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历史研究中的证据与证明——自柯林武德以来的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8 次 更新时间:2020-05-05 11: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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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  
而与现在的问题无关。沃尔什用作说明的“记忆”,仍然是一种作为媒介的记忆,因而与过去有着直接的关联。倘若我们能够证明记忆是一种可能受到现实的影响而变形的东西,就像怀乡记忆和创伤记忆,从而对于记忆作为一种媒介的观点加以证伪4,沃尔什的判断就难以成立了。

   证据的时间性关联要落实到现在这个时间维度上,我们还可以借助于柯林武德的问题逻辑来建立这种关联,即证据与史家的问题相关。然而,这些问题乃是史家在“现在”融汇了他对于社会情境、学术情境等各类情境的理解后提出来的。为此,证据的时间性关联要锚定到现在。证据因为现在的问题而在证明的系统中,在史家当下的历史阐释之时成为证据。这样,接下来需要说明的,只在于史料与证据之间的区别。

   史料是不是潜在的证据呢?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提到:“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什么才算是真历史?就是与我们的现在相关,被我们纳入用来理解现在的,才能够成为真历史。那些没有进入我们现在的主观认知之中的史料从属于编年史。在克罗齐看来,编年史是死的历史,而真历史才是活的历史。纯粹的史料,或者克罗齐意义上的编年史,只有当它们与现在相关时才成为证据。沃尔什把证据与过去相关联而不是与现在相关联,恰恰是因为他无法理解记忆的唤醒与变化、重构,均是史家现在所为,证据是属于“现在”的问题的产儿。

  

   证明的方法:问答逻辑

   在简要说明了证据及其时间性关联之后,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证明及其方法将涉及的两个方面。其一是柯林武德所系统阐述的问答逻辑;其二是推论和类比。虽然柯林武德在有关历史想象的讨论中谈到类比,但是他没有结合数学、科学思想进行阐明。

   先谈问答逻辑。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的后论中举了一个例子:“谁杀死了约翰·道埃?”他以这个例子作为我们如何证明凶手的过程,并把它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过程来阐释。他杜撰的这个故事,受到同时代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的影响。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疑案》中,凶手是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我”一直参与到侦探破案的过程中,但最后破案发现,凶手竟然是“我”。克里斯蒂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实证的年代,同一时期还有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刑事侦探的方式和历史研究中的判断过程有其相似性。它们都要采用合乎理性的方式,并通过严格的逻辑来推导。柯林武德也受到当时风靡一时的实证性逻辑推导的影响。

   柯林武德引用培根针对自然科学家所说的一句警语:自然科学家必须要“质问大自然”。其解释是:“第一,科学家必须采取主动,为自己决定他想要知道什么,并在他自己的心灵中以问题的形式总结出这一点;第二,他必须找到迫使自然做出答案的手段,设计出各种刑罚,使她不能再保持缄默。”2这就是说,科学家先要预设,然后进行验证。预设即提出问题。在这一点上,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在证明时,不能只是罗列编排事实,好像事例会自己说话,而是我们要让事实说出我们想要它说的话。因此,我们要质问史料。

   柯林武德在区分剪刀加糨糊的历史学与科学历史学时指出:“在剪刀加糨糊的历史学中,历史学家采取了一种前培根的哲学的立场。他对待他的权威们的态度……乃是一种毕恭毕敬的态度。……甚至当他创立了历史批判,而他的权威们变成了单纯的资料时,这种态度在根本上也并没有变化。”2柯林武德认为,我们不能像剪刀加糨糊的历史学家,把权威的话当信奉的东西,而要自己去分析、判断、反思、研究。你的判断不局限于哪个权威是好的,哪个是坏的,而是要把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到自己这里,弄明白在手的史料或文献为什么会这样书写,需要你给出自己的回答。比如经文的辨伪,对历史学家来讲,不仅在于分辨真假,而在于为什么有人作伪而且如此作伪?为什么当时的人会相信这一作伪?真伪的问题又是基于什么依据而产生的?例如,2008年发现的“清华简”就涉及传世《尚书》经文真假的问题,专家所谓的清华简“价值难以估计”,其重要性,更在于它的发现意味着可以引发各类学理层面的当代讨论,其中就包括经文在被解读的过程中,其“真实性”与“有效性”问题的对峙。

