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锦标赛制市场工资的不公平性和无效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0 次 更新时间:2020-01-26 08: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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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44]正是由于锦标赛制定价体系下,富人们占有了太多的稀缺性资源,从而也就严重降低普通大众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最后,上述分析还有助于我们审视时下的一个流行观点:企业家才能往往与其管理岗位、企业规模以及过去的经验相联系或相对应。其逻辑是,过去经验的成功意味着企业家水平更高,进而也就容易被吸收到更高管理岗位或更大规模企业中去。但实际上,过去的成功往往也是随机性的,他的所作所为恰恰与当时的环境相一致。所以,卡尼曼说:“你要用多少年的观察才能肯定一个投资顾问是有真才实学的?一个执行总裁实现多少次成功的兼并,董事会才能确定他对这项工作有着非凡的才能?简单说来,如果你听从自己的直觉,就常常会因为把随机事件看做是由规律的事件而犯错。我们都非常愿意相信生活中大多数事情并不是随机的。”[45]正因为成功具有强烈的随机性,过去的成功就不意味着未来的成功,在特定环境下显得“合理”的行为,在变化了的环境就会变得不合理,进而能够幸存下来的“偶然创新”也并不一定是从一开始就认准的理性最大化的求利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行为经济学家塞勒(Thaler)就以通用汽车的例子来说明现代经济学对市场竞争作用的高估:几乎没有哪位专家认为通用汽车是一家善于经营的公司,但通用汽车作为一家经营不善的公司却一直在蹒跚前行;即使通用汽车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差点倒闭,但在美国政府的救助下目前仍然是世界第二大汽车公司。

  

   六、锦标赛制定价何以盛行

  

   上面的分析揭示了两点:(1)锦标赛制定价是不公平的:高等级产品的价格与其功效并不成正比,高等级岗位所获得的高额薪资也并不是源于所做出了的相称贡献,而更主要是源自于较低等级岗位所创造价值的转移;(2)锦标赛制定价也不是有效的,它往往会激发过度竞争,激发短期功利行为,激发各种打埋伏行为和非道德行为,并导致相互间的信任不足和合作不畅。问题是,既然市场经济中的锦标赛制定价体系及其带来的收入分配既不公平也无效率,它为何又会在现代社会中获得广泛的实施和推广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符合规则制定者的利益。要进一步认识这一点,又涉及对市场经济中权力结构的分析。

   一方面,就劳动工资的制定而言。锦标赛制工资体系根本上是由委托人(也就是主权者)制定的,这些委托人在制定工资体系时所基于的根本目标是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而不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遵循自身利益的效率原则而不是考虑他人利益的公平原则。显然,相对于边际定价,锦标赛制定价具有这样一些好处:(1)委托人只要观察并区别哪个代理人干得最好,哪个干得第二,而不需要对具体边际产出作出准确度量,从而不仅界定简单,而且可以降低监控成本;(2)在赢家与输家的竞争中,高的竞赛奖金(薪酬差距)会给竞赛者更大的竞赛动力;(3)不确定的干扰因素越大,越需要更大的薪酬差距来激发竞赛者提高努力程度以克服不确定环境的干扰;(4)薪酬差距还可以吸引市场上较好的人才以及降低绩效优秀者到处寻找较好工作的成本。[46]同时,在现实企业中,收入分配的锦标赛体系往往与管理层的股票期权激励结合在一起,作为所有者的股东追求的是资产在资本市场的增长,从而就会以股票期权的形式激励管理者提升近期股票价格,而并不关心由此对企业长期发展以及对“退出”成本极高的员工的伤害。显然,尽管锦标赛工资体系是如此不公平,甚至还会降低整个组织或集体的效率,但同时,它却有利于委托人或主权者的收益最大化,因而委托人或主权者还是更青睐锦标赛制定价而非边际定价。

