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被遮蔽的光彩 ——李景汉与中国近代人口调查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0 次 更新时间:2020-01-17 10: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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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 (进入专栏)  
共计30 642人口。这个规模比较理想,很可以用来统计分析性别、年龄、家庭大小、亲属关系以及其他人口结构的种种现象。谈到这次调查,李景汉满意地说:“惟有【这】一次的调查,无论是在调查的规模方面,精确的程度方面,都是值得用很久的时间来详细分析的。”[17]

   李景汉确实非常看重这次65村5 255家人口调查的材料,以及调查之所以取得成功的经验。他先后写成了《中国农村人口调查研究之经验与心得》、《定县农村人口的分析与问题》、《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18]和《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等4篇论文,来详细分析这次调查的材料,并总结之所以取得成功的经验。这次定县人口调查所取得的调查技术上的经验,具体调查所得的丰富资料和主要发现,以及李景汉对华北农村人口问题提出的若干解决方案——从技术到资料再到观点,三个方面内容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项研究的学术贡献。笔者认为,这项研究在李景汉的定县社会调查中是学术价值比较突出的地方,应该引起学术界同仁的重视。从这一点上来看,过去学术界通常认为,以李景汉为代表的社会调查风格是轻重不分地罗列繁复琐碎的社会事实、把调查和研究割裂开来的看法,显然具有很大的片面性。[19]

   《中国农村人口调查研究之经验与心得》发表于1933年初,主要是总结调查技术经验;《定县农村人口的分析与问题》发表于1934年,比较扼要地介绍了这次调查的主要发现。《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和《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两篇,篇幅都比较长,尤其是后一篇;前者发表于1934年6月,主要内容包括对调查结果的陈述和对华北农村人口问题的分析,并提出若干解决方案;后者发表于1936年10月,收入统计表多达33张,并附有调查表3张,资料的呈现比较充分。4篇论文尽管有部分内容的重复,但大体上各有侧重,可以视为独立的论文。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界》的编者在刊发《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一文时特意写了300余字的推介,给予这项研究以很高的评价。其中说:“李君对于人口问题,一向很注意,随时搜求材料,本文是以定县六十五村家庭人口为对象的一个调查,很可庆幸的因平教会与地方人民有很好的关系,及其他种种便利与准备,材料极忠实可靠。”[20]

   李景汉在定县先后举行过两次人口调查,一次是1928年的515户调查,另一次是1930年的5 255户调查。两次调查的主要内容都扼要地纳入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但由于该书属于社会概况调查,内容比较全面,不可能对每部分都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于人口调查的方法也只能点到为止,无暇做较为详细的讨论。所以,如果要想了解李景汉当时在人口调查和研究上的主要贡献,则不能不借重于他在刊物上发表的这4篇论文。

   李景汉在定县人口调查研究中的主要发现是:①定县人口可以作为华北农村社会稳定形态的典型:平均家庭人口为5.8口;两辈同居的占大约一半,三辈同居的占大约2/5;男女性比例为106.2;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尖锥形的金字塔式,塔的底端为不满1岁者,塔尖为年龄最高者,由下到上,逐渐缩小,颇为整齐均匀,并无锯齿形的反常;早婚比较普遍,尤以男子为甚,由此引起老妻少夫等社会问题。②定县农村的人口密度已达到饱和度,大有人满之患,治本的办法是土地分配的平均化,在等待治本阶段到来的时期里不可忽视治标工作,主要是实行节育、移民及增加生产三管齐下,在这三者之中以节育为最有把握。李景汉将通过节育来减少人口密度放在解决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的首要位置,所谓“防贫之道以防止人口过剩最为彻底”[21]。③农民并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么保守,凡是对他们有利的工作他们均乐于接受;以节育而言,生育超过两个的农民夫妇已经痛切地感到生育繁密的压力,并在暗中采取一些避孕的措施,他们接受节育手段是完全可能的。

   李景汉在这项研究中,通过具体的事实否认了以往某些不成功的调查所揭示的关于非常稳定的农村人口若干反常的事实:如性别比出奇地高,如人口年龄分布不是呈现整齐均匀的金字塔式,而是呈现种种凸出凹入等,在不可靠的事实基础上,“号称为人口研究的专家们竟独出心裁的想出种种解释”[22]。

   关于这次人口调查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李景汉认为,“若要得到精确的材料,必须顾到两方面。一方面得到农民的信仰,另一方面认真选择、训练调查的人员。这两步工作办到圆满的程度之后,则所得的材料就不致发生大错。”[23]社会调查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技术活儿,对于有可能涉及民众征兵、赋役等切身现实利益的人口调查,在细节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当地社会的具体情形,一一想出解决方法,否则很可能会如下棋一样,“只因一着错,满盘俱是空”。李景汉对调查表的设计、调查员的训练以及与当地人的接洽等无数具体细节都有周密的考虑。《中国农村人口调查研究之经验与心得》一文就充满了这些具体细节做法的介绍,是李景汉丰富的实地调查经验的结晶,从中可以看出这位社会调查专家对人口调查的用力之深。

   这次调查65村5 255家人口调查的规模比此前社会学者所做的单一村庄或两三个村庄的调查大多了,统计价值也相应地有所增加。因这次调查的质量较高,规模较大,所以也颇受当代人口学学者的重视。如米红、蒋正华在回顾民国时期学术团体所做的人口调查时,首先提到的就是李景汉的这个调查。[24]

  

三    定县人口普查总结

  

   1930年代初期至中期,出现了一些以县或镇为单位的人口试验调查,其中比较著名的有:①1932年3月南京金陵大学与美国司克里普斯基金会人口问题研究所(Scripp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Population

