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天下、国家与社会:我们怎样看“五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58 次 更新时间:2020-05-05 11: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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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变成了一个似乎很多人都知道的概念(其实若从杜威和傅斯年的观察看,国家和社会尚在诞生之中),甚至转化成为观察、认识、理解和诠释五四的“概念工具”了。

  

   梁漱溟曾经说,中国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他这么说是受外国的影响,认为中国物质上还没有很发达,就已经超前进入后物质时代的思考了。现在看来物质不发达的时代对自然界更尊重,不少观念是比较环保的,直接进入后物质时代或许更容易实现可持续发展。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借用梁漱溟这个界定,“国家”与“社会”这些后天下的基本概念,在五四时期可以说是一对“早熟”的概念,因为它们在其自身意义尚在形成之中时,就已成为描述时代变迁的诠释工具了。或也因其“早熟”的特色,它们的诠释力恐怕有限。

  

   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对过渡时代曾有一个比喻,即驾驶汽车的人仍使用骑马者的词汇。其实也可以反过来,使用驾驶汽车时代词汇的人,下意识中可能还停留在骑马时代。五四或许就是一个从骑马向驾驶汽车转移的过渡时段。时人尚未完全脱离“骑马”的时代,却已开始“早熟”地使用“汽车”时代的词汇;而他们在使用“汽车”词汇时的思虑,却又留有骑马时代的色彩。一个刚学会开汽车的人,至少下意识中还有大量骑马的思绪。一个人使用国家和社会这类现代新概念的时候,他心里可能还保存着相当多天下时代的意绪。

  

   我们学了英语的人都知道英语有时态,包括现在进行时和过去完成时。“国家”和“社会”在五四前后大概属于“现在进行”的过渡时态,是仍在变化中的概念。五四人本身面临着一个对它们的熟悉化进程,在由生疏到熟悉的进程中要用尚未定型的名相来思考和诠释其所见所闻,必然不像后人那么驾轻就熟。他们在意识层面或许会努力趋向于产生中的名相,但在下意识层面,无意中恐怕仍延续着新名相产生前的意态。

  

   后来的研究者常把它们当作过去完成时态,直接拿来作为我们认识现象的工具,也就是用名相大致定型后的意思来理解过渡中的言说,出现郢书燕说的后果是非常可能的。换句话说,从过去完成时态或现在进行时态来认识五四前后的“国家”和“社会”,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不幸的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过去都偏向于用“过去完成时态”去认识仍处于“现在进行时态”中的概念。这样一种无意中形成的模板,或许已经到改换的时候了。

  

   在天下与国家之间重新审视“五四”

  

   实际上,如果国家和社会还在形成中,则天下也就还在崩散中,双方都处于一个发展中的阶段。将此提升到意识层面,可以深化我们对五四的认识,也有助于理解那个时代的许多重要现象。

  

   例如,“五四”到底产生了什么呢?难道杜威和傅斯年像是盲人摸象,一人摸到象的一部分?这样说或许勉强可通,但两位都是观察力敏锐的大人物,不宜把他们想象成盲人(杜威那时60岁,可是他活了差不多一百岁,所以还在人生的中年;而傅先生才二十多岁,年轻的不得了。生理上他们眼力都应很清楚)。恐怕他们是各有不同的新眼光,所以看到“五四”一些处于发展之中、互为表里又充满紧张的新面相。而我们因为预设了国家和社会常常处于一种紧张甚至对立的状态,从这样的视角就很难理解杜威和傅斯年的歧异观察。

  

   以前我们基本上自然接受以国家作为观察历史的单位,所以五四不就是发生在中国的一个学生运动吗?可是,如果“国家”不是一个已经固定的概念,还处在形成之中,而西方意义的“社会”也尚待构建,当时那些人也可能会认为“五四”就是自然发生在一个“场合”里的运动,既不那么国家也不那么社会。毕竟那是一个很多人有“天下兴亡”之感的时候,既然与“天下”的兴亡相关,就不见得是“国家”的问题;连匹夫都有责了,读书人自然要奋起。

  

   而且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式国家,那个时候的人也是有反省的。张东荪在“五四”后两三年写了一篇文章,就说晚清以来我们一直想做一个像西方那样的现代国家(张东荪的原话是“近世国家”)。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当个现代国家呢?不作现代国家,很多事情就可以不推进了,而着力于其他。那是一个很认真的反省,尽管当时没有太多的反响,后来也很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此后还有相当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认为中国是个文明,是个社会,而不是一个国家。梁漱溟有个说法,即中国两千年来“总介乎天下与国家之间”,实为“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而兼国家”。这个认识他自己很得意,多次重复,但到现在为止也没太多人表扬。可是我们北大文研院之前有一位邀访学者,我的好朋友郑振满,说“国家内在于社会”,就引起很多关注。两人的看法很接近,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郑振满说的这句话,不知道梁漱溟说了另一句类似的话。其实他们的认知各有所本,恰展现出西来的国家与社会观念在后天下时代从不适走向确立的进程。

  

   我们知道傅斯年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以不知为不有,是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我要引申一下:以不看为不有,也是一种罪恶,甚至是更可怕的罪恶。第一,五四前后的人不一定用“国家”和“社会”来看五四;第二,他们已有中国“非国家”这样的反省。而这些内容我们往往视而不见,好像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一个后天下的“国家”和“社会”视角,并以此来看“五四”。假如我们倒回去从天下的视角看,结果可能会很不一样。因为“天下”是一个人类社会,是人人的“天下”。既然是每一个人的“天下”,就没有多少“国家”和“社会”的紧张,也没有那么多个人和社会的冲突。

  

   梁启超曾经批评的“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家”和“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这“知有”的两项(“个人”和“天下”)大概就是天下时代的思维。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在五四前后又主张“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两者可以说截然相反,这在梁启超或许是很正常的,因为他说过自己每天都和昨日之我斗。但若确认他以前批评的就是天下心态,这反省就是一种向天下的回归。

  

   梁启超所谓中国人在天下时代“知有”的“个人”和“天下”,大致也就是傅斯年说的“我”和“人类”。从这个视角看傅先生的言说,他在意识层面可能是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但正因为自己心中原有“天下”的思绪,外来的观念就像一个“触媒”,把他下意识层面既存的“天下”思虑点醒了。所以,对梁启超和傅斯年这两代人来说,“天下”的思维其实就在他们心中,虽引而不发,有触即可能发。

  

   五四人对时代的认知曾受到天下崩散的熏染,他们认知的一个侧面被我们选择性地接纳,也影响了我们。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家与社会间的紧张,部分也许是一种充满想象的人为“造象”。一方面,“五四”是一个多样的“五四”,还有很多内容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另一方面,“五四”那个时候的人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国家或社会不过刚刚出现和诞生。

  

   我们既要承认五四人在意识层面的确是尽量要用新的“国家和社会”的视角来观察周围的事物,也要知道这些人下意识中还有一种“天下”思绪(有些人甚至是在意识层面)。假如我们真能跳出因循固守的窠臼,就要把时人的言说置入其语脉中,更加注重他们言说的上下文,或许就可以了解那个时代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问题有无数多微妙的细节,需要非常小心的辨析,不能在这里展开。按照胡汉民的说法,在大庭广众之中,讲道理是没用的,只要把口号喊出来就行了。今天有这么多听众,我也喊句口号,就是“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至少带回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五四”本处于过渡时代之中,在我们认识五四及其所在时代的视角中,如果加上“天下”,我们的认识可能真会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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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五四·青年”专刊,转自探索与争鸣杂志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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