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翔: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社会学——以“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为线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8 次 更新时间:2019-12-29 23: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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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翔  

   早在1988年梁漱溟还在世时,费孝通就曾对其文化观予以专文讨论(67)。2003年,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进一步扩展了对梁漱溟的思考,指出他与梁漱溟在两条脉络上接了起来,“一条是对社区的研究,另一条是对中国文化的态度”(68)。社区脉络,其实主要是经验世界意义上的;而文化脉络,则主要是人文世界意义上。

   就社区的脉络而言,费孝通早年以江村研究成名,虽然他本人并未过多地参与乡村建设运动(69),但是其后来一系列的乡村社区研究,以及关于乡土重建的论述,与梁漱溟实有可以比较的地方。梁漱溟提出中国社会由原本的“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变得不中不西,“东不成,西不就”,经济上也并未彻底资本化,但这只是一个大的判断。而费孝通则通过社区民族志的具体而微的经验研究,揭示了乡土社会的土地制度以及农工互补的经济结构的破产,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契恰关系的式微。但是,费孝通的乡土研究当时还局限于社区类型学意义上的功能主义进路,主要关心社区中的制度与组织。直到写作《乡土中国》以及《乡土重建》等书时,费孝通才真正对乡土中国进行了一个更加宏观的结构性考察,试图“看到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70),且加入了历史的维度。费孝通在这几部著作中关于“差序格局”的讲法,与梁漱溟的“伦理本位”有许多相通之处。在梁漱溟那里,所谓伦理本位即传统社会的家庭化,“以家庭恩谊推准于其他各方面”,“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71)而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亦强调的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结构形态。(72)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周飞舟所总结的,差序格局概括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伦理本位则揭示了这种社会结构背后的基本精神。(73)

   此外,费孝通重视对“士绅”的讨论,认为近代乡村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双轨政治”的破坏,从乡村出来的知识分子“回不了家”,而成为都市化中的寄生阶层;乡土重建成败的一个核心就在于再造新的士绅阶级(即现代知识分子)。这一点也与梁漱溟对所谓“先知先觉知识分子”在乡村改造中的主导地位的强调是一致的。梁漱溟明确地说,“文化改造之任,不在一社会文化中心之知识分子而又在谁?”(74)但是,两者在后设立场上却有着重要不同。在讨论乡土重建时,费孝通心中对现代中国出路的想象其实是以代议制的现代民主政治为蓝本的,他认为要加强双轨中自下而上的那一轨,办法“大概只有学习英美的代议制”(75);梁漱溟则明确意识到不能照搬西方,而强调要以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为基础,“以理性求组织”,在人心层面重建社会。两者的区别正如杨清媚所评论的:“梁漱溟看到了人心养成的可能性,但是对新儒家同时开出道德与制度双重途径寄予过高的期待;费孝通从经验事实出发,以更务实的态度认识到制度改革是乡土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但是对于乡村文化的保守认识又使其过于倚重这些制度条件,而忽视了梁漱溟所说的,制度濡养人心的可能。”(76)

   到了晚年,费孝通开始更加重视对人生问题的讨论。1990年,费孝通发表题为《人的研究在中国》的演讲。此时他所谓“人的研究”,其实指的是人类学或者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且仍然局限于社区研究的思路。(77)在发表这篇演讲的前后,费孝通又有了“行行重行行”的旅程,沿着小城镇建设思路,总结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亦可视为早年社区类型研究努力的延续。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1994年《小城镇研究十年》和1996年的《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为代表),他开始反思这种类型学的局限,提出心态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78)最终在2003年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他明确提出社会学不能“只见社区不见人”,社会学除了“科学性”的一面,更有其“人文性”的一面。他期待“在社会学研究中真正开辟一个研究精神世界的领域”,对“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心’‘神’‘性’等问题”进行探讨。(79)他说,“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与心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达不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science)”(80)。他尤其提到,要达到这一层次,就要认识到主流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思路的制约,从传统文明中“将心比心”“格物致知”的认知方法中寻找智慧。这一反思,即与他重读梁漱溟(当然也包括潘光旦)有着莫大的关联。

   费孝通意识到,梁漱溟正“是从对人生应采取什么态度的伦理问题上起步的”(81)。在梁漱溟那里,东西文化的不同首先在于人生态度的不同。因而,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是分不开的。这就引出了费孝通所谓的与梁漱溟交接的第二条脉络,即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在同助手张冠生的一次谈话中,费孝通曾说道,“梁漱溟先生提出民族自觉,就是想从中国最本质的地方找出路。中国传统文化怎么比较平顺地进入现代文化?直到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弄得很清楚”(82)。费孝通晚年向文化史补课,提倡文化自觉,反思西方社会科学中天人对立的认识论,主张要在自然、历史和社会中重新找到人的位置(83),乃至在“推己及人”的意义上重新诠释“差序格局”(84),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循着梁漱溟提出的问题展开的进一步思考。换句话说,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最终是要以对中国文明特质的理解为前提的;人对其生活及其意义的把握,总是处在特定的文明脉络之中的。(85)也正是在这里,“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最后的绅士”(费孝通)最终交汇在一起。(86)

