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反思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3 次 更新时间:2020-03-16 12: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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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人的存在和世界之“在”,都包含多方面需要探究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考察首先需要以哲学史为背景:离开哲学史的反思,便无法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做出有推进意义的把握。哲学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以历史上的哲学家的研究成果为出发点,并表现为相关思考的延续和展开。另一方面,哲学的研究又始终不能遗忘对哲学理论问题本身的关注。如果把哲学的理论问题推向边缘,仅仅关注历史上的哲学家的工作,便容易限定于对历史材料的罗列梳理而缺乏对问题本身的深层理论思考。就此而言,无论是将哲学史还原为哲学,还是把哲学还原为哲学史,都需要加以扬弃。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哲学发展中的第二个问题,是哲学趋向于专业化、学科化。伦理学、逻辑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科学哲学或自然辩证法,等等,都作为二级学科而彼此相分;一般哲学系中建立的教研室,也是基于二级学科的划分。二级学科的这种区分,是哲学学科化、专业化的外在体现,而哲学的学科化与专业化,则关联着哲学的知识化。如所周知,哲学的本来形态,表现为智慧的追问和智慧之思,作为现代汉语的“哲学”是对西语“philosophy”的翻译,而“philosophy”则涉及智慧。中国古代哲学虽然没有“智慧”这一现代术语,但它以性与天道的考察为指向,性道之学可以视为“philosophy”的中国古典形态,其实质的内涵也指向智慧的追求。与智慧相对的是知识,知识与智慧展现为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相对而言,知识的进路主要表现为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去理解世界,科学可以视为其典型的形态。然而,世界在被知识加以分解之前,其本身并不是以此种彼此分界的方式呈现,仅仅停留于知识的进路,显然难以真实地把握世界:对世界真实形态的理解,需要跨越知识的界限。智慧在实质上即体现了跨越知识界限以理解世界的进路,哲学之所以必要,也在于它以智慧的方式追问、思考世界。然而,当哲学趋向于学科化、专业化之时,其以智慧追求的方式把握世界这一内在意义便会逐渐退隐,哲学本身则容易由此被降低为知识。事实上,这种现象在哲学的现代衍化中便不难注意到。就哲学研究者而言,常常只能看到某种二级学科的专家,如中国哲学史专家、西方哲学史专家、伦理学专家、认识论专家,等等,却很少有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家。从研究学会的角度看,可以看到各种二级学科的学会,如现代西方哲学学会、伦理学学会、逻辑学学会或者中国哲学史学会,等等,却没有形成统一的哲学学会。以哲学研究刊物来说,虽然有《哲学研究》这样的综合性刊物,但其中仍然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如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中的论文进行分类。在这样的构架下,一些本来属于一般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往往被人为地归入某种二级学科中。作为智慧的探索,哲学按其本义与知识相对,当哲学被还原为知识时,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本特征就会被模糊。与哲学的专业化、学科化相关的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离:后者可以看作是哲学的学科化、专业化的自然延续与展开。在这种分化中,中、西、马的区分也逐渐演变为壁垒分明的界限。

  

   以上学科化的现象与哲学的本来品格显然存在距离。如前面提到的,按其本质,哲学本身具有超越学科的性质:以智慧的追求为指向,表明哲学既不同于特定学科,也不能限于某一具体的学科之中。然而,随着近代大学的形成,哲学逐渐成为大学中的一个学科,哲学也由此具有了学科性的特点,这是一种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从更广的世界哲学的演进过程看,哲学的专业化、学科化趋向,也有哲学自身衍化的内在根源。近代以来,世界哲学的演化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转向,首先是所谓哲学的认识论转向,20 世纪初以来,又出现了哲学的语言转向,这一类转向同时意味着哲学侧重于或偏向于存在的某个方面。哲学本来表现为以跨越界限的形式把握世界的观念形态,无论是侧重于认识论,抑或偏向于语言哲学,都可能遮掩哲学的以上品格。中国哲学中出现的学科化、专业化偏向,从一个方面折射了世界范围内哲学的以上历史演化过程。

