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 史建云: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

————回应黄宗智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2 次 更新时间:2020-05-02 15: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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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   史建云  
同时使手工纺织业生产收益越来越低。

   所以在观察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时, 黄和我实际上有某种共同的基础, 尽管我认为这一阶段非常特殊,而他认为这一阶段比较平常, 当然, 对于解释这些事件的机制我们也有分歧 (他把三角洲西部许多以前的棉纺织业劳动者1860年以后转入丝业看作一个继续内卷化的实例,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也不同, 我对此产生怀疑, 既由于这个运动开始于一个人口密度最低的时期——太平天国即将结束——由于国外的强烈需求, 中国丝的价格看来高到足以提高每工作日收益的程度55) 。

   与江南不断恶化的贸易环境相比, 英国不可能更为严重。新大陆的输出有巨大发展——如我所证明的, 以该地区显著的生态恩惠和一系列特殊的制度安排为条件, 包括奴隶制和英国对海军及海运的巨大投资。拿破仑战争时期及其后欧洲大陆重要地区的制度改革也放松了对从那里输入产品的供给方面的限制, 尽管这些变化用了很长时间才发展到这个大陆上某些土地最充裕的部分 (如俄国) 。土地密集型产品输入数量激增, 使英格兰得以经历一个巨大的人口高潮、提高人均消费并使制造业比以前进一步专业化, 同时没有遭遇初级产品价格上涨。通过这种贸易, 英国农业在必须满足这个国家飞速上升的纤维需求方面得到了解脱, 它也逐渐 (1846年以后不再这样逐渐) 解脱了满足大部分食品需求的要求。没有这些“虚拟面积”, 如埃里克•琼斯对它们的提法

   (1981b, 82—84) , 和更普遍的贸易繁荣, 英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即通过减少劳动使利润最大化 (并增加每劳动日的产量) ,而不是使农业总产量最大化——几乎不可能提供全部的需求。在我之前有别人也看到了这些 (如Thomas 1985,729—753) , 但这一点看来值得再次强调, 因为把英格兰 (或欧洲) 与更广阔的世界区别对待的理由常常把它掩饰起来。

   煤的历史有类似的作用, 尽管根源不同。就在英国的农林业停止提供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纤维时, 也停止提供它的大部分燃料。正如里格利 (Wrigley) 所阐述的, 如果英格兰必须通过木柴和木炭为家用和工业发展提供燃料, 它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英国根本没有足够的土地 (1988, 54—55、80—81) 。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 江南的情况再一次正相反, 那里每年生长的植物仍然是燃料以及食物、纤维和建材的主要来源。实际上, 随着输入的衰落, 江南自己的土地作为所有这些必需品的一个来源可能变得更为主要;而在土地供给有限的条件下,这些不断增强的需求只能以劳动极为密集并且有时会破坏环境的方式满足56。此外, 英格兰煤业革命至关重要的作用, 甚至远远超过了关系到松解土地/资源紧张的那些巨大的影响,这些作用源于它与蒸汽动力发展、运输革命、钢铁生产和军事实力的密切联系。

   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争议的不是我对所发生情况的描述, 而是我对它们的解释。然而,黄对我的解释的关键部分叙述是错误的。我当然不认为英国煤业的兴盛是“1800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 (黄没有提供引文) 。相反, 我谈到英国长期用煤的经验, 既与相当早的滥伐森林相关,也与煤矿有很多可见的地表露头相关, 同时提到18世纪和19世纪的产量极为迅速并加速的增长, 1700—1750年增长了70%, 1750—1830年增长了500%, 1815—1900年增长了1400% (2000a, 61、283) 。我也不认为这一切全是由于“煤炭和殖民地的历史机遇, 而且仅仅是这一点” (黄 2002a, 175, 再次没有引文, 并说这是我“造成的印象”而不是我说过的话) 。相反, 通过强调如果没有蒸汽机抽水, 英国煤业不可能兴盛, 强调蒸汽机的逐渐改进与英国在精密仪器制造方面的领先地位造成的技术发展密切相关, 我阐明了地理上的幸运并不是全部历史 (Pomeranz 2000a, 61—62) 。

