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青松:算法行政:社会信用体系治理范式及其法治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4 次 更新时间:2020-05-10 08: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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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青松  
也使得过去的“自己”处于开放社会中任何人的“观察”之下,甚至导致信息收集者和分析者比本人还要了解“自己”。人体内部和外部的栖息地充满数据,为观察、解释、交流、影响、预测以及最终改变整个行为提供根本的分析机会,这对数据本体而言具有不可逃脱性。实体人格是不可视的,系模拟化的存在,同时具有人身依附性,由本人拥有相关权利。与之相反,数字人格是可视、可计量、可排序、可修改,其已脱离本体而存在于数字世界,由数据控制者拥有相关权利,数据本体因数据分散、微量而无法与数据平台抗争。监控资本主义正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对数据本体为所欲为,攫取巨额新型利益,由此产生数字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最终,随着数字社会(如物联网)建构的不断深入,数字人格从虚拟行为转移到实际行为,由此生成新的获利机会,信用数据正是该过程的润滑剂。因此,现实本身正经历着虚构变形,现实被数字化为商品和货币,并重生为数字化行为———数字人格,这使人作为主体(法律主体)在数字世界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信用系统下的数字化镜像。传统法律在该空间失去作用力,社会信用体系的合法性危机由此而来。

   (二)社会信用体系下数字人格的衡平功能

   西方国家基于数字资本主义和监控资本主义建构的金融信用体系是封闭、私有、局部、小规模和逐利化的,因此对数据本体的数字人格描摹是残缺、偏私和扭曲的。与之相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是开放、公有、整体、大规模和非逐利的,其对数据本体的描摹具有整体性、全面性和客观性,并且可以实现全息化。由此,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下的数字人格将成为一种全新的治理工具。然而,基于信用数据私有化,西方国家无法在数字资本主义和监控资本主义的控制下建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我国顺利建成,将彻底从技术上颠覆西方国家现有的治理体系。落后的危机感正是西方社会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进行诋毁、诟病的真实根源。

   监控资本主义下私人数据控制者掌控数字人格的目的在于牟利,这使得数字人格与个人隐私权之间产生张力。[xlvii]然而,社会信用体系的收集信用数据不是要侵蚀隐私权,而是通过集体公开的方式重新分配它们,以此实现资源分配平等化,允许个人参与并控制自己的命运。因此,社会信用体系下收集信用数据具有正当性,不会侵犯隐私权,是政府通过社会信用体系给每个个人发放一张“数字身份证”,赋予其在数字社会中的行为能力,成为技术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要成果。

   信用数据私有化下数字人格系监控资本主义的牟利工具,由此将产生新型社会不平等,无数字人格或数字人格不完整的主体在数字环境下将被限制或剥夺其生存、发展空间。同时,私有化数字人格总体是以数据提取的目标决定一切。这被视为监控资本主义反民主的另一面特征。然而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是由政府提供的中立第三方平台,这使监视资本与社会成员在该平台上对就业、消费建立新的联结,可以防止私人控制下资本利益的贪婪扩张,进而维护民众的数字化权益。数字人格不再依赖私人提供数字化评价,改由政府提供统一社会信用,这有助于限制私人监控资本的过度逐利行为,形成全新的社会利益平衡。

   因此,面对私有化数字人格生成的“黑箱社会”,其唯一的治愈路径为建构公有化的社会信用系统,实现信用数据对社会公开透明。亦即,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下政府要成为公众数字人格的保护者、新型数字人格争议的调停者,而非与数字资本的合作者。我国必须警惕因公私合作而导致社会信用体系被数字资本绑架,因此保持社会信用体系的公有性、独立性尤为重要。

   (三)社会信用体系下数字人格的预测功能

   随着算法技术发展,依据元数据识别行为或活动的模式越来越有助于预测未来的行为,这种活动预测被定位为“生命挖掘”的特例,系“提取”在线生活中数据本体留下的数字轨迹来收集有用的知识。[xlviii]亦即,在算法控制下的数字人格具备预测功能,这是监控资本主义不断投资于挖掘信用数据的原动力。