   梁漱溟曾自谦“殊无实学,但有深思”(87)。“深思”与“实学”之别亦可用于他与同时代社会学人的比较。社会学是一门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学术形态,早期社会学人几乎都曾在西方受过科班学术训练,其著述亦大体遵循一定的学科范式,讲求社会调查或社区研究的方法规范。而梁漱溟的为学更多则是一种对中国社会的“直觉式”的体认与思考,而非分析性的(88),且不受方法与规范的束缚。他自己也曾有过中国学术与西洋近代学术是“两条不同的路”的讲法。(89)但是,梁漱溟所思考与处理始终是时代的总体问题,他的著述与实践恰恰能够将近代中国社会与社会学的诸多面向与脉络都带出来。因此,我们虽然不能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定位来局限梁漱溟,梁漱溟也从未自视为一个社会学家,但是,讨论梁漱溟与社会学之间的关联,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学这门学科在现代中国的百年历程其实是十分重要的。

   梁漱溟的一生,始终在思想与行动之间不断往复,但是“动不盲动,想不空想”(90),他的著述与他的人生史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从早岁参与辛亥到中年深耕于乡建,他的行动走的是一条从革命到建设的道路;从唯识论到东西文化之比较再到中国文化要义的阐发,他的思想走的则是一条从印度哲学回归到儒家思想的道路。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梁漱溟一直在变,在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但他的思想与行动,却始终围绕着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这两个根本问题。本文即从其毕生关怀的这对问题入手,讨论了梁漱溟与几位同时代的重要社会学人之间的关联。陶孟和、杨开道、潘光旦与费孝通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学中中研院、燕京、清华等最重要的几个脉络,以及城市劳工研究、乡村社会研究和儒家社会思想研究等几个重要学术传统。而他们又都与梁漱溟之间存在着或浅或深、或明或暗的对话与关联。这种对话并非单向的,而是相互的。以往研究虽然或多或少注意到一些早期社会学人对梁漱溟的讨论或批评,但是梁漱溟本人是如何理解社会学的,是如何评价同时代社会学人的工作的,又是如何影响社会学的,则是问题尚未展开的另一面向。

   具体而言,在中国问题上,陶孟和关注城市劳工阶级的取向,与梁漱溟以发动内地农民为主旨的乡村建设实践,形成了外部的对张;而在乡村建设派内部,杨开道的乡约制度史研究固然与梁漱溟建立新乡约的尝试构成互补,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前者对“组织”的重视却又与后者以“文化改造”为根本的取向形成了微妙的张力。无论侧重劳工还是农民,组织还是文化,都体现了前辈学人在应对民族危机、解决中国问题时的不同进路。而在人生问题上,潘光旦的人文思想,尤其是其儒家社会理论中对“人”的探究,则与梁漱溟的思考同声相应、声气相通。最终,梁漱溟与中国社会学之间的联结,是通过费孝通晚年的“文化自觉”反思来实现的。费孝通晚年将社会学重新理解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问,提出社会学要回归人文世界与精神世界,这都与梁漱溟对人生与人心问题的讨论有着内在的关联。

   因此,要将梁漱溟重新纳入社会学的视野,仅仅重访他的乡村建设实践并引申其当代价值是不够的(正如今天大多数的研究所关心的),还需要循着费孝通晚年的思考脉络,重新发掘梁漱溟的文化论与人生观对于社会学可能的意义。换言之,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当社会学在思考中国时,也需要思考人生与人心。(91)这或许是梁漱溟对今天的中国社会学而言,更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例如,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第9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②熊春文:《以理性复兴中国、以学校组织社会——对梁漱溟乡村建设及乡村教育思想的社会学解读》,《社会》2007年第3期;吴飞:《梁漱溟的新礼俗——读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③杨清媚:《制度与人心——重温费孝通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群言》2015年第3期;吴忠伟:《“内”观与“他者”的目光——梁漱溟、费孝通对“乡村建设”中“礼俗”的不同理解》,《江海学刊》2017年第4期。

   ④梁漱溟:《自述》,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⑤⑥⑦梁漱溟:《请大家研究社会问题》,载《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357~358、360页。

   ⑧梁漱溟曾如此批评胡适:“先生……全不提出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论断来……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不存在……革命家的错误,就在于对中国社会的错认,所以我们非指证说明中国社会怎样一种结构,不足祛革命家之惑。”(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载《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⑨⑩(11)(23)(25)(26)(27)(7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63、329~330、329、289、334、33、334、292页。

   (12)(18)(9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页。

   (13)以《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为例,梁漱溟在书中就曾经援引了陶孟和的译著《社会进化史》、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演讲及其译著《文化变迁》、李景汉的《定县调查》、黄文山的《文化学体系》、林惠祥《文化人类学》、潘光旦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人文史观》以及严复的群学译述。

   (14)参见罗志田《文化的眼光:梁漱溟认识取向的特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15)“倒影”一说借用了干春松在讨论康有为时的提法,参见干春松《导言康有为与现代中国》,载《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0页。

   (16)(68)费孝通:《三位外国老师和三位国学大师》,载《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62页。

(17)费孝通对梁漱溟的理解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参见张浩对此所做的细致梳理。参见张浩《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费孝通对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的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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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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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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