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中国近代婚龄话语的分析:从清末至1930年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6 次 更新时间:2019-12-26 18: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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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映了1920年代随着对西学的了解渐趋深入,知识人的思想论说较早期作者已经成熟多了。

  

二、早婚是否伤身、弱种?

  

   婚姻不只是个人的私事,而且还有其社会的、种族的意义。男女双方缔结婚姻,发生性行为,对两个人的身体状况会产生什么影响;通过生育行为传递到下一代体质上的是什么影响,这两种影响叠加起来,影响的是整个种族现在或未来的品质与前途。在近代知识人那里,这些问题被给予了较多的考虑。但是,他们的结论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早婚作为被批判的对象,被不少知识人拿来与伤身、弱种等负面形象联系起来。在梁启超的《禁早婚议》列举的5点“早婚之害”里,前两点分别是害于养生与害于传种。前者是对一己而言,后者是对后代而言。关于前者,他认为,少年男女身体未成熟时发生性行为,会斫丧元气;而缺乏自制力,往往溺于一时肉欲之乐,而忘终身痼疾之苦,以此自戕。推个人至于民族,其结果是:“夫我中国民族,无活波之气象,无勇敢之精神,无沉雄强毅之魄力,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早婚亦尸其咎矣!一人如是,则为废人,积人成国,则为废国,中国之弱于天下,皆此之由。”关于后者,他参考了美国玛乐斯密与日本吴文聪所著统计各书的研究,认为凡各国中人民之废者、疾者、夭者、弱者、钝者、犯罪者,大概早婚父母所产子女居其多数。古今名人中有人属早婚者之子并不足以驳此论,因为他们只是特例。结论是:“故自今以往,非淘汰弱种,独传强种,则无以复延我祖宗将绝之祀。昔贤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此之谓也。一人一家无后,犹将为罪,一国无后,更若之何?欲国之有后,其必自禁早婚始。”[18]

   清末在梁氏之后批判早婚者,也谈及伤身、弱种。如陈王认为:“要之,此两事者(指早聘、早婚),一则为中国子女失权之所由,一则为中国人种日劣之大原,皆于今日社会上种族上大有关系者也。”[19]履夷认为:“人必体魄强壮,然后乃能诞育佳儿。而当青年时代,在自身且属弱质娇资,以是育子,则皆孱弱之种而已。”[20]

   民初以后谈及这两点者极多,在相关文献里可谓比比皆是,无烦列举。这些论述在要点上大体上没有超出梁启超的论述范围,当然在强调的程度上有强弱之别。1920年代以后的论述里多了一些新的证据。一是西方科学研究的某些支持性的结论被引证过来。如褚东郊在论述早婚有害于两性健康时,引证了古尔柏尔博士的统计(20岁以下青年结婚者比独身者死亡率高3℅)与挨克斯那博士的研究结果(不到25岁的青年,身心没有完全成熟,不能结婚);在论述早婚有害于子女的体格时,除了重复引证梁启超引证的玛乐斯密(他译为马洛史密士,应为一人)的结论以外,他还引用了佛朗克对古今中外伟人中有些是早婚者子女的看法的批驳。[21]二是,报纸杂志上充斥着大量的当时人早婚如何伤身的具体案例或见闻,说明早婚伤身的说法,并非无根之谈。[22]笔者所见案例,倒是没有一例谈到早婚如何导致生育低劣儿童。早婚在降低种族品质上尚未得到人们日常生活见闻的验证,为这一自清末以来流行甚广的认识的正确性留下了一个疑点。

   早婚是否必然伤身?尤其是男子20岁左右、女子17、18岁左右时结婚。平心而论,早婚伤身,只是一部分缺乏自制力的少年耽于情欲所致,并不一定所有早婚者皆有此后果。在早婚与伤身之间并不能建立确定的、必然的联系。关键看个人能否控制好自己的情欲。从理论上说,大多数少年人缺乏自制力,不能处理好这个关系,适当的强调一下早婚对于身体的可能伤害是必要的。我们看到,某些近代知识人论述的口气基本上是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这种不留余地的论述势必会激起反面的意见。

