泮伟江:自序:法学的自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6 次 更新时间:2019-12-17 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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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伟江  
也专门给了我一些鼓励。杨昂兄当年不太同意我对黄宗智先生的批评,还曾经与我在法律博客有过很激烈的争论,但从此以后我们却成了特别能够互相欣赏的好友。

  

  

   法学在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界的此种异质性,使得法律人,尤其是法学研究者总是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大众,来自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时不时投来的疑虑的眼光。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学,就是在此种他者的目光下成长起来的。例如,我们在学生时代就耳熟能详的“戴逸之问”,即所谓幼稚法学的评价,曾经给中国从事法学理论研究的人以很大的震动。在“戴逸之问”之外,影响更深远的也许是“费孝通之问”,也就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问题,即随着新法制的推行和旧礼治秩序的解体,我们还未享受到新法制的好处,旧礼治秩序崩解后的坏处,倒先显现出来了。费孝通先生倒是对移植自西方社会的新法治秩序的好处了然于胸,他只是质疑,新法治秩序所需要的社会秩序结构还未涌现出来时,法律人何为?20世纪90年代,苏力先生重新激活了“费孝通之问”,并以法律与文学的方式,通过对一部电影的分析,将它转化成了“秋菊的困惑”。“秋菊的困惑”隐含的理论命题,已经比费孝通更进一步。因为在此处,苏力质疑的不再是新法治秩序尚未到来的问题,而是质疑此种新旧秩序的二分法是否成立。如果文化是多元的,法律也是多元的,那么凭什么西欧和北美的地方性秩序的观念,得以可能被普遍化地推广到全世界,从而使得中西的关系变成一种普遍化的秩序与地方性秩序的关系问题呢?为什么不可能是两种地方性秩序的多元主义关系呢?苏力的此种质疑,也激发了我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本书中收集的几篇文章,就是这些思考在不同阶段和情境下各自的表达。

   如果说,《新波斯人信札》《法边馀墨》等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这些法学短论集的主题是中国社会的法学启蒙的话,那么,对于法学研究者来说,似乎也面临着法学的社会学启蒙的压力。中国社会的法学启蒙,为我们描绘了一副法学理性驱散权力之任性与黑暗的美丽蓝图,不但激励了像我这样的20世纪90年代的法科学生们投身于中国社会的法治主义改造事业,同时也感染甚至感动了中国的一般知识阶层。法学,这个就业率一直很低的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度成为大学中的显学,便是其中的一个例证。但在法学高歌猛进的年代,法学研究者似乎并没有驱散“异质性”的阴霾,驱散普通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投来的狐疑的眼光。确实,在法治主义话语日益成为社会主流话语之前,由于“行政规范秩序”与“法治秩序”的界限模糊不清,“依法治国”与“依法治你”之间也是暗通款曲,又各自表述。在此种怀疑眼光的长期打量下,中国的法学研究者的那种身份焦虑和不自在是不言自明,又是难以言明的。

  

  

   本书的作者就是在这样一种异样的眼光和氛围,逐渐成长为比较专业的法学研究者。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异类”,一方面,我们的存在日益引起了其他社会科学同行的兴趣。同时,他们又时不时地对我们表示不解。真正让我感到兴趣的是,自清末沈家本法律改革以来,现代法律和现代法学被引入中国,虽然自始至终都遭遇到了各种怀疑和批评,甚至一度整个学科都几乎灰飞烟灭,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现代法律和法学似乎总是能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确实,无论是在学术眼光的审视下,还是日常经验的感受中,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种种不尽如人意和不足,还是非常明显的。而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离理想境界的距离也还是很遥远。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似乎已经获得了某种相对自主的生命力,并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生长,中国的法学研究也还是显示出了某种蓬勃的朝气,甚至引来了文史哲等传统学科羡慕的眼光。

   笔者念兹在兹的这几个问题,都涉及到如何理解法学的异质性,以及异质的法学在中国转型社会的语境下的处境与命运的问题。正是在此种问题意识的刺激之下,也是在《读书》《财经》《大观》《法治周末》等报刊和朋友们的支持下,我结合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具体事件,就如何理解法律与社会,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的超大规模性,什么是陌生人和陌生人社会,如何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相对比较自由,又比较持续的思考。就思想的资源而言,英格兰普通法的历史及其经验,韦伯和卢曼的法社会学,都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和帮助。尤其是卢曼的法社会学理论,为我提供了观察和思考中国语境之下法学本土化的基本工具和观察角度。我的一个基本的观察和判断是,随着中国社会演化的加速,改革开放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与费孝通先生当年描述的那个中国社会,甚至与秋菊打官司所处的那个中国社会,已然发生了许多实质而又深刻的变化。中国社会已然进入了一个超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治理的新世代。我们思考中国的法律和法学的本土化,也必须在这个新的超大规模陌生人社会的基本语境之中进行,并且需要在概念、方法、理论和实践的各种创新和突破。本书中“思想的自由启蒙”和“社会的自我观察”,就是这些思考所留下的一些痕迹与线索。

