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才友: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7 次 更新时间:2020-04-13 17:11:13

进入专题: 国民党;   地方党部;   基层党务;   强人政治;  

王才友  
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41有些地区的乡绅凭借兴办教育和团练等积累了雄厚的政治文化资本,他们也成为党部拉拢的重要对象。如温属平阳县,即由刘绍宽、陈锡琛、姜啸樵、王理孚和黄光等组成的旧乡绅集团主导了辛亥前后的县政。他们对于党部这一新鲜事物,虽并不支持,但亦不反对。与刘绍宽关系非常密切的门生范任直接领导了平阳县党部的筹建,而黄光之子则在特委会时期成为新党部笼络的重要对象。42改组委员会时期,省党部派徐箴和陈天鸿回平阳改组党部,他们也得到了刘绍宽的支持和默许。因此,党部亦投桃报李,联合刘绍宽主持款产会同席议事,讨论地方发展。43我们还在金属武义县发现,清末旧乡绅徐丙炎一直参与国民党组织的建设,并担任常委。徐氏出生于1866年,乃武义县名儒,县城北上街人,清末民初先后担任县自治会长、县参议和县代理知事,在教育领域先后任武义壶山学堂监督、校长,并于1920年代任省立第七师范国文教员和武义劝学所所长。1926年,徐丙炎参与组建国民党县党部;1929—1935年,徐丙炎一直担任国民党省直属武义县区党部常务委员和县教育款产会主任委员。44

   此外,地方党部往往有意无意间与宗族或地方派系联系在一起,有些大宗族依靠敏锐的嗅觉抓住党部这一新兴权力工具,攫取更多的权益,当然这也为党部嵌入地方提供了媒介,尤其在金衢严处台温等地,这一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

   寿昌县位于浙西山区,清末民初寿昌社会被蒋、翁、叶三大家族操纵,其中以蒋家势力最大。蒋钟翰、蒋钟干兄弟凭借清末科举功名,得官方青睐,“把持教育界,包揽词讼”;南门翁家则是全县大地主之一,约有2800余亩田地,店铺钱庄遍布寿昌、杭州、绍兴和兰溪等地,且翁家世代同堂,人多势众,仅大学毕业生就有四五人,盛极一时;相比之下,叶家则在政界颇为得势,叶诰书曾在辛亥鼎革时任严州军政府负责人兼摄建德民政长。北伐军过境后,翁家(翁士杰)率先组建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并发动群众对蒋家进行了控诉斗争。但“清党”后,叶诰书的孙子叶特生则依奉省令担任寿昌县清党委员,改组县党部,排斥翁家,1927年10月,翁士杰又被任命为寿昌县特派员,整理党务。但到1928年7月,寿昌国民党又在党务指导委员会下被蒋家所支持的势力掌控,翁士杰则被当作“土豪劣绅”被捕入狱。45

   不难看出,历史积怨虽然使地方纷争不断,却也为党部嵌入地方提供了温床。东阳县托塘张姓和城关卢姓为当地大族,皆崛起于宋室南渡以后。托塘位于县南郊,卢宅则位于县城,二者“积有世仇”。1923年,托塘张荣铭等发起组织“齐社”,1926年12月,张受省派回东阳组党,张即以“齐社”为基地发展组织。临时县党部成立后,张荣铭成为常务委员。一时间齐社几乎把持了县政,县长廖维纲便利用张、卢两姓矛盾,挑动卢宅卢姓不明真相的部分群众反对托塘张姓,张荣铭在纷争中去职。1927年2月,省党部委派卢宅的卢炳晟成为县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委,卢氏控制东阳党务一直持续到1930年4月。46

   位于浙西衢属常山县也有类似情形。民国初年,围绕着县议会议席以及省议员选拔,常山就形成法派和君东派二派,两派相互攻击,以攫取各部门权力。1926年12月,北伐军入境,县议会解散。东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缪斌介绍徐时恺和汪卓侬等5人加入国民党,并组建国民党县党部,由徐时恺任常委。汪卓侬因任私立正谊小学董事会首,为争取利益,以正谊小学为聚谈场所,组织小团体,自名“正谊派”;而徐时恺及其同派成员系定阳小学校长或教师,故名“定阳派”。两派势均力敌,分庭抗礼,原法派与君东派皆以个人关系,“分别接近新兴的定阳派或正谊派”,这就成为党部嵌入常山的重要背景。1927—1931年,正谊派和定阳派轮替办党。“清党”后,常山县党部仍由定阳派主持,徐维新任常委。1927年10月,正谊派在蒋介石下野后获得党部控制权,曾日三任常委。1928年7月,省指委会派定阳派郑作仁、何甘泉和徐时钟三人回常办党,定阳派重行夺权,且一直持续到1931年9月。47旧去新来,没有变的仍然是地方派系斗争,党部嵌入地方正如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影响着地方社会。

