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双舟:英美法系中的财产信托制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9 次 更新时间:2020-01-06 07: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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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舟  
并把用益权确认为一项衡平法上的权利,予以保护。衡平法院一方面承认受托人是普通法上的所有权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以正义与良心的名义,使受托人负有的为受益人利益管理财产的义务具有效力,并赋予受益人依衡平法院程序请求受托人履行这一义务的权利[6]。

   衡平法院对用益权的承认,无疑为这一规避法律的设计打开了合法化的途径。由于在实践中用益权可能用于规避各种难以负担的捐税,特别是土地保有权的附带义务,这就使采邑领主丧失了其土地保有的有价值的附带权益,并且因此使国王失去岁入。因此,英国议会在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要求下,于1535年颁布了《用益权法》(Statutes of Use)。该法将受益人的受益权确认为法律上的所有权,称之为执行用益(execute the Use),其目的是通过这种办法使受益人成为普通法上的所有人,从而无法规避税赋,并以此来阻止当时用益权的盛行。

   《用益权法典》并未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从用益权法典的技术层面来看,它本身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它只限制不动产,而不限制动产;而且它只是适用于世袭领地和自由保有地,而不适用于其他不动产;此外,它只适用于消极或普通信托,而不能适用于积极信托。二是在《用益权法》颁布后,在实践中又产生了“双层用益”制度(uses upon a use)。这种制度与以往用益制度的区别在于,它在用益权上又设立了另一个用益权,即甲作为委托人将土地转让给乙,约定乙为丙的用益,而丙又是为另一个人丁的用益而占有土地的。这里,丙的用益为第一层用益,丁的用益虽为第二层用益确是实际上的用益。但普通法院并不承认双层用益,只是对第一层用益适用《用益法》。因此上例中的丙会成为法律上的所有人,而丁的用益则不受普通法的保护。这给了衡平法院再次干涉的机会。在1634年著名的“塞班奇诉达斯顿”(Sambach V. Dalston)一案中,大法官确认了第二层用益中用益权人的合法权益,并通过赋予该用益权人强制执行请求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塞班奇诉达斯顿”这一判例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将衡平法对用益权的保护扩展到了第二层用益权。为了与第一层用益权加以区别,衡平法将第二用益权称为“信托”(Trust)。此后又将所有不受用益权法保护的“用益设计”统称为“信托”,而将受用益权法保护的“用益设计”仍称为“用益”(Uses)。信托的基本思想于此得以确立。1925年,英国以“财产法”(The Law of Property Act)废除了“用益法”,从此,“用益”和“信托”两者的区别不复存在而完全统一于“信托”的概念之中。现代信托制度由此得以最终确立。

   信托的概念是英国衡平法对法理的重要贡献,以至衡平法院被誉为“信托之母”。19世纪后,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合二为一,虽然衡平法院不存在了,但信托这一衡平规则仍然存在并被不断地发扬光大。

  

   三、信托制度的现代发展

   1.信托制度在英国的发展

   信托制度功能的变化是信托制度在英国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在英国,传统的信托制度表现为两种形式:积极信托(active trust)和消极信托(passive trust)。积极信托又称特别信托(special trust),它指受托人为了某种暂时性的目的而持有财产,并积极地履行管理或经营义务的信托形式。比如,甲将其财产转让给乙,要求乙对之进行经营管理,并将其收益交给丙,在此,乙就是一个积极的受托人。消极信托又称简单信托(simple trust)或普通信托(general trust)。在这种信托中,受托人虽然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持有某项财产,并且享有该财产法律上的产权(the legal title),但他却不需要去积极地履行诸如经营管理或其他注意义务。在《用益权法典》(the Statute of Uses,1535)颁布之前,消极信托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因为当时人们设计信托的主要目的在于规避法律的限制,受托人无非是一“人头”,信托财产的实际管理权和受益权都由受益人拥有。随着历史的演进,受托人角色开始由这一消极的“人头”蜕变为以自己的经验知识为投资者决策的管理者,信托的功能也从消极信托演变为积极信托。在今天,英美信托发原则上已不再承认消极信托。这一转变主要是由封建制度的崩溃所导致的。由于封建法律对人们死后处分土地的自由加以种种限制并课以名目繁多的税负,而利用受托人的“人头”设计,则能成功地规避此种限制与负担,所以在信托制度的早期,消极信托始终占着主流。封建制度的崩溃导致了消极信托赖以存在的社会空间的丧失,一方面,从16世纪开始,英国通过了一连串法令,纷纷取消了原先加诸于财产处分上的种种限制,并且使财产变动的负担合理化;另一方面,近代社会运动所孕育的法治思想也不容许当事人透过法律行为而规避实在法的适用。即使不合理的法律,也只能通过立法程序予以改进。这使得原先用于规避法律限制的消极信托不仅丧失了必要性,而且也失去了合法性。

   导致信托功能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财富形式的变化。在信托产生的时代,英国社会尚处于农业社会,土地是最大的财富来源。保证土地相传得以保障子孙的生活,是中世纪人们最大的愿望。所以土地是当时信托财产的主要形式。随着生产的发展,英国社会逐渐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土地已不再是主要的财富来源。随着生产、贸易及金融的高度发达,财富形式日趋多元化,证券及各种投资工具日益成为财富的主要形式。由于人们财富观念的转变,使得受托人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只是消极保守地保持财产,而是需要积极地以使财产发生增殖为目的去经营管理财产。这种经营管理不仅仅需要受托人心态的调整,而且需要受托人具备相当的专业技能。实际上此时信托已成为了一种投资工具。这样一来,信托也就完成了从消极信托到积极信托的转变。

