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卫球:科技法迭代视角下的人工智能立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 次 更新时间:2020-01-16 08: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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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年,英国颁布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工厂法》,对工厂条件下的工人的安全、卫生、福利作出规定。

   2.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鼓励科技发明和防治工业灾害并举之科技法

   这一时期,专利法和反垄断法的存在,从正反两面鼓励了科技发明的自觉,工业研究实验室不断涌现并且走向成熟,在大量新兴科技发明和发明方法的支持下,除传统纺织、工矿等领域外,电讯、电气、有机化工等领域也得到发展,促进了产业化的极大发展。科技法也因此需要在进一步提升鼓励科技发明和应用的同时,直面产业化带来的生产安全和事故频发的威胁。

   首先,从科技市场法来说,这一时期是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不断扩展的时期,国际专利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国际社会缔结《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这一时期,技术交易更加频繁和多样化,技术合同也得到丰富和广泛应用,因此技术合同制度更加发达,相关规范除单行规定之外,也散见于民法、商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之中。

   其次,工业产业的急剧扩张,使得新老领域均面临更加严峻的工业生产安全和灾害问题。工人安全和健康陷入困境,工厂事故不断,产品事故、交通事故等损害频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这些不仅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而且加剧阶层对立和社会动荡。有关国家在几次社会矛盾大爆发之后,开始强化管控工业安全和灾害、减缓社会矛盾,制定一系列应对工业安全和灾害的法律。随着高尖端科技应用和产业化扩展,原先零星分布的职业安全法规已经无法适应需要,各国纷纷完善工厂法并制定统一的劳动安全法。此外,产品责任法、交通事故责任法、灾害保险法等也得到发展。这些立法许多是事后规则,但通过严格责任、惩罚性赔偿等使得其具有预防功能;但也有许多是事先和事中规则,如产品质量管理制度、交通安全管理制度、灾害保险制度等。这些立法极大地促成工业灾害和事故治理体系的确立及完善。

   3.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突出科技政策作用之科技法

   这一时期,科技立法鼓励科技发明的立场并没有变化。工业化国家继续完善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并且在20世纪晚期明显出现“强专利(知识产权)”趋势;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全球推行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社会缔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专利的国际申请不断增加,专利战略成为国家之间、跨国企业之间的核心竞争战略之一。这一时期的科技立法还继续提升工业安全和灾害治理。工业安全和灾害治理法律得到进一步强化,新兴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关注,环境法得到极大发展。此外,这一时期的科技立法开始关注特殊科技安全和风险,不断制定相关特殊管控规范。针对生化科技、核科技、生物科技、信息科技等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人们发现这些特殊新科技在带来巨大福利可能的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特殊风险,食品药品安全、生化安全、核安全、生物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不断凸显出规范急迫性,激发管控特殊科技风险的强烈要求,导致相关技术安全和风险管控法律的出台。“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特殊科技风险管控的问题也显得更加迫切。

   这一时期,科技立法最突出的扩展是强化科技政策作用,更加注重政策导向和机制作用,从而发展出一套旨在促进科技进步、转化和创新的特殊法律制度,可以简称为科技政策法。20世纪40年代,各国动员科技资源备战,导致科技进步与国家组织紧密结合。例如,美国便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组织科技资源增强国防能力,1941年建立科学研究和发展局,1945年又以“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为理由建立国家研究基金会。此后各国竞相以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促进产业升级为目标,引入科技政策机制,干预科技发展,促进科技进步、转化和创新。20世纪50年代,各国科技政策致力于战后恢复和重建,大力投资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为重建和发展打造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基础,并在经济扩张领域,促进电子、石化、原子能科技创新,力推新兴科技的经济转化,逐渐形成“技术-经济”范式。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复苏,市场需求成为科技政策的关注点,各国政府由简单的大力支持基础研究转为更加注重“成本—效率”比以及项目效益评估,科技立法也进行了许多调整。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国更加强调科技资源供应和市场需求的结合,在微电子、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新领域实施“技术-经济”范式,后来调整为“技术-经济-环境-安全”范式,在“技术-经济”发展的价值追求中,同时引入生态环境保护和特殊技术风险防范。

   与此同时,各国启动创新政策,推进科技发展与产业化提升的紧密融合。所谓创新政策,按照英国著名学者罗斯韦尔的界定,是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的结合。20世纪初,面对新一轮科技大发展的机遇,各国注重快速提升和确保国家竞争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政策,甚至上升到科技创新战略的高度。20世纪末、21世纪初欧盟相继公布《创新绿皮书》(1995年)、《欧洲创新行动计划》(1996年)、《欧洲创新趋势图》(2000年)、《研究与创新战略》(2005年)、《2020战略创新计划》(2011年)。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发布了两份《美国创新战略》(2009年,2011年), 明确提出美国加速创新的战略规划和措施。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内重视自下而上的科技创新, 发布2018年财年预算蓝图, 对原有科技投入结构作出重要调整, 废除《清洁能源计划》《全球气候变化计划》等, 支持油气和煤炭行业发展,对外则强推美国优先, 用力打压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科技创新, 以确保自己的优势。