   在监控资本主义下,基于数据化个人轨迹生成的信用数据由数字系统的控制者(私人)拥有,而提供数据的本体无法占有、控制或处分相关数据。数据控制者运用大数据和算法,对数据本体的个人轨迹实施各种评价用以获取信用数据。由此,这种基于大数据运用算法生成的人格评价与数据本体相脱离,成为数据控制者财产的一部分。数据控制者对数据本体提供元数据进行加工后,由此生成的信用评级在实质上系对数据本体人格进行的“再评价”,成为数据本体参与数字社会活动的通行证。一旦监控资本主义掌握数字人格的预测功能,将成为其攫取数字红利的基本工具。基于金融信用体系进行的社会资产分配作为监控资本主义的延伸,从宏观层面看数字人格破坏了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历史关系,从微观层面看数字人格的存在使公司与员工、政府与民众之间漠不关心,彻底疏远,不再受传统互惠关系的影响。由此,监控资本主义对数据人格预测功能的利用走向社会治理的反面。

   相较于西方金融信用体系利用残缺不全的数字人格作为逐利工具不同的是,社会信用体系生成的数字人格系去中心化模式下的新型治理工具。在社会信用体系中,数字人格的权利主体不再具有单一性,而是多元复合体(数据本体、私人控制者、政府等)。基于信用评级的奖励和惩罚,数字人格刺激并反应出全新的生活世界。[xlix]社会信用体系提供了一种全面事实和遵守事实的新制度,其预测功能生成一种新型的自动化权力运作机制,取代原有法制和社会信任作为人类社区基础。基于数字人格的预测功能,由此产生完全不同于现行法律社会的财产和契约制度的财富分配机制,成为全新的市场分配机制。为此,社会信用并非简单的守法或守约,而是数字化治理工具。

   事实上,数字人格的预测功能意味着社会治理机制的范式转化。数字人格具有独立性,不管数据本体的理解力、意志力和表达能力如何,“权力”的运作不再围绕其能力的判断,而是经算法预测生成的“形象”(作为潜在的守法者、欺诈者、消费者、恐怖分子和潜力巨大的学生等),形成面向未来的算法治理。西方金融信用体系因其生成的数字人格具有残缺性,无法运用到面向全社会的治理。与之相反,我国数据驱动下社会信用体系生成的数字人格系全息化的数字镜像,其公开性、公有性和可预测性使数字人格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治理工具,由此成为算法行政的载体。

  

   四、算法行政:规训权力的法律规制

   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制度建构,必须厘清该制度内部权力的构造,才能明确必须采用法律进行规制的对象。目前,国内外多数研究是以社会信用体系对隐私权侵害或信用惩戒的合法性为对象展开,却没有触及推动社会信用体系权力运行的内核———算法行政,由此导致研究失焦。事实上,基于算法行政生成的规训权力才是社会信用体系真正需要法律进行规制的对象。为此,只有认清规训权力的本质,才能展开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法理基础展开研究。

   (一)算法行政下规训权力的作用

   基于对个体在时间、空间、行动轨迹的全方位监督,使个体产生驯顺性和实用性而达到高效控制,形成福柯所说的“规训”(discipline)。[l]福柯的全景敞视原理则是某种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状态,该原理被西方学者用作批判监控资本主义反民主的工具。进而,与监控资本主义单方面控权不同的是,社会信用系统的公开性使得社会多元主体均有机会监视对方,各方主体均成为监督者,完全契合全景敞视原理下的规训社会。社会信用体系由此产生正当性和公平性。