   柯林武德认为,剪刀加糨糊的做法“只不过是采用了把见证人分成为好人和坏人的那种手法。这一类人被取消了做出证词的资格;而另一类人则完全被当作老办法之下的那些权威们来看待”。科学的历史学家阅读史料事实上是以“一种前—培根式的精神”来阅读,而“剪刀加糨糊的历史学家则是以一种简单的接受性的精神来阅读他们,要找出他们都说过些什么。科学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灵中带着问题去阅读他们;由于为自己决定了他想要从其中发生什么,他就采取了主动。……科学的历史学家则在拷问他们,要从一段话里公然提炼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来构成对他已经决定要询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2。

   毫无疑问,柯林武德赋予科学历史学家的一种特质乃是,他在内心中能够产生问题,并带着问题来阅读史料。这些问题,恰是他内心中想要知道和想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原来所有权威的解释,都要变成他用来解答这些问题的材料。以本文自身充当实例:笔者在此讨论的主题是证词、证据与证明,那么,文章的谋篇与结构想要说明什么问题?当我引用沃尔什、柯林武德的文字之时,他们是作为我的权威而存在吗?如果我只是归纳、陈述或者总结他们有关证据和证明的观点,那我就属于柯林武德所说的剪刀加糨糊的历史学家;如果我是要成为他所说的科学的历史学家,那么,我的那个具有自主性的问题在哪里?因为我正是有了这个问题,才有能力将某些史料转变成证据。而这个问题正是本文标题所示,当代史学家对于证据与证明问题理解的欠缺与忽略,促成了我们在此将史家习以为常的“证据”概念与“证明”过程,纳入反思的领域中来重新认知。

   这是柯林武德逻辑的一种应用。他提示读者不要轻信权威,同时也提示,要避免使自己成为当下读者的权威。这唯一的途径,便是视反思为问题产生的终极方式。柯林武德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人有理由成为权威。科学的历史学家需要建立起自己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也就是柯林武德所说的历史学家应该有的自律。这种自律的形成,也是自我反思习惯的确立过程。柯林武德要求读者做到研究的自律时,我们有没有想过,同样是秉承学科的自律,你与我、与柯林武德、与其他历史学家的差异性又在哪里?唯有确立了差异性之后,我们才会获得一种独特的眼光,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进行独到的历史证明,而摆脱被称为剪刀加糨糊的历史学家的责备。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柯林武德通过问答逻辑方式进行的证明。他指出:“(1)论证中的每一步都有赖于提出一个问题。……(2)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出的,期待着这第二个人由于回答它们而能开启第一个人的无知。它们像一切科学的问题一样,都是由科学家自己向自己提出来的。”2

   显然,不是说提问者提出问题,另一位答问者回答之后,提问者接受,知识从而就更丰富了。恰如柯林武德指出,历史的功用是认识你自己,认识人类自己,这就意味着,所有的问题之被提出和解答,都是为着史家或提问者认识自己或人类而展开。问题是关乎自己的问题,那么,回答便是一种自我证明,并通过证明来认识自我、定位自我。

   历史学家通过提问和回答这一证明过程,充分地施展了自己的自由意志。证明,是史家在理性地思虑之中渐次展开的认知行动,就此而言,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理性的展开。柯林武德认为科学的历史学家理应是理性的,而且需要把这种理性运用到历史的情境中去阐释。历史证明的过程,乃是一种历史理性应用的过程,也是问答逻辑展开的过程。

  

