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被遮蔽的光彩 ——李景汉与中国近代人口调查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0 次 更新时间:2020-01-17 10: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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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后来的工作中得到了实现的机会。


四    参与创造清华国情所的辉煌

  

   1938年8月,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时到1946年夏西南联大结束,清华大学复员北平为止,国情普查研究所就地取材,在云南地区围绕中国人口调查问题展开了许多高水准的调查研究工作。1940年油印出版调查报告《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1944年油印出版《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1946年油印出版调查报告《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及人事登记初步报告》[33],1946年7月在《美国社会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发表陈达教授撰写的专题报告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人口》),随后同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些人口调查研究的成果被研究者誉为“中国现代人口普查的开端”[34],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国人口调查与研究的最高水平。

   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人口调查研究的总负责人是所长陈达,另外两位核心人物是李景汉和戴世光。当时的基本分工是李景汉任调查主任,戴世光任统计主任。这是三位学者精诚合作,才使得调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不过,李景汉在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到1944年赴美考察而中止,他参与了研究所的主要集体调查研究项目,但未能坚持到1946年夏研究所解散。

   李景汉和陈达是学术上的同道,在许多学术观点和方法上彼此欣赏。两人惺惺相惜,早在抗战前两年,李景汉便被陈达罗致到他主持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抗战时期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两人密切合作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不过,李、陈二人的学术格局不同,合作可谓各取其长。陈达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人口、劳工、华侨问题的权威学者,于人口问题用力尤深,以其学术造诣之深和业界资望之高,自然是主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人口调查研究的最佳人选。李景汉一向关心中国人口问题,将之视为中国国情调查统计工作的基础性课题,抗战前曾在定县有过丰富的调查研究实践。定县人口调查研究实践,只是李景汉探索中国国情调查统计工作的一环,而非其全部内容。他在1936年前后曾提出过“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的概念,并在定县初步地付诸实施。在他看来,县向来是中国基本的行政单位,也是地方自治的单位,完全可以借助县级单位的国情调查统计工作来推进全国范围的国情调查统计工作。为此,他在《独立评论》上刊发《健全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的需要》,分十个方面大力阐述这项工作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学术机构和公民个人的“用处”。[35]他为定县规划的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纲要则刊登在同年的《社会学界》上。[36]令李景汉深感失望的是,定县的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方入轨道,不及半年就因省县政府的人事异动而大受影响。他感慨道:“中国各种事业易受政局之影响,不独此种工作为然,惟素愿竟未得在一县始终完成,颇觉怅怅耳。”[37]

   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进行的中国人口调查研究,基本上延续了县单位实施调查统计的方式,在呈贡县、昆阳县以及环湖市县的调查工作中皆是如此,不过将调查对象集中在人口问题上而已。李景汉参与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和他过去所从事的调查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连续性。

   除了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课以外,这一时期李景汉最主要的调查研究工作无疑是他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承担的调查主任一职。在国情普查研究所三位核心人物之中,若论实地调查经验的丰富程度,李景汉恐怕要排在第一位,陈达邀请他来担任调查主任,可谓知人善任。在国情普查研究所成立不久时,陈达请西南联大经济系和历史社会学系各两位毕业生入所帮忙,“同时请李景汉兄指导,特别关于调查方面”[38];1939年10月1日开始试办呈贡县27个乡村的人事登记时,陈达请国情普查研究所教员、他的得力调查助手倪因心主持,但也不忘加上一个括号说明“李景汉兄指导”[39]。陈达对李景汉的调查方面的信赖与倚重程度,由这两件事可见一斑。

   李景汉确实没有辜负陈达的信任,他在调查工作中充分展现了自己丰富的经验、学识以及严格认真的精神。

   第一件值得说的事情,是李景汉主持编制的各种“须知”。1939年2月,呈贡县人口普查前国情普查研究所编制发放给调查员的《呈贡县人口普查调查员须知》,里面有非常细致的解释说明,在容易出错的“职业”栏填写上,还特意举出12种情况,有误有正,帮忙调查员辨别。[40]1942年,在云南环湖户籍示范工作中,详细的《调查员须知》第一章“导言”之前,国情普查研究所特意将最为重要的八件事列在篇首,注明是“调查员应该特别注意的几件事”;最容易填错的“职业”栏正误举例增加到24条。这次调查除了《调查员须知》更加细致以外,还增加了两份“须知”,一是《户籍及人事登记须知》,二是《监察员须知》,内容都很详细。[41]这些确保调查正确率的“须知”的编制,应该是在调查主任李景汉的主持下进行的。上文曾讲到,这些办法是李景汉从美国人口统计局借鉴来的,为他所极端推崇和强调。在云南的人口调查实践中,李景汉的这一主张终于得到了落实的机会。这也大大提高了国情普查研究所人口调查的质量。

   第二件值得说的是,李景汉积极发现问题并及时反映上去,也许有些问题不能得到完全的解决,但可以由此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多少有些改进,也算努力没有白费。