   另一方面,就产品价格的制定而言。锦标赛制价格体系实质上是由富人(也就是所谓的有闲阶级)所制定的,这些富人之所以愿意接受乃至制定这种定价体系,就在于他追求的是相对效用,从而从价格差距中可以获得满足和优越感。事实上,富人为了凸显其优越地位,往往追求对那些产量少的产品,或者是技术上有非常高的要求,或者产量受自然的限制,或者通过定制的方式来保证稀少,并赋予这些(自然或人为)稀少的产品高昂的价格。这就相当于以前官府尤其是皇室享用的官窑,尽管它的做工以及所用铀料确实比民窑好,但它的高价更主要源自通过各种方式所保障的稀少性乃至唯一性。大量的史料表明,官窑往往只是从烧造的几百件中留下少量精品,而其他多余的则全部砸碎毁掉。同时,由于富人愿意对这些高等级产品支付远高于其成本的价格,那么,生产者也就有动力控制产量。例如,大多数国外奢侈品在放单给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代工生产时都定有这样的合约:除了它的订货外不能再有其他类似生产。显然,这种生产模式并没有充分发挥社会已有的生产力水准,也不符合社会整体效用的要求。因此,尽管产品的锦标赛制定价也存在既不公正又不能促进社会效用最大化的问题,但它却依然长盛不衰。

   同时,锦标赛定价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的流行还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功传播,它不仅将市场经济视为自由和公正的,而且将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等同起来。但实际上,劳德代尔悖论早就表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往往存在冲突,而定价权的掌握者主要甚至仅仅关注自身的最大利益。关于这一点,斯蒂格利茨写道:“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一场复杂的游戏,获胜者必须具备非同寻常的智慧和技巧。但同时他们也具备了许多不为人称道的特点:规避法律或者以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方式塑造法律;利用他人,哪怕是穷人,必要时不遵守规则”;[47]“当我们想知道金融家们是如何获得这么多的财富时,部分答案很简单:他们参与设定了一系列使他们获益的规则,甚至是在他们亲手创造的金融危机中”,[48]“寻租者的最后一个大群体包括那些顶级律师,他们通过帮助别人规避法律但又不会坐牢的方式寻租从而使自己致富。他们帮助起草复杂的税法——使得其中藏有漏洞以便于他们的客户避税,然后他们在设计出复杂的交易来利用这些漏洞。他们帮助设计复杂和不透明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帮助设计合同安排以便于形成垄断势力,一切都做得似乎合乎法律规范。他们提供的所有这些帮助都使得市场不能以应有的方式运行而是成为上层群体获利的工具,为此他们得到了丰厚的奖励。”[49]

   当然,深受新古典经济学熏陶的经济学人往往会提出这样的质疑:既然自由市场是竞争的,那么锦标赛制定价体系在市场经济中能够长期存在吗?这又可以对两个流行观点进行剖析。(1)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只要展开充分竞争,市场定价就能够体现劳动的贡献和产品的功效,从而就会弱化价格等级。果真如此吗?我们知道,当前娱乐圈中的潜规则往往遭到社会大众的吐槽,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是娱乐界的竞争不那么激烈吗?恰恰相反,正是这个行业的激烈竞争: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帅哥美女想踏入这个圈子,而且各个身材外貌条件都不错,同时,娱乐圈的淘汰率很快;因此,那些想改变自己生活条件的女艺人就只能走捷径,要充分把握短暂的青春时光。显然,在其他劳务或产品市场上,也普遍存在此类现象:激烈的竞争往往并不会降低工资或价格,而是在维持高昂工资或价格的同时滋生出大量的寻租现象。(2)现代主流经济学又认为,完全市场意味着信息完全,只要市场信息日趋充分和完全,市场定价就能够体现其价值,从而也就变得公平了。问题是,市场信息会趋向日渐充分吗?事实上,市场主体为了尽可能地最大化自身利益,就必须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就必去千方百计地隐藏自身信息,甚至制造出各种有利于自己谈判优势的“噪音”信息。例如,在娱乐界,节目制作方为了某些商业目的而经常人为地制造一些新闻来炒作,产品市场也是如此,五花八门的“资格”和包装等都是这类“噪音”。为此,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就指出,市场信息是永远不可能达到完全充分的。

