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中):欧美风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8 次 更新时间:2020-02-05 14: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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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进入专栏)  
在2020年11月将会有一场旗鼓相当的激烈竞争。

   共和党当中始终存在一个反对特朗普的少数派,他们曾在2016年呼吁“绝不要特朗普”(never Trump),现在发起了反对特朗普连任的“林肯计划”(the Lincoln Project)。12月18日,四名保守派精英联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为“我们是共和党人,我们决心击败特朗普”。他们声称自己仍然坚持“保守派(或古典自由派)”的立场,虽然与民主党人存在许多政策分歧,但“我们共享的对宪法的忠诚,要求一种共同努力”。他们发起林肯计划的目的,是要阻止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对法治、宪法和美国精神的伤害”。

   很难估计林肯计划会有多少影响。共和党建制派对特朗普的疑虑与不满由来已久,但在2016年大选前,他们就决定接受一项“与魔鬼的交易”,因为这个闯入共和党的政治素人给出了难以拒绝的回报,不只是共和党内无人匹敌的选民支持率,而且在更深远的意义上,是对美国联邦法院系统转向保守派的决定性改造。

   马库斯(Ruth Marcus)在其新著《最高的野心》中指出,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中,很早就公布了一份保守派法官的名单,他预告在当选后将从中提名联邦法院的法官。对于保守派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承诺。而且特朗普兑现了这个承诺,执政三年多以来,在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支持下,他提名并通过任命了一百五十八名保守派的法官进入联邦各级法院,包括两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四十四名联邦巡回法院法官,以及一百十二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相比之下,奥巴马两届任期内只任命了五十五名巡回法院法官。

   因此,无论特朗普是否会被罢免或能否连任,他已经留下了史无前例的、将会影响美国政治几十年的政治遗产。

  

   欧洲新的雄心与危险

  

   巴黎圣母院在大火中倾覆,这个四月成为欧洲“残忍的季节”,混合着“记忆与欲望”,交织为无数缅怀的诗文。

   明星哲学家莱维(Bernard-Henri Lévy)适时地献上一篇颂词(Ode),他在旁征博引与词不达意之间费力寻思,写下这一象征性事件的启示:“燃烧中的巴黎圣母院提醒我们,我们历史和遗产的脆弱,我们建成的事物并不牢靠,以及千年欧洲作为艺术故乡的有限性。”至于如何面对未来,莱维引用雨果的名言作答——“时间是建筑师,但人民是工匠”。

   这是告慰却不是回答,因为“时间”这位建筑师已经隐匿了那幅蓝图。曾经召唤人心的“欧洲精神”,曾在柏林墙倒塌之后鼓舞了千万人“重返欧洲”的梦想,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如今都变得面目不清、前景不明。

   彷徨的欧洲,在欧盟整体目标与成员国各种诉求之间左右摇摆,也在中美纷争的大变局中难以抉择:美国正在疏离的盟友,或者中国的潜在新伙伴,或是更具自主性的欧洲。这种格局深藏着悖谬的陷阱,它呼唤心怀使命感的政治家登场,引领欧洲开拓未来,但同时将会以过于严苛的考验摧毁他们。

   默克尔深知这种考验的分量,她即将在2021年秋季卸任。马克龙显示出责无旁贷的雄心,他对欧洲的危机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吗?《经济学人》11月9日刊登封面报道《马克龙看世界》,并在网站上发表对他长篇访谈的全文。

   马克龙坦言,英国脱欧的曲折过程、美国在战略上的背弃以及欧盟事业进展的举步维艰,“这在五年之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他深信,欧洲正处在“悬崖的边缘”:“存在相当大的风险我们将会在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消失,或者至少我们将不再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走向悬崖的命运始于1990年代,从那时开始,欧盟专注于市场的扩张与规制,却逐渐失去了自身的政治目标。这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下,造成了一种永远稳定的幻觉。但随着美国从欧洲和中东的逐步撤退(始于特朗普就任之前),连同其新的保护主义,欧洲的脆弱性便暴露无遗。他警告说,“当世界从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转向由实力强权政治所决定的秩序,欧洲正面对近乎生死存亡的时刻。”在美国背弃和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如果欧盟不能将自己理解为一种全球势力,那么将会消失”。