   通过收集、访问、分析、存储和控制信用数据,可以实现对用户的生活、思想和身体进行空前的洞察,从而生成全息化数字人格。不管愿意或者不愿意,基于大数据的算法正在把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数据轨迹描摹为全景图谱,形成对每个人的信用评级。进而,数字人格成为参与线上、线下活动的“入场券”,社会信用正在把数字人格推向行政活动(如许可)的前置程序,系对行为人进行资格审查的必备要件。信用评级机制的存在意味着人们需要对自身是否存在违规行为而不断自我检查,并在数字算法的审查下“生产”自身的正常状态。为此,算法行政是通过比较行为与算法选择的奖惩之间相关性来生成对自我执行的激励,进而基于信用数据的算法替代政府执行法律来实施奖惩,从而有效降低执行成本。

   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国家通过算法控制摆脱传统法律行政为基础的规制手段,而以个性化的数字人格作为权力运作基础。同时,借助于现代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信用体系超越了全景敞视主义下中心化监视机制,数字人格可以在区块链技术下完全实现去中心化,并在人工智能主导支持下自动实现实时全景监视。[li]为此,在社会信用体系下,行为人需要连续不断地对自己行为加以监督,唯恐在什么时候受到窥视,从而导致社会信用评价的下降,最终形成自我监管的社会结构。因此,社会信用体系的奖惩机制本身已构成规训,进而在算法控制下规训权力将自动发挥作用。

   在数据本体的数字人格被分级后,社会信用体系“将个体对象化,成为可以进一步操练和训练之物。”[lii]当选择的成本可以强加给个人时,就生成规训(如不良的信用评级增加借贷的成本)。当数字人格选择指向特定目的或方面并转向政策实施时,就会产生控制权。数字人格成为在社会信用体系中规训权力的载体,其本身亦成为政府治理数字资本主义和监控资本主义的有力工具。当个人被记录在案时,这将使信用数据转换为适用于非公开专业评比的个案中。[liii]亦即,基于数字人格,社会信用体系的权力运作方式被转化为福柯描述的矫正训练模式和被规训的社会,形成自我规范的有序国家,算法行政由此发挥作用。

   (二)数字人格成为规训权力的载体

   与算法治理相比,传统基于法律法规和司法系统所做裁决(即对现实的法律建构)是低效、迟缓的。同时,算法治理是没有主体的,使用个人数据和超个人模式运行,而且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要求主体自负。相较于传统法律治理,算法治理不允许主观化过程。基于算法治理生成的数字人格具备以上法律特性。亦即,数字人格是基于纯粹事实性来创造时间、空间和(司法)场景的意思表达。在社会信用系统中,基于数字人格的意思表达重新获得了自治,社会成员可以在其中协商和辩论规范,在(法律)主体可以实现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动机,并通过语言互相呼唤,为个人和集体的个性化创造了机会。[liv]社会信用系统中数字人格的这些特性与传统法律体系的既有模式和特征背道而驰,这使算法行政所生成的规训权力呈现出全新法律现象。

   算法行政使我们能够以一种彻底重塑未来社会形象的方式将社会和政治规范嵌入社会信用系统。基于算法行政的有效运行,数字人格成为规训权力的载体,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把数字人格作为低成本方式获取经济增长所需可靠资源的工具。通过社会信用体系,政府与企业可以以低成本的方式获取社会成员的信任度,有效降低社会运作的经济和政治成本,增强社会成员对某一社会组织的驯顺性和实用性。亦即,社会信用体系使得政府或企业以低成本方式获得其所需的高度顺从的个性化、精准化对象,这是获取可靠资源的前提和基础,数字人格把特定社会组织与未来可预期经济增长粘合起来。

二是基于数字人格建构社会化的公正、理性的利益均衡体系。社会信用体系是以大数据为基础实现公开化、可视化、定量化、精准化和即时化的治理机制,实现了从法律行政框架下形式平等转向算法控制下的实质平等。这使得基于算法生成的数字人格具有相对客观性和公正性,规训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生成完全不同于契约的约束关系,同时使得某些群体(消费者、经营者)依附于另一些群体(网络平台)。社会信用体系基于信用数据公有化断绝监控资本主义的嗜血性,从而使社会成员相互之间形成利益分配的动态均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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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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