   我真正的主张是, 幸运并非无关紧要。在一个还没有专门探矿技术的时代, 煤必须以很大的数量呈现, 有足够的露头, 才能使人们知道怎样寻找, 并习惯于使用它。煤矿比较接近一个巨大的迫切需要燃料的都会 (暨手工业中心) , 这个都会在一个较早的时候已经耗尽了木材供给, 其居民最终不顾煤的环境代价(有些事情欧洲其他许多地区至今不会容忍) 接受了其日常供热的用途, 大有益处。同样有帮助的是,英国煤矿的基本问题是怎样抽干水 (以蒸汽为动力的抽水机为此而完善) , 而不是怎样防止瓦斯自燃, 后者在位于比较干燥地区的煤矿 (包括中国的大多数煤矿) 至少是一个同等紧迫的问题 (余明侠1991, 23、27) , 而在英国各种技术和好运共同协调作用。初期的蒸汽机如此浪费燃料、难以移动并具危险性, 以至除了坑道口不值得安装在任何地方, 坑道口的燃料基本上是免费的(因为它们能够利用不值得运输的小煤) 。发现早期蒸汽机有某些用途对人们不断改进它们可能十分重要——而一旦得到改进, 它们除了抽出矿井中的水外,还开始解决大量问题。煤从根本上使得用节约土地和劳动的方法解决老问题成为可能;煤加上蒸汽机为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方案, 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不是一个纯粹由运气构成的历史, 但运气很重要。

   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如黄所说, 中国确实有丰富的煤蕴藏量,但绝大多数在西北, 距离太远, 以至在铁路时代之前对江南没有任何益处。赖特 (Tim Wright) (黄引用了他的话) 提到, 即使在20世纪初, 西北的煤价仅在煤矿到50公里以外的河岸之间就增长了4倍 (Wright 1984, 9) 。9个南方省份只占全国煤蕴藏量的1.8%, 11个东部省份 (与南方省份有部分重叠) 占8% (孙敬之 1988, 93) 。距江南市场遥远不仅把运输费用抬高到令人不敢问津的程度, 还意味着远离熟练工匠的集中区, 这些工匠能够帮助解决其他方面的技术问题 (那些无论如何并不特别需要强有力的抽水机的问题) 。同时, 江南找到了减轻日用燃料直接短缺的其他方法:贸易、利用农作物秸秆、用铁锅烧饭、重复利用铁等等——没有人能知道一个煤/蒸汽组合会打开多少道新的门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如果没有煤, 伦敦甚至无法满足日常家用燃料需要, 而从结局看, 正是这一事实可能构成了英格兰好运的组成部分。

   这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自称它已解决。如我在书中提到的, 江苏北部有几个煤矿通过水路向江南运送了一些煤, 尽管没有一个距离近到足以产生较大影响 (2000a, 65) ;还有一些煤矿向北京供应煤,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尽管小得多的市场(Naquin 2000, 433) 57。在这些例子中, 我也提到政府对大型煤矿的矛盾心理 (主要是担心年轻男子大量集中)起了进一步的抑制作用, 这与运气没有关系 (2000a, 64) 。然而奇怪的是, 黄把1896年以后供应汉阳铁厂的湘赣边界山区的萍乡煤矿作为一个“很容易就可以供给长江三角洲”的煤矿实例 (黄2002a, 175), 因为正是他引用的那篇文章指出, 一些严重的运输问题必须通过18世纪甚至难以想像的技术 (包括电气和铁路) 的帮助才能克服(Hornibrook 2001, 213—226) 。大体说来, 无可怀疑, 一系列地理机遇与人为因素的结合, 使矿物质燃料开采在江南比在英格兰更少可能发生突破, 而不需要像黄那样, 假设中国燃料需求不足是由于普遍的不发展。