   为应对这种危险,马克龙认为需要确立“欧洲主权”:这是欧洲战略性的集体能力,以捍卫欧洲的利益(包括安全、隐私、人工智能、数据、环境、工业和贸易等等)。困难是显著的:欧洲内部的分歧、英国脱欧造成的困境、德国联合政府的功能失调与经济疲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治僵局……所有这些障碍以及他对时局的黯淡分析,似乎都未能动摇这位总统的信心,“一种神奇的而且无疑是过度的对自己可以有所作为之能力的信心”。

   这种信心并非毫无基础。马克龙是具有宏大视野且精力充沛的外交家,上任以来对五十多个国家进行了一百零一次访问(包括两次出访中国),他能从容不迫地应对特朗普的威慑,并积极调整和促进与莫斯科以及北京的关系。毕竟,他领导的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是一个核武大国,其军事影响力从欧洲延伸到太平洋地区,而且法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也相对平稳。就国内政治而言,马克龙及其政党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并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他的国内声望也开始恢复,支持率仍然不高(百分之三十四),但至少回到了“黄背心”抗议运动之前的水平。

   马克龙正积极推动“欧洲干预倡议”(European Intervention Initiative),这是多国(包括英国)组成的联盟计划,以便在危机中共同行动。他还提到了德国倡导的“欧盟防务合作协议”(pesco),以及用于资助军备研发的欧洲防务基金(金额高达一百三十亿欧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辅助北约而设计的”。他对北约“脑死亡”的批评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这表明在集体安全问题上他与默克尔的观点相近:欧洲人“可以依靠他人的时代已经结束”。

   马克龙的“欧洲主权”抱负可能实现吗?《经济学人》在导引文章中提出了诸多质疑。以防务为例,二十七个欧盟成员国很难一致同意去建立一个功能完备的武装力量。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对于疏远美国而寻求与俄罗斯缓和的想法心存警觉,而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正陷入自身的内部困境,无暇顾及一个宏伟的全球愿景。

   的确,历史上很多次要让欧洲成为全球性势力的呼唤最终都落空了。马克龙的欧洲理想很容易受到批评,被视为哲学家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位四十一岁的年轻总统坚信,这一次必定有所不同。他实际上在恳请欧洲的政治同僚们想象:“如果坚固的美国同盟不复存在,欧洲如何能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繁荣兴盛?”马克龙值得一个严肃的回应。

   英国在痛苦的思考后做出了选择:面对纷乱复杂的局面,决定抽身而出。“脱欧”并不是脱离欧洲,而是摆脱欧盟体制的束缚,以某种“光荣孤立”的姿态与欧洲大陆保持有弹性的距离。三年多以来反复推倒重来的方案,曲折多变的辩论、谈判和拖延,已经让英国人精疲力竭。不堪忍受的人们终于被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竞选口号击中:“搞定脱欧!”(Get Brexit Done)

   12月12日的议会选举成为英国保守党新的高光时刻,以三百六十五个席位获得下议院的绝对多数,这是1987年以来保守党取得的最大胜利。工党作为第二大党在选举中失去了六十个席位,遭受了1983年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脱欧淹没了其他许多政策议题,是工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工党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本人“不可信任”的舆论形象也举足轻重,这也不只是右翼媒体对他“污名化”的结果。科尔宾在脱欧问题上犹疑不决,在党内未能有效整合激进左翼和中左立场的成员,在党外也难以凝聚已经多样化的亲和工党的选民。工党的竞选方案包含从环境到医保的众多议题,显得庞杂混乱而焦点不清。在根本上,布莱尔和布朗的“新工党”改革路线,在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一直未能真正复苏。近十年来,工党试图重新调整自身的意识形态定位,但在构想左翼的社会经济政策方面缺乏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突破,这是工党面临的更深层也更困难的挑战。