   针对极端反早婚论者,也出现了若干肯定早婚的论调。其中有些明确申明是对当时反早婚论的矫枉过正之处不满的,如1920年恽代英就是出于这种考虑翻译了一位美国人主张早婚的文章。他在“译者志”里说:“吾国近来有识之士,方蒿目早婚之弊,极力思用言论乃至强制力以革除之,而吾今日乃介绍一主张早婚的文字,无乃太不识时务矣乎?然吾之意,每惜救弊者不揣其本,而矫枉过正者又常过其正,故深觉有公布此逆耳之言,以求有心人反省之必要。夫成人而结婚,就生理上言之,匪特无害,而且有较优长之理由。”他并不同意原作者的某些观点,但对其正确处倒也欣然接受:“然其言早婚与进化的关系,与生理的关系,吾深信其理由充分。”[23]1923年,安庆一中的纪裕迪就极端反早婚论发表了不同意见,甚至树起了主张早婚的旗帜。他认为,迟婚的青年往往不能保持纯洁,“未婚的青年,往往发生不正当的夫妇关系,即使不发生不正当的夫妇关系,而同性爱亦所难免。我说这些话,并不是信口开河,毫无根据,如果你们仔细地观察一下,一定可以发见这种事实。这样的迟婚,与早婚有什么分别呢?依我看起来,早婚只要能稍知节制,不会有妨碍身体的健康;而迟婚实有种种恶弊,出人意料之外!”[24]1924年王国章在《早婚与晚婚的研究》一文提出,近来主张早婚的人提出迟婚会导致某些青年的性欲不能满足,不是手淫,便是公然宿娼,这样既影响青年自身的身体,也影响社会秩序。[25]社会学家潘光旦主张“适当的早婚”,理由之一便是考虑到青年的性欲应该得到满足。他吸收了1933年出版的美国斯密士女子大学生物学教授巴歇雷(Prof. Parshley)《生殖的生物学》(The Biology of Reproduction)一书[26]的观点,认为性欲升华的可能性很小,人的性欲必须得到基本的满足。他说,“近来在这方面发言的人,总是责成青年取得性知识,讲求性卫生,严守性道德,而于青年的婚姻问题,却恝置不问,甚至还竭力主张展缓婚姻,直可以说不谅极了。”[27]从以上这些论述来看,相信适当的早婚能够满足青年蓬勃的性欲,而不致于伤身的人也不在少数。[28]

   恽代英肯定当时批判早婚论者是“有识之士”;纪裕迪主张须有职业、须限制生育,而后才可以考虑结婚;王国章注意到晚婚的社会道德后果,而不是“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之类的传统价值观念;潘光旦从性道德考虑晚婚的不人道(其实他还从优生学的角度有所分析)。考察这些主张适当的早婚的理由,以及所主张的内容,我们不能简单的送他们一顶逆潮流而动的大“帽子”。完全可以将他们归入“反传统早婚论”的思潮之中。这种观点的发掘,说明近代反传统早婚论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激进与温和两派之别。当然,所谓分派,并不是说这两派各有其组织的联络和有意识的策动,而是说客观上存在的这两种意见在逻辑上可以做如此区分,以便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这一思潮的复杂性。

   早婚者子女缺陷较多,当时虽然有若干科学研究结论可以支持,中国近代知识人也有所引证。但这一点在科学上并无定论,当时还有大量的科学研究不支持这种看法。[29]潘光旦在《中国之家庭问题》一书里曾引证了英国产科专家滕更(Matthew Duncan)、英国优生学家高尔顿(Francis Galton)、意大利优生学家奇尼(C.Gini)、以及爱华脱(R.J.Ewart)、马鲁(A.Marro)、卡赛尔(C.S.Castlel)、罗宾及维斯脱迦特(M.Rubin,H.Westergaard )、迈尔(Von Mayr) 、迦立艮(W.M.Gallichan)等10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论证了早婚与迟婚在各个方面的优劣,明确否定了笼统地认为早婚产子缺陷较多的结论。

