需要务实的学风。

   3. “阐”“诠”的分离:文化领导权的阐释学意义。历史上政治学阐释理论资源谱系的断裂和再生与政权更迭相关。每一时期的话语体系的建构必然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其目的是要把控时局和人心,寻求社会稳定。西汉的“神学”阐释与经学阐释曾经是各有自己特色的方法和路径,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最后达成统一。围绕儒家经典文本的阅读和理解展开的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是中国阐释学理论资源的重要源头。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五经博士”,使儒家经典取代黄老之学而成为官方学术,尤其使阐释儒家经典文本“五经”的学术成为官方学术。周裕锴先生认为:

   汉代经学并非仅仅是专制制度的传声筒和辩护士,其灵活的阐释立场,不仅可以接纳阴阳方术之学,还可能衍生出限制皇权、改革制度的思路。既有政治模式(美刺),神学附会(谶纬),也有文字注解(训诂),哲理的阐发(义理)。学术争鸣在专制制度之下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借经学阐释表现出来。

   士大夫的文化理想在帝王的政治权势之下通常采取协作的模式,必要时也有斗争。“春秋公羊学”的主要观点是“天人统一”与“相参相得”。以董仲舒、孔安国为代表,在《春秋繁露》《古文尚书》《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中将训诂与阐发进行剥离,实现“诠”与“阐”的分离,使解经、释经有独立思考和论辩的自由。《春秋公羊传》成为政治阐释学的奠基性著作,董仲舒在此基础上所著的今文经学著作《春秋繁露》,借解《春秋》的“微言大义”构建一个“天人一统”的神学模式,形成阴阳谶纬式的本体阐释。“其引春秋、杞子,乃借以证兴礼之意。”为了使其阐释更具有“确当性”和“真理性”,他研究出一套阐释方法,如“推见至隐”“原心贵志”“伍其比、偶其类”等。清代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发现“繁露非完书,而其说春秋者,又不过十之五六”,于是“乃尽屏诸说,潜心玩索”。《春秋繁露》作为建构性政治阐释学必然有其价值倾向。反思性政治阐释学也应运而生,匡衡、韩婴、毛亨、毛苌、郑玄等学者的著作形成讽谏式的政治阐释学,“法先王”“人性善”“诗之六义”“风教”“美刺”等观念,都通过《诗大序》《毛传》《郑笺》《诗谱》《毛诗传笺》《诂训传》《诗外传》等著作表现出来,继承了孔子兴、观、群、怨的诗学理想,使其扩展为联想、认识、协调、批评的功能性阐释方法。这一阐释方法有利于政治清明,社会稳定。《诗大序》总结前人成果凡六则,集中代表了汉儒政教性解经的阐释方法。从《白虎通义》可以看出由经学引发的意识形态斗争,无论是神学经学化还是经学神学化,设在白虎观的这场大讨论,博士、儒生各有一套独特的阐释方法。统治者动用政治权力将儒家文化这种教化与讽谏式的阐释模式体系化和谱系化。其阐释方法在话语权的建构中作为精神性存在传承下来。短暂的隋朝直至唐朝初年,统治者因为政权稳固的需要,通过整顿混乱的经学达到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建设的顺畅,由朝廷出面撰修、颁布统一经义的经书。指定孔颖达等编写五经义疏著作,在高宗时期完成了五经内容上的统一。《五经正义》成为后世学者注释儒经的规范性文本,也是科举应试的标准答案。这一具有官方意识形态权威阐释可以说是政治学阐释的经典案例。

  

   二、阐释的语言学本质与形式探索

   语言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规定思维?以语言作为媒介的思维方式是否能够充分表达所思所想?我所理解的就是真实存在的——这种“完全的理解”和“精确的讲述”,是阐释学追求的最高的境界。言不能尽意,名不能符实,表明一切由语言表现出的存在都具有相对性。究竟多大程度上可以保证对文本和作者意图的全面阐释。对“质”的把握最终涉及到形式和阐释的主体性问题。从言意关系、名实之辩的抽象理论中走出来的语言学和语义学要想更进一步抵达阐释的本质,需要有与之内在统一的形式,以及阐释主体清晰地角色定位。

   1. 实证:历史主义与理性主义阐释。与神学阐释对立的观点还有王充的“疾虚妄而归实诚”的阐释理论,开创元气自然论。与王充的实论相得益彰的是以许慎、班固为代表的语文学阐释。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汉代离先秦很近,但要想读懂先秦古籍,也必须借助于音义的训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对待语言和文字的态度方法上大不相同,古文经学的研究路径是依据先秦文字写成的经典文本,首先必须弄清古文字与今文字的关系。因此,古文学派的学者都热衷于在文字上下功夫。把文字的起源与用于载道功能文字与语言进行区分,强调其独立性。王充的《论衡》、许慎的《说文解字》、扬雄的《训纂篇》等,开创了训诂笺注式的本体阐释。这一系列研究成果旨在立规矩、定框架,确定该文字是什么不是什么,这种带有肯定和否定的规定就是对“质”的把握。古文学家创立了“实录”“信史”等术语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衍生了一系列阐释方法。语言学阐释作为一种方法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对文本通过注解、通训定声、义证、释例、句读的语言学阐释从虚幻的神秘主义落实到实在的工具理性。“实证”式阐释法则对阐释者有严格的知识训练方面的要求。辨析、考证、注疏、版本清理等史料还原式阐释方法极其严苛。

   “圣人之道”须从“圣人之经”中寻求,从文本中抽象出“道”之义理,须从具体的文献阐释入手,上文提到的以训诂校勘式阐释为主旨清乾嘉年间实学派,深谙语言文字是基础阐释之真理,强调“识字审音、乃知其义”,“以字考经、以经考字”才能“通诂明道”的科学主义精神。在他们的研究体系中,考据、义理、辞章三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考据是方法论,辞章是承载物,以此寻求圣人之道者(义理)才是终极关怀。经学史家皮锡瑞曾说过,清代经师有功于后学者有三事——“一曰辑佚书”,“二曰精校勘”,“一曰通小学”。训诂学大家戴震认为“通诂”和“明道”是经学阐释的一体两面,自此,清小学形成“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阐释顺序。清代小学探索出一条阐释学实现真理性与确当性的方法,将古今字形之变的文字学、古今字音之变的音韵学以及古今文字之义的训诂学统一起来,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加以研究,开创了坚实的科学实证主义阐释学方法论。

2. 悟证:艺术直觉与表现主义阐释。严苛艰苦的实式阐释方法束缚了阐释者对于文艺审美的自由之心。物极必反,在历史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上,再次强调阐释者的主体性,即以“悟证”式的阐释为主流的阐释。继承墨家的“达、类、私”和名家的“名实”之辨中的相对主义阐释传统,对文本进行发散性解读。承认阐释者的局限,每个精神主体都无法超出相对主义、超越自己的经验而作出“纯粹”客观的阐释。中国历史上晋代和元代是颓废思想最为流行的时代,但由于晋人的玄理清谈有高雅文明的精神向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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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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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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