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才友: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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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才友  
捣毁指委办公处,“撕毁总理遗像,掳掠器具”,并联合县款产会常委赵完璧拒绝移交经费。留日归国的县长徐之圭(衢州江山人)对卢炳晁及其背后代表的卢宅县城士绅势力颇有微词,故希望能借吴扬祁等人之势打击指委会,对吴氏等人的行为并不干涉。东阳县指委会随即向省指委会和省政府呈报,除要求严惩吴等人外,指责徐之圭“倒行逆施”“帮同阻挠”和“庇护反动份子”。最终在省指委会的主导和各县指委会的声援下,省政府于是年11月将徐之圭撤职,后调往诸暨任县长。63

   前述衢属常山县也经历了类似情形。1928年7月,指委郑作仁、何甘泉、徐时钟等人回常接收党务,负责此前党部的正谊派常委徐政衢拒不移交,并率吕新夫等附从人员“拥入党部,殴打指委,撤毁总理遗像及什物”。对此,县长徐寅选择失势的正谊派,并于7月13日借开会之名,“诓骗郑作仁、何甘泉、徐时钟至县政府内,强行扭至警察所拘禁”。64后郑作仁以“偏袒纵容”“勾结土劣”和“破坏党务”等罪名向省控告徐寅,要求“严行查办,以儆顽腐而肃党治”。65据时人回忆,徐在常山县长任上,“学问、能力均差,轻信部属,无所作为”。66此案亦引起了省指委会的重点关注,徐寅也因此案被免职,并开除国民党党籍三年。67

   1930年前后的衢属、金属其他各县都经历了党政冲突,结果皆以党方胜利而告一段落。如龙游县执委会常委林以盛于1930年6月检举该县县长周家范贪污渎职,致周被省政府撤 职。68永康县党部徐士光以地方自治团体“陶社”为根基,向监察院弹劾永康县长王超凡,致王去职。69影 响较大的还有江山县党部党员何汉章与县长米星如之间的冲突。何汉章系江山县城关人,伯父何笙甫,系晚清廪生、县参议员,曾任鹿溪浮桥经理。何汉章于1927年加入国民党,是年夏,何以商界党员代表召集地方绅商筹办永耀电气公司,1928年任县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并开办顺利人力车行。据相关回忆,何汉章乃当地一霸,“凡来江山当县长的,上任后都要拜访 他”。701930 年3月,米星 如71任 江山县县长,此时正值青黄不接,粮荒特别严重。党部徐莲溪与朱光宇、朱曜西等人在党部创办的《江山日报》上发表《怪米》一文,针砭县长米星如无视人民疾苦,报社随即被查封。党部因此挑唆群众数千拥入县府,要求救灾。米县长态度傲慢地说:“我是姓米,不是带米来江山,你们要米,可以到米行里去要,向各粮户去要。”此言一出,群众即应声而散,飞奔城里各米行各粮户去。大家口说:“我们是奉米县长来向你们要米的。”全县米行皆被抢光,城中大粮户,亦无一幸免。次日,各米行粮户集名上告。何汉章与米星如就闹米风潮进行善后磋商,但意见龃龉,被米逮捕,但旋即省令将何释放,米氏因“渎职罪”被调省处 办。72

   浙南温属瑞安县的党政关系则相对缓和,如前所述,瑞安党部为小陈派把持,县长对党部一些激进行为虽有抱怨,但皆无实质性对抗行动,倒是党绅关系紧张。瑞安乡绅张棡在1930年前后的政治观感也许能代表温州乡绅对国民党“党治”的一般印象。除虫、二五减租、修路派捐和土地陈报等事情,给乡绅们带来了沉重的剥夺感,所以打开张棡的日记看到的满是对党和政府的咒骂之声,甚至“近有人谓中山两字乃虫字之化身”,将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比喻为“人虫”,以此表达对“新政”的不满。73

   在平阳县,无论是党绅关系还是党政关系都较缓和,刘绍宽等依赖代际传递的力量影响党部,而党部也借刘等人的权力网络嵌入地方社会。双赢的格局使得党部在后来的打倒土豪劣绅运动中亦没有波及刘绍宽等人,而是选择“勾结丁匪”的“四凶十恶之首”吴醒玉为斗争对象。74在这一过程中,刘绍宽等对吴醒玉并无袒护之举,多次出席吴醒玉案庭审,同时,县政府虽然对于党部要求查封吴氏房产田产并不赞同,但仍然会同军警缉拿。75县长直至抗战前皆与平阳党绅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金衢严处台温党部的强势还体现在区分部的分布上。国民党规定“区分部为本党之基本组织”,国民党政策的推行,最终还是要靠区分部的力量。76前 述浙江区分部在市镇和乡村旗鼓相当,若深入考察还会发现,有35县的农村区分部多于市镇,占浙江总县数的46.7%,且仅就此35县而论,有65.3%的区分部设在农村,大大高于全省比例。而从杭嘉湖宁绍和金衢严处台温的地区比较来看,杭嘉湖有85个,绍宁两府榜上无名,反观金衢严处台温则共计210个,占比为72.9%(见表7)。

   表7 1930年10月农村区分部比例高于城镇区分部府县一览表 (单位:个)

  

   资料来源:国民党浙江省执委秘书处编:《浙江省各县党区图》(1930年10月),浙江省平阳县档案馆藏,8/3/82。注:上述所有35县城镇区分部共153个。

   颇为巧合的是,以上35县大多是1927—1930年中共革命活跃的县份,所以分析这一时期浙江中共革命的发展轨迹或许更有助于理解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的基本情形。相比同时期苏区,中共在浙江的革命相对迟滞,且革命经历了从杭州、宁波为中心的发达地区向浙西、浙南为中心的落后地区转移的过程。77在杭嘉湖宁绍等地,由于经济发达,自耕农比例高,农民可资营生的手段相对较多,愿意追随中共革命的人较少。而中共浙江省委所要求在杭州、宁波的工人革命又难以实现,因此,自八七会议后,浙江革命开始向农村、向浙西浙南转移,无怪乎有党员同志抱怨,党已经变成了“农民党”。