   总之, 我并没有主张煤与殖民地的机遇是大分流的全部历史。我引以为荣的是罗威廉 (William Rowe) 所说, 这个论证“时时表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多重要素” (2001, 408) ;如我所阐述的, 甚至煤和殖民地也并不只是运气问题。尽管如此, 我的确认为中国/欧洲和江南/英格兰的比较有助于说明这两个因素被估计过低。我也确实认为这个分流, 尽管并不是1800年以后突然出现, 但出现的时间比很多学者认为的晚得多。如果我们让回溯性知识——到19世纪中叶, 经济分流已经极大地遮盖了相似性——抹杀了对那些相似性的了解, 如果我们不能探究它们的升降浮沉, 或者如果我们不承认18世纪欧亚大陆两端面临的发展障碍构成了重叠的——尽管不是同样的——背景, 我们就是在篡改历史记录。

   所以我尽力要做的是, 提出一些使我们可以开始为许多差异的重要性排序的方法。为此, 我们首先必须承认通往不同方向的差异, 一些已经长期存在, 一些则是相当新的, 这些差异每一个的相对意义随时间而转移。还必须理解, 我们所比较的区域不是孤立的,因此如果不看清它们与之有重要关系的那些区域发生的事, 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们。例如对江南来说, 它的贸易伙伴何时开始生产更多的棉布并输出更少的谷物是很重要的。如果承认有多条道路通往现代经济, 承认即使那些最终全部出现的因素也不必以相同的顺序出现, 我们会做得更好。如果只有在看到与英国历史的一个程式化版本——一个很多经济史学家现在甚至对英格兰也做了重大修改的版本, 肯定没有描述其他很多已经富裕起来的国家 (既包括欧洲国家也包括东亚国家) ——相符合的事实时, 我们才继续承认发展, 就只能是一叶障目而已。

   我自己的推测是, 18世纪末是一个关键时刻, 部分是由于江南/中国正在遭遇在全国范围内更为严重的问题58, 同时英格兰/欧洲发现它自己正处于这样一个世界:矿物质燃料、虚拟土地和新技术缓和了以前严重的土地制约, 意味着它的比较落后的领域(例如农业单位面积产量) 现在的重要性要比如果没有这些松解性资源本来应有的重要性低得多。我充分期待着这些推测以及很多支持这些推测的假定和估计将被新的研究取代。但对我来说, 关键问题在于通过经验和事实,澄清、确定或推翻相当具体的成为焦点的相似之处, 同时承认它们中没有一个能单独决定这些社会的命运。我以为至少欧亚大陆的两端直到18世纪末, 经济方面还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个一般性概念将经受住长久的验证。把中国和欧洲放回根本隔离的“发展”与“内卷”范畴中, 坚持认为只有它们之间的差异才有关系, 或坚持这些范畴在几乎其他一切事物都发生了变化的600年中一直维持着它们的相关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附录:豆饼肥料、每英亩产量和劳动密集度(略)

   这个问题我曾在书中论述过,我在这里再次指出, 豆饼肥料的应用首先是一种节省劳动的革新。这是一个其他人也曾提出过的观点, 既对于中国也对于日本 (见下文) 。黄对这一观点提出的反对意见 (153—154) 包含了许多不合逻辑的推论和其他错误。

   首先, 他说粪肥“成为”主要肥料, 超过了劳动密集度较低的绿肥,好像这是一个最近的发展 (2002b,507;2002a, 154) ;实际上, 粪肥的优势地位开始得早得多, 是在完全不同的土地—劳动比率条件下。在他自己指出粪肥的使用尤为耗费人力之后, 黄莫名其妙地要求避免得出17世纪末和18世纪豆饼的大量应用——在我们讨论的时期是由粪肥向豆饼肥的一种转变——代表了劳动力大量节省的结论 (长江三角洲的粪肥利用看来事实上在明末已达到了1930年代的水平[Perkins 1969, 73], 当时大范围使用豆饼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而人口数量——粪肥的一个主要来源——大概至多不过1930年代的一半。并且, 像珀金斯对猪数量的出色论证[1969, 71]一样, 其他主要的肥料潜在来源可能也和人口增长保持同步或略微超过后者) 。

为了避开这一结论, 黄首先根据李伯重的旧作提出这种新肥料没有增加产量。如黄本人所说, 这是一个李已经放弃的观点。尽管黄把这说成是没有合适理由的可疑的立场颠倒 (“李没有讨论他本人以前提供的证据”[2002a, 154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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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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