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青松:算法行政:社会信用体系治理范式及其法治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4 次 更新时间:2020-05-10 08: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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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青松  
进而“通过治理术,权力不再作为社会和个人的外在的力量,而是逐渐内化到社会与个人之中”。[xxvii]因此,政治学上的“治理术”系相较于法律强制之外的权力运作方式,采用多种策略来实现法律无法达成的目标,意在界分基于“统治”(法律)和“治理”的两种不同行政管理模式。治理术强调通过积极手段而不是由国家权力制定法律来控制人民的行为,通常与被统治者的积极同意和自愿参与其自身治理有关,旨在塑造、引导或影响人们行为的活动,通过理性界定使被统治者可见,从而对其进行识别、分类、排序和控制。

   鲁夫罗伊将治理术导入数字领域,并提出“算法治理术”(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这一全新概念,意指数字社会中基于因算法产生全新的权力机制而形成的一种全新治理模式。[xxviii]这里的“算法治理术”系对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的直译,因“治理术”实际上是指与法律强制的行政管理相并列的、基于治理的行政管理模式,为此笔者将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转译为“算法行政”,与基于法律强制的行政管理(下称“法律行政”)相对应。算法行政的基础是算法治理,算法治理包括三个“阶段”:一是海量数据的收集和自动存储,即大数据不可或缺的数据监视;二是数据挖掘,即对这些大数据的自动处理,以识别它们之间的细微关联;三是使用概率统计知识来预测单个行为,并将其与基于通过数据挖掘发现的相关性定义的配置文件相关联。[xxix]算法行政是这三个阶段相互融合,其规范性功能因彼此之间相互加强而变得更加强大和具有过程性。为此,算法行政是指代建立在自动收集、汇总和分析大数据基础上的某种类型的规范性或政治理性,以建模、预测和先发制人地影响可能行为。[xxx]算法行政具有实时性和适应性,且不会产生主观性,它会规避和避免反思性的人类主体,以自身无意义的个体信息为“食”,建立行为或特征的个体模型,而无需涉及个人。此时,权力作用对象不再基于其能力,而是基于其“形象”。这种数字化“模型”或“形象”生成的个人数据配置文件就是前文的“信用数据”,最终基于算法评级形成后文的“数字人格”。

   在社会日趋数字化的今天,算法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物质参与者,由此出现对相关行为的治理问题。当政府利用社会物质集合的行动流程使算法的执行性可见时,基于特定主体性的治理技术与算法控制相关联,形成面向全社会的算法治理。[xxxi]在政府主导下,算法治理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现实可行的,以政治思考方式进行干预和思考的智力机器或设备。[xxxii]当国家的治理形式不再将政治经济学作为其运作手段,或者至少不再作为其特权行动手段,而是通过数字技术(尤其是算法)进行自动化操作时,该治理形式可以被称为“算法行政”。[xxxiii]

   算法行政已经完全不同于现代国家采用的传统治理机制,系后现代治理工具。传统治理一般被理解为多个参与者的思想,其中没有一个参与者有权或单方面直接地决定和实施解决方案或政策。[xxxiv]同时,传统治理强调政治共识、相互调解和集体解决问题,并寻求促进协调、合作与统一的机制。[xxxv]与之相反,算法行政似乎在背离传统治理,其背后的算法控制是用技术功能的抽象串联取代有意识的阐述、社会谈判和民主决策,用自动连接取代命令的对话阐述,用适应取代共识。[xxxvi]算法行政由此给基于法律制度运行的实体政治代议制带来危机。[xxxvii]

   如果把数据资本主义和数据监控主义相结合,那么就能完全展示出算法控制对资本主义权力治理范式的初级变迁。当信用数据收集和解释的权力从公众转移到企业部门(私有化)时,算法治理机制开始在社会局部发生变化。但是,当信用数据收集和解释的权力从企业部门转向政府(公有化)时,算法治理机制便具备面向全社会的控制能力,这种颠覆性变革形成治理范式的高级变迁。算法治理的这种高级进阶成为福柯“治理术”理论的最佳实践,算法行政的导入有助于理解数字领域的这种治理范式转化。[xxxviii]

  

   二、打破黑箱:信用数据公有化下社会信用体系的正当性

   (一)信用数据的基本属性:客观性和侵入性

   在大数据驱动的世界中对社交网络进行分析和情境化,可以对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属性做出推断,由此生成信用评级机制,这被用作特定主体参与市场活动的资格认证。数字资本主义将用户的每一个数字轨迹都视为信号,均可被分析并反馈到数字系统中,成为信用评级的数据基础。因此,数字驱动的信用评级机制基于社会化大数据生成,而非用个人行为与现有法律规范是否相符合进行个案化评价、制裁。基于数字驱动的信用评价机制并非由权力控制者单方面决定,这使得算法控制下信用评价机制具有客观性。由于信用评级机制至少从表象上看可以通过算法实现公平性,因此信用数据的客观性有助于实现社会利益的平衡。

   同时,基于监视资本主义的驱动,数字监视已经可以实现实时和回顾性查看,并能处理和分类在线足迹的行为,在未经数据本体同意前提下,通常构成违反此类数据所属参与者的意愿和知识的行为,由此产生侵入性。监控资本主义受利益驱动,数据控制者无视监视参与者的同意和知识,以及这种监视所带来的安全性,却独享信息和情报收益,这是一种典型的未经授权的入侵。[xxxix]

   基于以上两种属性,对信用数据的治理需要充分发挥其客观性,并抑制其侵入性。然而,西方社会的金融信用实践与之相反,因其片面保障监控资本主义的侵入性,才形成的黑箱控制。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强调客观性和公平性,进而发展成为打开黑箱控制的“钥匙”,可以矫正西方金融信用缺陷。