   然而,金衢严处台温从战略边缘走向中心,并未给浙江革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反,由于前述国民党在这些地区尤其是农村的发展,中共革命备受国民党势力的压制。1929年4月省委取消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出特派员对浙西、浙南革命区域进行巡视,然而他们普遍反映,改良主义宣传对各地民众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如永嘉和永康的民众说“二五减租是好的”,影响很大78;建德县党部的反动宣传影响更大,如姚鹤廷在巡视中发现,“县党部的宣传,使得群众发生幻想,群众说,就是同志也如此——减租是国民党的革命事实,土地陈报是平均地权,也就是共产,村里制是农村自治”。79

   此外,国民党还利用一些自治团体进行宣传。如永康县党部中的“实业社”分子通过组织“百子会”,并向群众宣传,“永康的C·P不是真的,他们‘百子会’将来才是要真的实行共产”;省党部从1928年开始自上而下组织的村里制更是反动,它能“使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系统化,组织化”,基于此,巡视员卓兰芳认为,国民党的“改良主义已经收到相当成效”。80由于难以从组织上与国民党进行对抗,中共地方领导人大多希望联络土匪举行武装暴动,或继续隐藏在国民党内,联络某一地方派系攻击另一派系,以觅得夺取一县政权的机会,这一革命方式在当时革命语境里是典型的“机会主义”。

   与国民党基层党部的强势相比,中共浙江革命虽在1930年前后经历了红十三军的高潮,却又迅即在1930年6月至10月遭遇瓶颈。随着浙南“隘门岭惨案”的发生,红十三军主力受到削弱,浙江革命随即陷入顿挫。而且,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推行的村里制逐渐演变为保甲制度,并成为1931年后国民党控制基层和扼杀中共革命的“制度保障”。81中共浙江革命直至1935年粟裕、刘英率领的挺进师进入浙南后才得以扭转,浙南革命进入另一个高峰,并成为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82

  

   五、 结论

  

   学界既往关于战前国民党组织发展的研究或从宏观角度检讨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或从党政冲突的角度去分析国民党在1930年前后走向“沉寂”的过程。本文以浙江省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为出发点,将视野下移到地方并关注基层党部的主体性,通过分析1927—1931年浙江国民党的发展历程发现,即便在国民党的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就城乡分布而言确实极不平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杭嘉湖宁绍等发达地区和金衢严处台温等落后地区的党务发展又呈现完全不同的态势。

   具体而言,从浙江国民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轨迹来看,虽省党部早期党务发展重点着力于杭嘉湖宁绍等发达地区,但到1930年10月前后湖州、宁波和绍兴的组织仍发展迟缓。相反,台州、处州和严州的发展迅速,金衢严处台温等地区实现了组织发展的逆转。同时,通过分析国民党城乡分布可以发现,全省区党部设在城镇远多于乡村,且区分部和直属区分部的城乡分布虽居伯仲之间,但考虑到中国城乡版图90%是农村,党部的城乡差距确实巨大。在印证国民党城乡分布极不平衡的普遍特征的基础上,还应看到党部在城乡分布的地域差异上也十分明显。杭嘉湖宁绍等发达地区的区分部和直属区分部城镇虽占优势,但在金衢严处台温等地,尤其严州、处州和温州的农村区分部和直属区分部优势明显。故“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在浙江金衢严处台温等落后地区或许不能一概而论。

   从组织嵌入地方社会的角度上看,1926年以后的国民党组织主要是由在外求学返乡的知识青年凭借地方原有的权力网络组建起来的。尤其在金衢严处台温等落后地区,知识青年依靠县议会、款产会等地方自治团体,为组织嵌入地方提供了保障和经费来源。在这一过程中,宗族势力、地方派系或代际传递等要素在不同地区扮演不同的角色。但由此也产生了新旧矛盾和代际矛盾,这些矛盾在国民政府的权力统摄的过程中演变为形式多样的党政冲突。

   不过,浙江的党政冲突在杭嘉湖宁绍和金衢严处台温的地区差异仍旧明显。在发达地区,由于受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党嵌入基层的深度及其影响力相对较小,故而在党政冲突中势力经常受损;而在落后边缘地区,封闭和落后容易造成强人政治和寡头政治,这对党部嵌入地方确恰好起了助力作用,且党部借助宗族、地缘等要素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占据上风,从而进一步控制地方社会。实际上,在抗战时期浙江国民党依旧强势,据有关研究显示,建德、永嘉、海宁、昌化和常山等地的县党部书记长多为大地主,县长在县政实施中往往受到党部的掣肘,这一局面甚至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83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浙江国民党的发展显然有其他各省难以企及的优势,如拥有众多高层政治精英、靠近政治中心以及毗邻上海等。然而无论如何,政党“嵌入”过程始终离不开对地方社会原有权力网络的借助。本文对浙江国民党基层党部“嵌入史”的分析也许能为学界考察国民政府其他省区提供一些思考空间。这些省区的政党“嵌入”呈现何种区域特征,借由何种要素嵌入地方,党政关系又如何,都值得深入讨论。

  

   注释

   1阮大仁:《解析蒋中正放逐陈立夫之经纬》,台北《传记文学》第93卷第3期,2008年,第4—25页。

   2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刘曼容:《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1年版。

   4这一观点最早源于美国学者易劳逸。参见Ll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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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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