   证明的方法:推论与类比

   除了问答逻辑之外,人们熟知的史学研究中的证明,更多是由证据进行推论或推理。除推论这种通常运用的方法之外,类比是我们常常忽略的,至少也是模糊不清的。笔者过去在分析历史思维的时候,讨论过逻辑推论和历史想象。我认为,历史想象是一种演绎思维的展示,因为它运用日常生活中归纳的教条,然后把它施展在史料之上进行演绎、想象和类比4。接下来的讨论,我将进一步探讨证明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除逻辑的推论方式之外,更多的涉及类比。

   现在看来,逻辑推论与类比并不是截然分离的两类模式,它们有相互交错的环节。下面的讨论将围绕柯林武德谈到的推理、普罗斯特论及的类比证明、数学家波利亚所言的类比或合情推理、哲学家普特南讨论的类比推理来说明这一点。

   柯林武德说:“历史学就是一种科学,但却是一种特殊的科学。它是一种科学,其任务乃是要研究为我们的观察所达不到的那些事件,而且是要从推理来研究这些事件;它根据的是另外某种为我们观察所及的事物来论证它们,而这种事物,历史学家就称之为他所感兴趣的那些事件的‘证据’。”2以史家观察所及的事物为证据,来推理出那些观察达不到的事件,柯林武德认为,这是历史学家存在的理由之一。史家通过向那些证据提问开始进入推理,确证历史。柯林武德说:“一个人之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所凭借的知识,就是由他所支配的证据对于某些事件都证明了什么的知识。”2简言之,依赖于证据而进行的历史证明塑造了历史学家。

   这个证明的过程和回答问题的过程是一致的。作为史家,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我怎么可能提出这个问题?我提出这个问题肯定不只是和历史相关的,因为这个问题具有时间的维度,它一定是一个与现实相关的问题。假如有史家认为这个问题只是历史的问题,那我们就只能是发现它,而不是提出它、创造它、发明它。

   为什么在这么多的历史文本中,我们看到史学大师的作品如此与众不同?那是因为他提出的问题不一样,考虑的视角不一样,因而回答的方式不一样,获得的结论自然也不一样。我并不是说,这个他人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是史料中本来就有的;这个问题,恰恰是这个史家在自我身处的独特现实中,以自己的感受和认知所塑造出来的。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是某种有组织的或推理的知识”。借用德文中Wissenschaft(科学)作为系统的知识这一概念,我们看到,柯林武德的“科学历史学”指的乃是一种有着系统知识的历史学。他与当代德国史学理论家吕森用的学科框架是接近的。因而,对柯林武德来说,历史学之成立,实有赖于推理,这便是一种证明。

   我们所说的历史研究中运用的逻辑推论,实际上就是一个进行历史证明的过程。柯林武德举过一个例子:“我记得在上星期给某某人写了一封信。”这是一个记忆陈述,不是历史陈述,除非该陈述具有证据支持。如果你拿出来了某某人的回信,并且这份回信还得告诉我们,回信人收到之前的来信,这个时候,因为有了证据,才使其成为一个更可信的历史陈述。当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谈论历史虚构与文学虚构时,历史虚构只是形式上的虚构,或者说叙事方式上的虚构,它并不是说要脱离证据,历史的内容是什么,需要证据作为基础。

   历史学从来没有脱离证据,但不意味着“证据”的概念就不要反思。证据概念与问题的相关性,前文我们已经有所讨论。没有证据,历史学就不能称之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但是,我们的确也可以说,没有哪个学科就是独立的学科,要不然,何以说明那些促成20世纪70年代跨学科研究兴起的根本推动力乃是力求打破现代各学科的桎梏。追求学科的独立性,这主要是18世纪近代科学思维的产物,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那些构成相对“独立学科”的边界,已经成为学术思想发展的阻碍而被突破。在这个突破之中,体现在史学理论中的问题,乃是传统意义上历史学科的实证性,或者证明的严谨性,已经不再仅止依赖于由史料出发的逻辑推理,而不得不同时借助对于想象和类比的更为深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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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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