   温属瑞安县的地方派系更为久远,当地从晚清开始就因学界权力等纠纷造成所谓“陈党”(以陈黼宸为首)和“项党”(以项湘藻为首)两个主要士绅派系,民初陈党打败项党,陈党又分为大陈和小陈两派,大陈以陈亦典、鲍漱泉为首领,小陈以陈穆庵、伍宙飞和陈叔度为首领。1927—1928年间,小陈派联合江南(飞云江以南)士绅李一飞等接收党部,并藉此“喊出打击土豪劣绅”,打击大陈派。48

   一般来说,杭嘉湖宁绍的党部嵌入相对简单,也相对平和,同时,这些地区因受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影响,接受起来也相对容易。不过,这些地区经济发达,商会力量发展更盛,群众入党的积极性明显不如金衢严处台温,故党部在地方政治中的重要性也远不如后者。

   综上所述,1927年前后的国民党在浙的基层组织基本上是由青年学生与地方旧乡绅合力之下建立起来。新青年依靠其在城市求学中带回的组织线索组党,并在旧议会的庇护下嵌入地方。这一嵌入过程或凭借宗族传递,或藉由地方派系,或主动或被动地进一步嵌入地方。这对党部来说是积极面相。然而,新旧之间毕竟难以长期共存,其必然伴随着地方县政激荡而裂变,从而导致党政绅之间多重冲突,进而使地方社会愈加复杂。

  

   四、 党政冲突下国民党基层党权和党务之考察

  

   从全国范围来看,党部嵌入地方社会后,各省党部自1927年起多数都开展过一系列提高党权的运动,包括破除迷信和“二五减租”运动,从而引起了激烈的党政冲突。但军高于政、政高于党的体制决定了党方的劣势地位,这也是多数省区在党政冲突中党方显得弱势或被“虚化”的根本原因。浙江也是如此,作为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省党部不愿接受“议会替身”的角色,他们更想承担“建国治国”和“实现政纲党义”的重 任。49由此,省党部遭遇省政府的强势抵制,如省政府拒绝省党部接收浙江省临时执委会和《浙江民国日报》以及查封杭州总工会等事件50;同 时,省党部的频繁改组和更替更使许多县市党部相继出现县政府阻碍党部接收及擅捕党部委员的事件,从而引发更大冲突。

   过去学界考察党政纠纷多停留在省级层面的讨论,若将聚焦中心放在基层社会,情况就会更为复杂,如浙江在杭嘉湖宁绍等发达地区和金衢严处台温等落后地区所看到的党政冲突情形和表征可能并不相同。51在杭嘉湖宁绍等发达地区,各旧府属县拥有功名的士绅相对较多,商业发达,士绅经常卷入商务领域,传统社会分别变得模糊不清,“绅商”阶层居多。许多出色的绅商皆凭借新式交通远赴省会杭州和上海等地经商,只留“下层士绅”在地方活动,他们对党兴趣并不大,在党部嵌入的过程中往往呈现截然不同的热冷变化,这使得这些地区党部嵌入地方后影响力难以深入,也是1930年前后湖州、宁波等地国民党发展迟滞的重要原因。

   经费拨款的变化是导致党部影响力难以深入的另一重要原因。1928年特委会时期,与其他省区一样,浙江各县党部曾短暂停止活动数月。待恢复后面临的问题是,多县党部在1927年经费透领过多,导致县政府无法做出下年预算。因此,县政府和款产会一度要求清查并提回停止活动期间所剩余的经费,并由款产会“酌盈济虚,合并支配”。但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他们认为“党费是党费,未便由县管理公款公产委员会支配用途”,党停止活动期间的剩余经费,“党部自有用处”,未便由款产会提回,党部的每月收支报销亦只向党的上级机关负责,不必向款产会造送清册。52