   约翰逊在胜选演讲中宣告:脱欧是“英国人民做出的不可辩驳、不可抗拒、无可争议的决定”。虽然这位首相并没有兑现最初承诺(完成脱欧的期限从10月底被推迟到新年1月底),但无论如何他不再会陷入反复辩论的泥沼。约翰逊做出了新的承诺,在2020年底之前达成与欧盟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而大部分专家和外交家都对此表示怀疑。

   过去的难题并没有消失,约翰逊像特蕾莎·梅一样承诺了脱欧的三项目标:(1)英国所有地区离开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2)爱尔兰岛内,不设置爱尔兰共和国与(属于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之间的边境检查;(3)英国内部,不在北爱尔兰和其余地区之间(爱尔兰海两岸)设置贸易边界。但是,这三项目标在逻辑上无法同时达成,有学者称之为“脱欧三重悖论”(The Brexit Trilemma),也是让脱欧方案久拖不决的难点之一。

   真正解决这个难题需要至少放弃其中的一个目标。如果坚持兑现脱离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承诺,就必须要么阻隔南北爱尔兰(在欧盟体系下)已经享受的自由通行,其代价是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反弹;要么在爱尔兰海设置边界,这将损害英国主权的完整性。

   约翰逊并没有打破三重悖论的魔咒,他目前的方案是对北爱尔兰地区做出特殊的复杂安排:将关税同盟与单一市场分开处理,让北爱尔兰与英国共享关税区,但仍然与爱尔兰共和国留在单一市场,因此在爱尔兰海设置了海关检查。彭博社的新闻评论说,这是让北爱尔兰在两个体系中“各站一只脚”。

   北爱尔兰的内部分歧由来已久,在宗教信仰上有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有坚持归属英国的联合派(Unionist),以及主张整个爱尔兰统一的民族主义派(Nationalist)。彼此间长期的冲突在欧盟体系中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但重新被脱欧议程激活。

   议会选举之后,利物浦大学汤戈(Jon Tonge)教授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指出,约翰逊的权宜之计没有消除脱欧与爱尔兰和平难以兼容的忧虑。近年来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要求爱尔兰统一的呼声逐渐强劲,在当地民众中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高。最近一次独立民调显示,爱尔兰统一的支持与反对率几乎相同(百分之四十六对百分之四十五)。相反,联合派的民主统一党(DUP)开始从权力中心走向边缘。这次议会选举后,在北爱尔兰地区的当选议员中,联合派的议员史无前例地成为了少数。虽然要想实现爱尔兰统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总体趋势有利于民族主义者。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也在苏格兰地区再度兴起。反对脱欧、要求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在这次选举中赢得了苏格兰地区五十九个席位中的四十八席。《纽约客》报道透露,该党领袖斯特金(Nicola Sturgeon)表示,她将致信约翰逊首相,要求再次举行脱离英格兰的公投,“给苏格兰一个选择,去寻求另一种未来”。她此前曾多次呼吁,苏格兰最好的未来就是成为“一个平等独立的欧洲民族”。

早在选举前一个多月,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就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批评约翰逊的政策会激发分离主义浪潮,并想象了一种黯淡的前景:“破裂的大不列颠将不再伟大,最终留下的只有英格兰。”这个图景或许过于悲观,而《经济学人》的一篇评论更值得重视,文章将脱欧的冲击概括为“三个D”:“分裂、损害与削弱”(divide, damage and diminish)。在2020年,随着英国失去其作为欧美之间桥梁的角色以及中国在世界增强的影响力,约翰逊首相谈论的“全球性英国”的愿景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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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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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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