   在很大程度上,市场经济中的定价权,定价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从而必然会实行一种有利于委托人自身的定价体系。例如,欧美企业中之所以盛行一种给予高级管理人员巨额离职补偿金的“黄金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s)制度,就是为了避免这些高官们留职会进一步损害企业利润或者官司造成进一步的费用,这些都是基于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考虑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就认为,价格合同本身就是一种契约,而契约制定权则掌握在委托人手中;只不过,根基于伦理自然主义,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这种定价体系视为合理的,从而极力鼓吹和宣扬单向度的委托-代理理论,并建立各种委托-代理激励模型来寻求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机制。举一个例子,在一个上课迟到极盛的班级里,那么,老师如何抑制这种风气呢?老师可以运用一种类似锦标赛的惩罚机制,简单地规定:按照学号顺序对那些迟到者或作弊者中前5名学生处以零分或开除惩罚;在这种机制下,我们就不必造成大的震荡并能够促使学生遵守纪律。其机理是:首先,基于理性行为,学号前5位的学生是不敢作弊的;而给定了“学号前5位的学生不敢作弊”这一共同知识,学号为6-10的学生也就不敢作弊了;依次类推,所有学生都不敢作弊。问题是,这种惩罚制度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大家一块作弊,而首先是学号前5位的同学受到惩罚呢?关键就在于,制度的设计者所关注的根本上就不是公平性而是(为其带来利益的)效率。在这里,老师是拥有决策权的主权者,其效用来自于迟到率的下降,其机制设计也只是基于这一目的。

   可见,锦标赛制定价之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盛行,关键就在于市场中的权力结构是不平衡的。不过,这里也带来一个问题的思考:既然锦标赛的等级工资往往对被雇佣的上层员工有利,那么,掌握定价权的委托人(如企业主)为何愿意对这些人做出如此大的让利呢?根本上,这就涉及这些所让之“利”的来源以及委托人自身的利益所在。譬如,随着教育市场化的发展,目前国内一些高校为挖所谓的高级人才所开出的薪酬越来越高,少则50、60万元,多则超百万元,如最近中部地区一个大学以年薪180万元挖了一位“有点关系”的学科带头人,这些薪酬往往是本校教师的十数倍。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这至少可从这样几方面来理解:(1)开出这个条件的“有魄力”校长和院长自身的收益不在于从本校工资总额中的分配,而在于由此带来的政绩及其带来的政绩奖励或官位升迁;(2)这些高级人才获得的高额薪酬主要来自本校其他“低级人才”的转移,因为这些资金本来可以提高其他员工的工资或改善办公条件;(3)用于聘任“高级”人才的资金也可能是来自学校之外,如以以提升学术为名义而向有关政府机关申请的,从而可能放社会大众承担。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影视公司为何向那些明星们给出如此之高的出场费。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深刻审视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信条:市场竞争根本上保护了消费者和工人。其理由是,竞争将使得生产者通过创新和降价来争夺市场份额,通过更高薪酬来挖走报酬过低的劳工。但实际上,生产者对市场份额的争夺主要是基于同一等级的市场竞争,低等级的市场竞争导致生产者竞相以降低质量的方式来削减成本;同样,工厂对劳动市场的竞争往往不是基于价格竞争而是数量竞争,这产生出高等级的高工资以及低等级岗位的低工资。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竞争更主要是保护了生产者:一方面,劳动者尤其是低等级的劳动者因为数量众多而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另一方面,消费者则又是缺乏对商品的完全信息而被诱惑出非真实的需求。而且,市场经济越是得到无节制的发展,锦标赛制定价体系发展得就越充分和完备,价格分层就越悬殊,进而也就越发不公平和无效率。这不仅可以从高管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众窥见一斑,也可以从各种物品的价格不断分层中看出。譬如,欧美在20世纪80年代年前以及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电影院以及其他演出会所的大多数座位都收取相同的票价,那些兴趣非常高的人往往会早早地买票或入场;而进入21世纪后,不同座位的票价就不断拉大了,其中最佳座位的价格更是飞涨,以致那些非常喜欢此演出的中下收入阶层也只能满足于很差的座位。

  

七、尾论:市场定价再认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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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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