   当时人口学者陈长蘅在《中国人口论》一书中批评早婚,“为夫妇者,元气早破,身体必萎;为子女者,先天不强,后天难壮;父母儿女,两败俱伤;个人羸弱,种族不强”,对此,潘光旦评论道:“此种议论,大率声韵有余,而理解不足!”不仅如此,他还剖析了所有主张早婚导致国家、民族积弱的中国知识人的心理根源,认为那是中国人积久的自馁心理在作怪。他说:

  

   国人患自馁心理久且深矣;自馁心之所至,至认种种不相干或不甚相干之事物为国家积弱之原因,从而大声疾呼,以为重大症结,端在乎是;早婚特其一例耳。[30]

  

   近代将早婚归结为国家、种族积弱原因的论述非常多,几乎占据了早婚话语的主流。据笔者所见,对此明确而强有力的表达不同意见的,似只有潘光旦一人。

  

三、早婚与求学、经济独立的矛盾


   1926年,“心”译美国人弗力特力克(Christine Fredrick)一篇题为《美国人何以无力结婚》的论文,双方视角的差异很能说明中国知识人关心的究竟是什么。从翻译出来的原文来看,原文固然肯定了婚期推迟与文明进步的对应关系,但从主要着眼点来看,简直是一篇典型的反思迟婚弊病的文章。原文认为,文明进步在给人类带来物质便利的同时,因人世繁华而易引起青年情欲的热情,而在经济上的压迫则使情欲的满足不得不推迟数年,“因此伤风败俗的事层出不穷,此盖自然的趋势”,这对矛盾是典型的“现代病”。译者在译文前附言里说美国的迟婚“在我国尚不甚显著”,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是迟婚背后青年经济独立的事实。在经济上不依靠父母,自谋生计,“国无惰民,工商农士等,皆发达无量,文化亦愈有进步。此虽似理想之谈,然亦确近于实理哩。”[31]由于中西之间社会发展阶段的错位,彼此之间所考虑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美国人已经在考虑如何避免迟婚的弊病,中国的知识人却只选取西方人论婚龄与文明进步的关系,设法为克服遍地皆见的早婚寻找理论根据。

   近代知识人主流话语对西方迟婚的认识,较侧重于其积极面,对西方迟婚带来的消极后果注意得不够。仅仅是少数人着眼于从如何避免西方迟婚之弊讨论问题。这是由于中国当时迟婚还未成为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迟婚的呼声只是在知识界的若干知识分子那里才有一定的气候。西方婚龄推迟的过程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阶段,迟婚引起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出来,所以西方知识人开始反思如何修正社会经济制度,来为适当的早婚创造条件。而中国当时主要的问题是早婚还相当普遍,而且已经成为许多处于学习、创业过程中青年的一大负担,所以批判传统早婚现象占据了中国近代婚龄讨论的主流,至于反思未来迟婚之弊,在他们看来,还是不急之务。

   从笔者所搜集的言论来看,不管是激烈的反早婚者(常常也是迟婚的大力赞美者),还是温和的主张早婚论者,无一不是中国传统的早婚弊端的反对者。他们在自己主张的根据上,均清除了中国传统早婚所举的一些理由(早婚早育等),力求使自己披上现代的衣装。他们批评传统早婚,除了上面所举的伤身、弱种两条理由以外,最主要还有早婚影响个人生计与国家生计以及早婚影响学业两点。提倡个人经济独立,以自己的职业所得报酬来结婚养家;延长教育期限,专心学业,培养应付社会复杂需要的能力。这两点恰恰是成长中的现代社会公民所应具备的素质。在知识人看来,完成学业,在社会流动的阶梯上占据较高的位置,以自己的职业所得取得经济独立的地位,这两点是牵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无论是个人经济独立,还是延长教育期限,都在客观上使早婚在实践中面临重重困难。近代知识人鼓吹“非传统早婚论”的社会基础在于此,能获得广泛的社会反响,原因也在于此。

梁启超在《禁早婚议》里早就提到早婚“害于修学”、“害于国计”。关于“害于修学”,他认为:经历小学、中学、大学的完全教育需要十五六年时间,如果以常人七八岁始就傅算起,完成学业时已在二十二三岁以外。这个时期决定了人一生的升沉荣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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