   (二)中国科技法的兴起和跨越式发展

   中国科技法的发展没有体现出上述三个阶段的过程性。中国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处于边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旁观者。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之时,中国开始紧追,三步变成一步走。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科技体制,实行计划管理,集中力量动员有限科技资源,解决一些战略优先目标,成功发展核武器、空间技术和某些基础科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基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确立新时期“面向依靠”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方针,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并以此启动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助力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科技政策又经历了1995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2006年“自主创新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两次提升。

   中国科技法从改革开放开始得到重视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积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82年)等知识产权法律,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1987年)等技术交易法,建立旨在鼓励、刺激科技发明和进步的科技财产权制度、交易制度,这些法律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断修改和提升。自20世纪90年代 ,中国基于现代科技应用的工业化背景,制定和完善工业安全、劳动安全、事故管理、产品责任等法律制度,先后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制定,其中一章专门规定劳动安全卫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制定,2009年和2014年修订)等。同时,中国也注意到与科技工业应用相关的环境保护、特殊技术安全等问题,出台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和特种技术安全法。除交通安全、产品质量安全、食品药品安全方面的法律之外,还包括《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2017年)和正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中国科技法从20世纪80年代确立“面向依靠”发展科学技术方针以来,特别强调国家政策对科技进步、转化、创新的作用,先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下简称《科学技术进步法》)(1993年制定,2007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下简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6年制定,2015年修改)等科技政策法,以国家政策支持、激励引导的方式,促进科技研发、转化、创新。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提高科技创新的力度和强度,中国将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定为基本国策,出台系列政策文件或战略纲要。

  

   三、人工智能的科技法规范路径

   人工智能在本质上属于科技事物,应当将其作为科技事物加以审视。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技术具有认知能力。现在机器学习依托的方法,包括线形回归模型、决策树、贝叶斯网络、人工神经网络以及进化算法,加上传感器与材料科学的不断突破,人工智能的感知、移动和认知能力发展迅速。这种认知能力与人类独有的综合学习和高级推理能力具有相通性,并且有超越人类的趋势。例如,2014年聊天机器人通过简单的图灵测试,2016年阿尔法围棋击败世界围棋冠军。另外一方面,这种机器学习技术能够形成的能力目前还只是“弱人工智能”,距离通用人工智能或者超级人工智能仍有相当一段距离。基于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缺乏人类具有的大背景和常识,尚达不到通用人工智能的高度,只适宜用于完成具体明确任务,如谷歌的搜索算法、苹果的语音会话、智能手机的文字输入预测、选择性呈现网络广告、强化网络安全、控制工业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归纳文本信息以及诊断某些疾病等。

   对于人工智能的规范思考,从回溯事物本源的意义上说,需要盯紧其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兴科技具有的科技本质属性以及当前依靠机器学习发展认知能力的特殊性。首先,对于人工智能的规范,应当自觉遵循人类既有的科技规范路径,充分利用现有的科技法加以规范评价。换言之,现在的科技法体系应该成为规范当前人工智能的规范体系。这是法治主义应该秉持的基本立场,“法治”从字面意思看就是法律的统治,即人们应当遵守法律。美国法学家哈耶克认为,坚持法治意义在于“规则的相当确定性使我们又可能预见权威在特定情况下将如何行使其强制性权力,从而根据这种常识安排个人事务”。现在的科技法体系,包含鼓励科技发明和应用的科技市场法,如专利法和其他知识产权法、技术合同法、技术中介法等,包含管控工业和科技风险的法律,范围涉及工业生产安全、劳动保护、事故责任、环境保护和特殊技术风险等,以及科技政策法即旨在促进科技进步、转化和创新的法律政策。其次,对于人工智能的规范,又要注意科技事物的发展性和特殊性,由此对现有规范进行更新调整和特殊变化,以达到合乎时宜和具体合理。一方面,要体现人工智能的发展性,认识人工智能是当下的新科技,具有作为正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种表征科技的定位,在与过去加以充分比较、对未来加以合理预测的基础上,对其带来的新发展、新问题加以规范。正如英国法理学家哈特所说:“人类的法律创制者们,不能够预见到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相关情形。这意味着,所有的法律规则与概念都是‘开放的’,并且当一种未曾预见到的情形发生时,我们必须进行一个全新的选择,并且以此改进我们的法律概念,使它们更符合社会所预期的目的。”另一方面,要体现人工智能的特殊性,在将既有科技法制度加以一般适用的同时,要善于认识人工智能的具体性规范要求,就此进行具体立法或者适用。这种具体性还体现在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功能的多样性上,因此还应当做好基于功能区分的规范细分。人工智能新功能问世的速度日益加快,其不仅被用来分析和识别信息、物体,获取数据,辅助决策,而且被应用于服务领域,如新闻、医疗、护理、会计、教学、法律、交通领域,或者被应用于工业领域,如独立装配汽车的工业机器人,甚至可能应用于警务和自动武器领域。这些基于应用领域和功能的不同,导致了合理规范需求的差异性。

  

   四、科技法视野下的人工智能规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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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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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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