   (二)利益失衡:监控资本主义下的信用数据私有化

   金融信用系一种由企业自建、小规模、侵入性的评估信用方法,用以降低贷方风险,通过对借款人的大数据分析评估,确定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并进行分级评价,从而规避风险。贷方使用心理计量学和大数据被视为有益的金融创新,并认为金融普惠项目将金融逻辑的应用描绘为产生更公平和负责任的普惠制度的手段。[xl]然而,现实与之相反,金融信用是以资本偏好为前提,其本身就不具有不平等性。

   事实上,金融信用评级机制是数字资本主义与监督资本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是跨行业、跨时空、跨媒介的数据集成过程。大数据是逐利的数字资本主义推动的,其核心特征是数据私有化。监控资本主义不会主动建立有建设性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互惠关系,取而代之的是“钩子”式诱饵,将用户引诱到采掘活动中,让其形成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是监视项目得以运作的核心基础。

   (三)矫正机制:社会信用体系下的信用数据公有化

   与西方国家早期建立的金融信用相反,我国社会信用系统并非单一针对金融服务,而是多面向的大规模综合机制,并逐渐成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系。[xli]事实上,社会信用体系将成为我国全新的数字化技术公共基础设施,信用数据公有化为其核心特征。相较于数字资本主义,笔者将国家控制下公有化信用数据体系称为“数字社会主义”(非政治概念,只是相较于信用数据私有化下数字资本主义而言)。数字资本主义以实现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为目的,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金融信用体系意在增强资本自身的强势,这却减少网络参与人的自由,并限制主要经济秩序的空间。与之相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旨在实现信用数据公有化的数字社会主义,用以维护社会整体交易安定性、实现社会秩序治理、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社会信用体系甚至将政府自身纳入其掌控范围之内,使执法者本身也受到监视,从而消解了有权者和无权者的界限,亦即政府和公务员将受制于算法本身。[xlii]

   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国家权力介入取代监控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公开私人控制下不透明的算法控制,并将社会信用系统打造为技术公共基础设施,利用国家力量来弥补个人在数据收集、分析能力方面的不足。亦即,社会信用系统应当建构为数字资本主义和监控资本主义的监督者,以维护被置入黑箱社会民众的基本权利,以弥补因知识和权利的结构性不对称使人们无法了解黑箱社会危害而形成的不足。同时,由于信用数据公有化将断绝监控资本主义赖以获利的基础,招致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极力反对,为保护其对信用数据的垄断控制,只能斥责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为“数字极权主义”,却无视监控资本对数据本体的强权控制。

   如果放纵数字资本主义实现其政治目标,将极大增强其利用新货币基础设施获利的能力,而不是为已在数字世界中权利失衡的网络参与者增加权利和自由。为此,数字社会主义必须以消除新型社会不平等为己任,社会信用体系要成为数字资本主义和监控资本主义的监管机制。

   我国数据驱动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圆满建成,那将只需要少量精英来管理算法规则,就可以极大地重新集中力量,因此一旦中国的实验成功,将会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xliii]然而,实现该目标重要一步是用西方话语体系解构社会信用制度,以获得西方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基于福柯理论的算法行政对数字人格的解析可以担此重任。

  

   三、数字人格:社会信用体系的全新治理工具

   (一)数字人格的生成

   数据资本主义使销售实现从“我有什么”到“你需要什么”转向,大规模收集信用数据导致制度化事实迅速积累,数据经纪、数据分析、数字挖掘、专业人员、数据资本组合成强大的网络效应。基于个人信用的数字化全球架构将有界组织的电子文本转变为一个智能的、跨界的数字化“生物”。[xliv]这种以个人信用为衡量基准的“生物”被人格化,并脱离个人实体成为网络中的交易工具(如蚂蚁信用),逐渐取代要式契约在网络世界中日渐风靡。

   数字化“生物”的日益工具化导致其成为数字经济交易和线下交易必不可少的环节,它可以将社会空间转变成一个计算形式,设计新颖的人格和身份形式。[xlv]基于算法对数据本体的个人先前行为轨迹进行数字化描摹并进行信用评级,由此生成的数字化个人镜像,进而数据控制者基于数据本体的“形象”展开商业交易或行政管理,笔者将该“形象”称之为“数字人格”。数字人格系数据控制者利用数据本体的数字轨迹,通过算法描摹合成数字化人格“画像”后所形成的量化数据配置文件,以便基于其政治、商业、社会和法律上的行为来进行评级。[xlvi]这对数据本体而言具有被动性,个人只是数据的生成者、提供者,并非数字人格的控制者、获益者。通过量化分析方式,数字人格意在勾勒出数据本体在社会活动中的可信任程度,用以判定其是否为潜在消费者,因而数字人格具有可预测性。据此,数字评分和审查机制已经从衡量可信度转向预期行为人潜在的交易价值。可知,数字人格类似于数字货币,是基于个人声誉的新型动态交换工具。

   数字人格不同于数字公民。数字公民系通过使用数字技术来体现人们在社会中的角色,是通过各种数字媒体将社会和政治实践扩展到在线环境的方式。因此,数字公民是将权利和义务扩展到数字领域的新问题,其与现实公民身份直接相关联,均为自身权利义务的载体。与之相反的是,数字人格是数据控制者以个人过往的数字轨迹生成的数字图像取代这些图像所要代表的现实,生成“纯事实”的配置文件,可以“观察”、预测甚至修改个人未来的行为模式。进而,数字人格成为数据控制者的新型权力,是针对数据本体(公民)权利义务进行控制的工具。

随着网络技术、视频数位技术等科技的发展,数据化个人轨迹变得可识别、可收集、可保存、可检索、可整合和可共享,任何人或事的相关过程均可以以数字化的方式重现。这意味着现在的人可以看到过去的“自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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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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