   Problem,Oxford,Ohio)合作举办的人事登记试验,地点在江苏省江阴县峭岐镇;②1933年2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句容县政府合办的句容县人口总调查;③1933年10月江苏省江宁县举办的人口普查;④1934年9月河北省定县政府在平教会的协助下举办的人口普查;⑤1935年1月山东省邹平县政府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合办的人口普查;⑥1935年4月福建省长乐县举办的人口普查;⑦1936年4月浙江省兰溪县举办的人口普查。这些人口调查多以县为单位,与当时颇为风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多有密切的关系。其调查规模较之少数村庄的调查要大一些,因而在国内政学两界的关注度也更高一些。调查的意图之一乃在于试验人口调查的方法。如句容县调查报告的前言里说:“我们这次的调查,所注重者是试验方法,而并非注重句容一县统计之本身。此次刊布这种报告的用意,就是希望专家及熟悉地方情形的人士,对于方法方面,应当如何改良及如何可以推行,切实指教,所以关于调查统计手续,都详细叙述,不厌烦琐。”[25]

   1934年9月定县实验县政府举办人口普查时,李景汉以平教会社会调查部主任的身份曾有所协助,对这次调查经过及其经验教训有较多的了解,“虽总不如县府局内人之报告较为亲切,但从所谓旁观者清之方面看来,亦未尝不无利益。”[26]可惜的是,这次历时5个月、用款8000余元的人口普查,“后因县府行政人员之更动,遂致原来主持其事者未及编辑报告而去职”[27]。因此,1937年4月,李景汉发表的长文《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现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虽不及完整的定县人口调查报告丰富,但能够将这次调查的一部分统计数据和基本经验教训予以总结,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李景汉的《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现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一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①这次调查的经过,包括调查委员会的组织及其职掌、调查表格、调查员的考录与训练、调查举行前的宣传工作、调查的实施与指导、编审工作、工作人员的待遇与奖惩以及调查费用等8个方面;②这次调查的部分统计结果,包括全县人口总数、每村家数与人数、每家人数、年龄、性比例、婚姻、出生地、离县出外者之地点、残疾人口、缠足女子数等10项,共计17个表格;③这次调查中发现的人口调查技术问题,包括填写调查表格的问题及其他方面的一些细节问题。

   调查结果还是很有价值的。如调查结果认为全县人口总数为441 590人,比县政府1931年出于检验枪支、肃清匪患而办理的那次户口清查所得数据多出几乎14万人,比平教会社会调查部1930年推算的约40万人也要精确。

   和《中国农村人口调查研究之经验与心得》注重细节的风格相似,李景汉在总结定县人口普查经验教训时仍然特别在意“细节”两字,颇有“细节决定成败”的意思。他在此文的“绪言”部分,引用了立法院统计处刘大钧的一段话:“《礼记》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教固如是,应用学术于实际所感觉之困难,更十倍于教学。盖应用之时,对于一切细节不能稍有忽略,而应用统计方法为尤甚。即以人口普查言之,普查之时日,普查之项目与表式,各项目之确定意义,普查员之选择与训练,无一不须参考各国之成例与本国之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详加研讨,始能采用适当。愚办理统计十余年,时时感觉此种细节之重要。”[28]然后颇具同感地说到:“人口调查问题症结之所在,可谓已大致表现于此寥寥数语之中,非具常识经验如刘氏者不能觉察得如此深刻。所引之末句:‘愚办理统计十余年,时时感觉此种细节之重要’,尤为一针见血之言。以往调查之未能办到好处,何尝不是因为主其事者没有感觉到此种细节之重要呢?本篇之主旨也就是针对此‘细节’二字多加注意。”[29]人口调查是一项覆盖地域广阔、参与人数众多的技术性工作,诸多参与者对调查要求各自理解分头实施,错误一旦发生,纠正起来就非常困难了。在处理这种事情上,李景汉这种不好空发议论,集中心思于“细节”的技术性专家是非常需要的。

   在调查技术上,李景汉发现的一些问题以及参考国外人口普查经验提出的一些解决办法也颇有价值。如他发现这次调查和其他县政府所举办的县单位人口普查,多少忽视了应该对于所有名词作确定的、标准的解释。他特别推崇美国人口统计局编制《调查员须知》和《填表须知》的经验。美国特别重视填写调查报告的技术,给每个调查员都发放一本条理分明、说明极清楚的《调查员须知》,要求必须熟读其内容,“不但如此,还编制一张假定已经填好之表格,作为模范,又在表格之后面,不厌重复地把《调查员须知》内调查员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又择要列为《填表须知》(Instruction for filling out the population schedule)。”[30]李景汉特别感慨地说:“以美国人民教育程度之高和对于调查经验之多,为调查员的筹划尚如此其周密。这一方面是因为从其以往多次调查的经验得失所获之教训与心得,另一方面也表示彼邦人士对于调查有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何况以我国一般民众教育程度之低,再加以无论是调查者或被调查者,对于科学的调查大都毫无经验,根本缺乏此种意识,岂不更应对于填写表格加倍的重视。”[31]正是出于借鉴美国经验的考虑,李景汉特地将最近美国举行人口调查所用的《调查员须知》中所述调查员应注意的问题,择要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篇幅很长,约有1万字之多。尽管如此,他还觉得限于篇幅,“不能把美国人口调查表格内项目的意义都一一详细的在此引述”。[32]

   再如,李景汉发现调查中虽然设置了视察和抽查的环节,但视察和抽查多不认真执行职务,遂致使遗漏户口及填写不正确的答案所在皆是,甚至捏造事实、不查而填的严重行为也不能完全避免。

李景汉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于后来抗战时期他主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社会调查部工作,无疑是很有益处的。他所推崇的编制《调查员须知》、加强视察和抽查等经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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