   仰给拨款与不服管制的矛盾,使得党政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据现有资料看来,杭嘉湖宁绍等地从1928年起就有不少县级款产会刁难党部,甚至缩减党部经 费。53但 1929年国民党各县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党员人数也不断增长,不少县党部的预算早已超过旧县参两会经费总额,省政府一面通令各县党部开支经费,“应尽原有县参两会经费项下支拨,不得超 过”54,另 一方面又不得不令“县政府会同县党部、县款产会筹商,就地方款项拨 支”。55但后来随着党政冲突的激化,省政府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新设财政局,并将款产会改隶县财政局,名为“县财政局县款产保管委员会”,规定不再设党部监察员,与党部划清界限。56二 者矛盾随之白热化,以致不少县党部纷纷要求缩小或裁撤款产 会。57党部权力也逐渐在与政府的“冲突(Conflict)”中走向“沉寂(Quiescence)”。58

   我们可以通过宁波奉化的例子一窥杭嘉湖宁绍等发达地区党务发展的概况。由于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奉化县内许多绅商和新式知识分子如王才运、邬志豪等皆赴沪杭等地经商,庄崧甫等上层士绅则仰仗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在省政府为官。事实上,地方下层乡绅经常凭借沪杭同乡之利,争夺地方资源以发展地方事务。小知识分子张泰荣就是藉由庄崧甫和“剡社”参与地方议会事务,1925年前后,张泰荣开始接触国民党,并于1926年5月准备填写“党表”,是年12月加入国民党并积极参与活动。1927年2月,在正式成立的县党部中,张泰荣担任临时会计和第一区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农工部长。在此过程中,张频频欲借议会和党部之力发展其所致力的孤儿院事业。在北伐军过境时,奉化县党部策划驱逐县知事沈秉诚的运动,沈在围殴之下被罚洋4000元,“另助党部1000元,孤儿院1000元”,故时人有“分赃会议之说”。59此后,张泰荣又相继承办奉化县职校并加入县款产会。然而,1927年7月之后,由于受到党部“土豪劣绅”掣肘和贿选丑闻,同时党部难以从款产会得到稳定的资金来源,孤儿院又难以藉党获赀,张泰荣慢慢淡出党部事务,甚至再三要求辞去区党部执委之职。60后虽未辞职,但热心骤减61,致力于通过款产会平台和向沪杭宁绅商的渠道筹款发展孤儿院。

   张泰荣和奉化党部的概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发达地区的党务发展。同时,杭嘉湖宁绍各县党部当时还深陷党务指导委员被政府逮捕、宣传“二五减租”被诬以及在破除迷信运动中被殴等纠纷。如1928年6月,杭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指委廖应钟和潘珂二人被特种刑事临时法庭逮捕,此事件引起了省党部和浙江省内数十县党部通电谴责。面对责难,特刑庭庭长钱西樵不为所动,仍判钟、潘二人两年监禁。也正因为此,这些地区的党权式微特征明显。

   不过,杭嘉湖宁绍的党部“沉寂”并不代表这是浙省党务发展的全部。在浙西和浙南,党部显得非常强势。如严州、衢州、金华、丽水和温州等地,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民风剽悍,商业欠发达,商人地位远逊于浙东和浙北地区。从官绅关系看,金衢严处台温等地在党部嵌入以前,士绅往往在维持乡民生计、开展慈善救济、发展教育事业、地方治安及地方款产分配等方面拥有重要的话语权,因此,地方士绅容易形成以宗族、地缘或学缘为中心的派系和寡头政治。

   随着议会的消亡,党部便成为地方乡绅延续争夺地方资源的重要阵地,而此前即已存在的地方派系之争借党部继续发酵。而对县长来说,地方乡绅的“强人政治”对其县政治理始终是潜在威胁。因此,在党国政治下,党政绅三方表现各异。1927—1931年国民党基层组织发展的一大特点是改组更替频繁,浙江亦不例外。而基层党部的每次改组和整理,基本上都是某一地方派系取代另一地方派系的过程,或者由最大的几个派系轮流坐庄。而各县县长“均非本籍人士,对于所治之县内环境,与民心风俗,均未得熟悉”,故而下车伊始必须对地方派系有所依靠和抉择。然而,县长一旦有所偏向,必定使地方局势更为复杂。62在这一局势下,县长往往选择在党部改组中失势一方,对抗县党部。

金属东阳县在1928年6月由省指委会指派指委卢炳晁、郭琳和杜耀秋等5人接收前临时执委会,不料前执委吴扬祁率金日新和金加荣等“失意党人”30余人阻挠接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国民党;   地方党部;   基层党务;   强人政治;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829.html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20年02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