   信托品种的创新是信托制度在英国发展的又一突出表现,其中对世界现代信托制度影响最大的是英国创制的单位信托制。英国的单位信托是为了适应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一种信托投资方式。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正值 产业革命成功之际,国内民众储蓄颇丰,而国内投资的利润却不高,故急于向海外发展,投资于利润颇高的欧美地区。然而中小投资者不仅缺乏国际投资经验,而且无充分资金分散投资于不同地域、不同事业及不同证券,以降低风险而求投资的安全,于是信托投资应运而生。这种信托投资的机制是将广大社会公众的资金聚集起来交由专业的投资机构进行管理经营,并将经营所的利润返还给投资者,受托人自己只收取一定的报酬[7]。由于按这种方式所募集的信托基金是通过发行等值“单位”而成立的基金,所以称为“单位”;又由于对这种基金的管理是以信托的方式来运做的,所以称为“单位信托。”这种制度于20世纪初传入美国,后又传入日本、韩国等国,对现代信托制度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2.信托制度在美国的发展

   美国的信托制度是从英国传入的。所不同的是,英国的信托是以个人之间的信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美国则一开始就把信托作为一种事业,是以公司组织的形式大范围地经营和发展起来的。美国1776年独立后,拥有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美国人民以其活泼的进取精神,敢于大规模地向各种新的领域挑战。在信托事业方面也不受欧洲陈规旧习的约束。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开始就以高效率的公司组织形式推广了信托事业”。[8]

   美国独立后于1792年成立了第一家信托公司,到19世纪初,又有几家信托公司宣告成立。这一时期的信托多由保险公司作为一项副业进行,理由是信托原是在财产所有人死亡后,按死者生前愿望处理其财产,这一点和人寿保险公司在人死亡后支付保险金,不使遗族生活困难的性质相似。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信托业务扩大到遗产处理以外的领域,要求把信托业务和保险业务分开的呼声日渐高涨,于是信托公司从保险公司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专业公司。1830年前后,美国的信托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并在南北战争(1861—1865)结束后发展到鼎盛时期。因为随着现代化产业的发达,财产的形式由从前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转为金钱、证券、机械、设备等。当时美国正由农业国转向工业国,由于南北战争中,以工业为主的北方的胜利,加速了个体经营向公司集团经营的转变,所以信托业务也随之转向了公司集团经营,信托的对象变成了各种事业的公司,经营的内容也包括了证券和股票。从此,信托公司开始具备了金融机构的性质。

   这一时期,信托公司的发展目标是积极参与修建铁路和开采矿山。当时美国正处于国内建设时期,成立了铁路和矿山公司,大规模地铺设铁路和开采矿山,急需大批资金。信托公司积极参与资金筹集,承购这些铁路、矿山公司发行的债券,然后广泛出售给民众,再把这些钱集中为建设资金,投入新的事业。而信托公司在接受平民百姓的委托,管理、使用钱款和信托财产后,就将这些资金转用到铁路等建设事业上去。信托公司具备了金融机构的性质,并逐步得到社会的承认。但同时,也与银行展开了竞争,不久,银行和信托公司开始互相兼营对方的业务,经过不断的协调,现在许多银行建立了专业信托部,而信托公司也大多兼搞银行业务,如此,两者融合为一体,在美国经济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到1980年底,美国有信托公司4054家,银行14870家,银行兼营信托业务的约4000家,而信托公司中不做银行业务的仅有50家左右[9]。

   3.信托法制的成文化

   英美信托法在传统渊源上主要是由判例法构成的。随着信托设计的日益普遍使用和复杂化,以及世界两大法系渐趋融合,英美信托法正由判例法向成文法过渡,成文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代第一个就一般信托关系予以规范的成文信托法是1850年的《受托人法》(The Trustee Act 1850)[10],该法案主要针对如何处分转移信托财产的技术细节予以规定。1881年的《财产让与法案》(The Conveyance Act,1881)则针对受托人的信任、解任和继任予以规范。1925年的《受托人法》是英国最重要的一部成文信托法,就信托关系的基本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该法律共5章71条:第一章“投资”,规定受托人所从事的投资种类及投资权限;第二章“受托人的一般权利和私人代理”,规定受托人对于信托财产和信托事务的一般权利,以及在抚养信托和保护信托中的基本权利;第三章“受托人的任命和解任”;第四章“法院的权利”,规定法院任命新委托人,发布与信托有关的财产交付命令以及其他命令的权利。第五章“一般规定”,涉及专用术语的定义,该法的适用范围和法院管辖权的范围。但该法还不能算做是一部信托法典,因为信托关系中的一些重要层面尚未规范到,比如信托的设立与有效要件、信托财产的法律地位、受托人的基本义务、受益人的权利、信托无效及终止后的效果等等,这些规范依然存在于衡平法的判例之中。此外,英国还颁布了大量的成文信托特别法。在公益信托方面有1972年颁布的《公益受托人社团法》(The Charitable Act),1954年颁布了《公益信托确认法》(The Validation ofCharitable trust Act),1960年又有《公益法》(Charities Act);针对司法受托人的任命、辞任、报酬及损失补偿等事项,1896年颁布了《司法受托人法》(The Judicial Trustee Act);针对公共受托人的选任、业务执行和报酬,1906年颁布了《公共受托人法》(Public Trustee Act),1957年有出台了《公共受托人报酬法》(Public Trustee Fees Act);就受托人的投资活动,1961年颁布了专门的《受托人投资法》(Trustee Investment Act)。(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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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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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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