  

   以上趋向主要表现为多样的思想现象。如果更为深层地考察以上现象产生的内在根源,便可注意到,其出现与知性思维方式的泛化密切相关。“知性”这一概念首先与德国古典哲学相联系:德国古典哲学至少从康德开始,便已区分感性、知性与理性。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知性的特点在于或者把过程截断为一个个片段,或者将整体划分为不同的部分。在现代哲学衍化过程中,上述知性思维方式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受到关注的现象是辩证法形式下的知性思维。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辩证法得到了推崇,不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且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得到了关注。然而,在实质的层面,知性思维的方式却往往大行其道。各种形式的划界,如两军对战,亦即划分唯物与唯心、形而上学与辩证法,成为重要的思想景观。这样,形式上的推崇辩证法与实质上的侧重知性划界,往往并存,这种现象显然疏离于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法:真正贯彻坚持辩证法,便应该扬弃这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划界方式。同时,辩证法本身也往往被公式化,一些概念、范畴每每被形式化地套用,几对范畴、几大规律彼此区分清楚、界限分明,这种划分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知性思维的方式,辩证法的内在精神则由此逐渐趋于消退。20 世纪 60 年代曾有关于“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的争论,“合二为一”被视为形而上学的观念而受到批判,“一分为二”则被看作是需要加以坚持的辩证原则。按其本来意义,辩证法既应讲“一分为二”,也需要谈“合二为一”,二者彼此相关。片面强调“一分为二”而拒斥“合二为一”,实质上偏离了辩证法趋向于知性思维。

  

   在 20 世纪末以来的 40 年中,知性思维取得了另一种形态。步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黑格尔的哲学渐渐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其辩证法思想也很少有人问津。与拒斥黑格尔的哲学相应,辩证法不仅备受冷落,而且成为被质疑的对象。相应于疏远辩证法的立场,知性成为普遍接受的思维方式,在各种形式的划界、区分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以心物、主客关系的讨论而言,晚近以来主流的哲学趋向是“凡合皆好,凡分皆坏”。一谈到西方近代哲学,便常常批评所谓笛卡尔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观念,后者主要被概括为执着于主客、心物的两分,对这种近代哲学的否定,则每每与推崇主客合一、心物不分的哲学观念相联系。事实上,“合”本身需要加以分析:“合”既可以指未分化的“合”,也包括分化之后重建之“合”。分化之前的“合”往往表现为混沌、朦胧的状态,尚未经过理性分析的洗礼,从理论上看,不经历分化的过程,思维便将单纯地停留在朴素、直观的状态。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固然不能仅仅停留在“分”之上、将“分”绝对化,但从“分”构成了超越混沌、朦胧的状态而走向更深沉之“合”的前提这一方面看,它在逻辑上又有其必要性,笼统地说“凡合皆好,凡分皆坏”,无疑忽略了这一点。

  

   在天人关系的理解上,也可以看到类似趋向。谈到天人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晚近的中国哲学常常责难近代西方哲学只讲天人相分,仅仅注重对自然的掠夺与征服,颂扬中国传统哲学如何肯定天人合一。这里同样存在前面提到的问题,即对“合”未做分梳。天与人在原初的形态下,呈现合而未分的形态,但这是一种未经分化的“合”,此时人还没有完全走出自然,与之相应,天与人的合一尚处于混沌的形态。在人对天的作用过程中,人逐渐走出自然,成为自然的他者。当然,天与人之间的这种分化既推进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变革,也包含着天人疏离甚至对峙的可能,后者决定了不能仅仅停留于“分”的状态,而是需要超越单纯的“分”,走向天人之间合一的重建。这种经过分化而重建的合一,不同于未经分化的原始合一,笼统地以“凡合皆好,凡分皆坏”理解天人关系,显然既没有看到作为重建合一历史前提的“分”的意义,也未能注意到重建的合一对原始的(混沌的)合一之超越。

  