   卢曼是本书作者最服膺,同时也是最受其思想启发的学者。本书的书名《法学的社会学启蒙》,就源于卢曼的一篇学术演讲的标题:《社会学启蒙》。因此也有必要对该演讲略作介绍。该演讲是卢曼就任明斯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就职演讲。因此,这个演讲也可以说是卢曼对自己未来整个社会学事业所定的基调。卢曼在这个演讲中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指出,启蒙运动主要发生在18世纪,到19世纪时就突然被中断了。社会学则产生于19世纪,成长于20世纪。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学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叛。启蒙运动既非社会学的预备,社会学也不是对启蒙运动的贯彻。就此而言,“社会学启蒙”这个表达方式显得非常的暧昧、可疑。卢曼之所以仍然采用“社会学启蒙”的说法,主要是认为,社会学虽然并非对启蒙思想的运用,但却可以成为对“启蒙思想”的澄清,尤其是,它可以帮助人类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就此而言,社会学拓展了人类的认识能力,帮助人类认识到了社会的复杂性,并化约此种复杂性。就这些方面而言,社会学仍然是符合启蒙精神之核心要义的。具体来说,卢曼认为,社会学在揭示人类行动和认识视角之不一致,认识到在社会制度的显功能之外还存在着更深刻的潜功能,认识社会事物在方法论上逐渐从事实理论转向系统理论,以及逐渐学会从功能比较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等四个方面,都进一步澄清了启蒙的界限。

   就此而言,所谓法学的社会学启蒙,并非仅仅是对20世纪90年代法学启蒙时代的怀旧,同时也是对中国法学与其身处的中国社会之复杂关系的探问。与卢曼社会学启蒙的关注类似的是,本书各篇文章,关注的是中国社会演化所带来的知识语境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四十多年中,我们不断地发现,不但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我们所共享的整个知识体系的语境也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20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80年代的智识氛围和话语体系,就存在着很大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这将近20年时间,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并日益深入地介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后,整个话语的类型和表达的方式,与前面这二十多年比起来,又发生了特别明显的变化。在晚近的这十多年中,我们确实日益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不一致的视角越来越多了,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那么我们就要去反思,当年的启蒙运动,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它的理念、思考、追求、事业,在我们新的知识体系下何以有效?如果说,存在着20世纪90年代法学的启蒙的话,那么,二三十年后,此种法学的启蒙,在当前的这种知识语境和话语体系中,又何以有效?

   我个人认为,法学的社会学启蒙,首先就要面对当前各种观察视角的不一致的问题。尤其是,应该直面一百多年来法学之内部视角与社会之外部视角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晚近在更年轻一代法学研究者中发生的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争论,以及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的争论,其实都是在此种不一致的视角之观察的增多所形成的。因此,法学的自我启蒙的核心,就是去处理法律之外部视角与内部视角的关系问题。对此,卢曼曾经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表述,即“法律是一个自我观察的系统”,因此,当我们观察法律时,我们其实是在对“一个正在自我观察的系统进行观察”,或者说,我们的观察就是“观察法律系统的自我观察”。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深入到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观察法律系统在社会中发挥的显功能与潜功能的问题,借此反思最近这十几年所推进的轰轰烈烈的法律改革过程中,隐含在各种政策与行动背后的知识基础及其边界的问题等。

   本书就是我在此种问题意识背景下,结合这十多年具体发生的各种社会事件和知识事件,在现象的观察和方法的探索等诸方面所做出的一些零星探索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对社会的理解,也逐渐地发生了变化。从现象的层面来看,我认为相对于四十年前的中国,当前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较为实质的变化,正日益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如何理解当前中国超大规模社会的特征与规律,变成了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所有人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另外一方面,在方法论的层面,我观察的视角日益从古典社会学的行动理论的视角与方法转变为系统理论的视角与方法,因此,当我在观察社会时,各种社会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解释已经不再能够满足我的要求,在系统理论的帮助下,我更注重事实放在不同的意义脉络和结构下进行观察。例如,例如从法律系统、政治系统、宗教系统的角度出来,事实呈现的面貌和背后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个背景下,我本人的观察,也日益地从各种流行的关于制度和改革的目标、价值等话语中超脱出来,更看重的是日益复杂和多元的中国社会中,是否存在着某种超越主观性的法律之潜功能的问题。因此,我的兴趣日益转向如何揭示和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复杂性,以及这些复杂之化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我对法律的观察与思考,也是在中国社会复杂性及其化约的视角下展开的。由此可见,本书如此种种的考虑和旨趣,让我觉得不妨借鉴卢曼“社会学启蒙”的说法,而将本书的这些探索和尝试,称作是“法学的社会学启蒙”。

   本文系《法学的社会学启蒙》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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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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