   例如,1942年2月7日,在云南环湖户籍示范工作中,李景汉向陈达报告昆明市调查员训练班情况,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一点是社会局孟立人局长因本市小学教员缺乏,招考壮丁受训,已于2月3日开始上课。[42]这是严重违背国情普查研究所基本工作经验的行为。因为,国情普查研究所在呈贡人口调查中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就是要请小学教员担任调查员[43],研究所在实践经验中发现保甲长的教育程度太低,不足以承担调查员的职责,但可以负责行政管理方面的事情。昆明市政府派送流品复杂的壮丁(包括手工业者、店伙、保长、甲长及失业者等)来受训,当然会极大地影响调查的正确程度。李景汉反映的问题引起了陈达的重视。2月8日上午陈达参加昆明市调查员实习时发现,调查员中仅有小学教员1名,其余的都是考取的壮丁,“壮丁流品不齐,识字不多,余所见者有鞋匠、成衣匠、纸烟店主、农夫、保长候选人等”;壮丁所练习填写的户口调查表错误甚多。据陈达记录,当天晚上社会局孟立人局长召集市府相关负责人等开会,“余谓彼等是乌合之众,决难充任户口调查,遂提议恢复原定计划,俟其余三单位调查完毕,调用其调查员。景汉、荣德附议,市府各人赞成。”[44]这里所说的“景汉”自然是李景汉,“荣德”指国情普查研究所教员周荣德。周荣德在一篇文章里还记录了昆明市政府的解决办法,是给征用的小学教员待遇增加一倍,每月薪金加为210元,重行征集小学教员为调查员,并在训练时集中食宿和严肃管理,这才解决了问题。

   2月7日李景汉报告发现的问题,陈达高度重视,第二天晚上就获得解决,不能不说是一个比较满意的结局。经历过这次壮丁事件以后,加深了国情普查研究所研究人员对征集小学教员做调查员必要性的认识,“这点使我们深深地感到:以小学教师充任调查员,实是比较最合适的。”[45]此前出版的《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对调查员应选择小学教员也谈到了,但内容比较简略。在这次工作结束后出版的《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中,国情普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以填空白和写自传来测验保长和小学教员,对他们能否胜任调查员的职责展开“比较研究”,得出小学教员应担任调查员而应以保长为管理员的结论。这部分篇幅颇为不小,似乎有点小题大做,实际上这是国情普查研究所人口调查的一条基本经验,但在此之前并没有获得地方行政当局的认可与配合。这部分论证中还特意提及昆明市政府招收壮丁受训的教训,看来也是事出有因。[46]

   国情普查研究所的集体课题成果基本上是以集体名义发表的,仅将所有参与工作的成员列名于后,个人在其中所做的贡献不容易显示出来。如此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计划,参与者如此之多,其中需要的设计、指导、协调、写作任务之繁重也是可想而知的。李景汉作为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三位主要负责人之一,必然在其中花费了极大的心血。他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仅有《呈贡县的国情普查研究工作》和《呈贡县动态人口调查的实验》两篇解释、说明研究所工作的短文。[47]

   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中国人口调查与研究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久已为学界所公认。最近有学者主张把该所的成就归结为“人口统计学派”、“社会人口学派”、“实地调查学派”或“文庙学派”,与费孝通主持的“中国功能学派”或“魁阁学派”并立为二,都成为中国社会学史上的一段传奇。[48]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必将为更多的学界同仁所接受。长期以来,谈及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学术成就,基本上谈的是主持人陈达的学术成就,对其他两位骨干李景汉和戴世光的贡献,学术界了解得并不多。由于相关文献稀少,本文的努力也只是简单勾勒出李景汉在人口调查方面的几个片段,或可增加我们对这位先驱者继30年代在定县人口调查中取得重要成就后,作为国情普查研究所“三驾马车”之一做出更重要贡献这段历史的认识。

  

结语

  

   民国时期社会学界资深学者孙本文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下编中谈到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人口调查研究时说:“该所目的在于研究普查方法。在呈贡、昆明等处的普查,都是此种性质。上述两种报告(指《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和《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引者),在普查方法方面有极重要的贡献。国内学者对户口普查有丰富的经验者当推陈、李二人。”[49]下面又说: “上述陶孟和、陈达、李景汉三人,各有所长。陶氏贡献在工人生活费研究,陈氏在户口普查研究,李氏在社会概况调查。这是我们社会学界的光荣”。[50]

孙本文的评价是中肯的。一方面他肯定了李景汉在户口普查方面的造诣与贡献,另一方面又指出了李景汉的主要贡献在于社会概况调查。这两个方面其实并不矛盾。从本文的研究来看,李景汉的所谓社会概况调查实际上就是中国国情的调查统计工作,而诸多国情之中首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的数量及其结构。李景汉留学时期发愿毕生从事中国国情的调查统计工作,对中国人口调查的长期关注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1928年和1930年李景汉先后在定县实际主持了两次人口调查,其中后一次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他先后发表了4篇论文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次调查的主要发现和他对中国农村人口问题的基本见解,而且对中国农村人口调查的方法进行了总结提炼。李景汉认为1930年5 255户调查基本上反映了华北地区农村家庭人口状况的常态,其家庭规模、亲属关系、男女性比例、人口的年龄结构、婚姻状况、职业状况、教育状况和出生与死亡状况等方面的数据都具有很大的推广性;从实际调查中,他也发现了华北农村人口密度已达到饱和程度,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而且对生育节制持积极的欢迎态度。这些发现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不仅在当时对旨在改善农村生活的乡村建设运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也是我们今天学术界认识历史上的华北农村人口状况的珍贵资料。在《中国农村人口调查研究之经验与心得》一文中,李景汉对这次人口调查在技术上做了细致的总结。1934年定县举办人口普查实验,李景汉以实验县社会调查部主任的身份予以协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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