   进入 21 世纪以后,如何把握中西哲学的关系,成为受到关注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不断增长,相应于此的是对西方哲学的疏远以及向中国传统思想的回归,在国学热、儒学热等现象中,便不难注意到这一点。与以上现象相呼应,在研究方式上,所谓“以中释中”等主张也随之而生,后者的核心是要求在中国哲学的探索中剔除一切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理论,纯粹从中国哲学自身的角度理解中国哲学。这种主张的背后蕴含如下观念:中国传统思想自成系统、完美无缺,运用西方哲学的观念,将偏离中国哲学本来具有的完美形态。事实上,在走向世界哲学的历史背景下,哲学思考需要多元的智慧之源,对哲学传统的理解,也需要有不同的思想参照系统,中西哲学作为不同文明传统发展的成果,既构成了当代哲学思考的思想资源,也是深入阐释各自传统的重要思想背景。相对于此,“以中释中”的主张所执着的却是中西之间的划界,它从研究方式的层面,体现了知性思维的趋向。

  

  

   知性思维方式的多重呈现,构成了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哲学演进中无法忽视的方面。从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的维度看,以知性思维的泛化为哲学思考的进路,显然难以真正达到真理性的认识。未来哲学的发展,无疑需要超越以上趋向。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注重史与思的统一,两者的关联以哲学史与哲学的统一为其实质的指向。前面已提到,哲学的问题总是古老而常新,在当代背景下对历史中的哲学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哲学史的反思是不可或缺的。在智慧之思的展开过程中,需要运用哲学史上已有的成果来回应、解决哲学中具有恒久意义的问题。与之相联系,哲学史的考察与哲学的思考无法彼此分离。在伦理学中,对德性与规范、成就人与成就行为关系的探讨,便既涉及历史的考察,也关乎理论层面的关切。从中西哲学的演进来看,不同的哲学家对相关问题提出了什么观念,留下了何种思维教训,这都是在面对具体哲学问题的时候需要加以关注的。从认识论来说,将认识理解为狭义上的认知,还是更广义上的认知、评价、规范的统一,同样是难以回避的问题。认知、评价、规范统一的背后,涉及世界是什么、世界对于人具有什么意义、世界应当成为什么形态(如何按照人的理想去变革世界)等问题。从哲学史上看,不同的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往往有不同的看法,理解这些问题,便需要对历史上哲学家的考察加以梳理,这种梳理又并非仅仅满足某种历史的兴趣,而是始终包含理论的关切,在这里,史与思、哲学史的回溯与哲学的研究呈现互动的形态。

  

   从学科与超学科的关系看,在肯定哲学具有学科形态的同时,需要关注其超越学科的性质,避免不同的哲学分支之间形成壁垒分明、画地为牢的格局。就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应当在世界哲学的视野下理解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互关系,将其发展成果理解为形成世界哲学的不同思想资源。如上所述,在当代思考哲学问题,需要运用人类文明衍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多方面成果,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应理解为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当代哲学的智慧之源。与之相联系,不能以简单划界的方式来处理三者的关系,而是需要基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考察,展示这些哲学传统的不同意义,并进一步实现三者的内在融合。

  

   就思维方式而言,如何超越知性思维,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里,重要的是对辩证思维予以必要的关注。哲学所指向的对象本身是具体的,世界也具有多方面性,并处于过程之中。惟有注重对象本身的多方面性及过程性,才能再现其真实的形态。辩证思维的基本要求之一,便在于从整体及过程的视域考察对象,以对其加以全面把握。从这些方面看,扬弃知性的方式、注重辩证的思维,是真实地把握世界的方法论前提。

  

   史与思的统一、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融合以及对辩证思维的认同,体现了在更高层面上回到智慧的走向。前面提到的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转向,往往使哲学偏向一端,史与思的统一、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融合以及对辩证思维的认同,则意味着扬弃这种转向所内含的理论偏向,由此以更深沉的方式确认哲学作为智慧之思的本来形态。进一步看,智慧的探求本身又展开为一个多样化、个性化的过程。就此而言,回归智慧并不是走向千人一面的形态。恰好相反,回到智慧与智慧的多样化、个性化探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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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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