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涛:关于中日历史和解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1 次 更新时间:2019-12-15 23: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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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涛  

   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没有积极的尝试。东乡和彦将1995年8月由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做出的“村山谈话”作为东亚历史和解的突破口,对“村山谈话”为推进东亚地区历史和解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积极的评价。村山之后的日本历任内阁都表示继承“村山谈话”的精神,即使在修正主义倾向比较明显的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内阁时期,该精神仍然得到尊重。这说明了“村山谈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是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该谈话能够成为东亚历史和解的重要转折点。安倍晋三在2015年也曾发表过“安倍谈话”(AbeStatement),虽然他也致力于对日本过去的历史做出“清算”,但由于过度热衷于同过去的历史撇清关系,遭到了东亚邻国以及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

  

   要成功实现和解可能需要多个条件,本文在对这些条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取几个最重要的分析概念,以此来建构中日历史和解的理论分析框架。既有研究显示,在和解实现的过程中,道歉、谢罪、赔偿、纪念、历史叙述等概念十分重要,而本文把和解实现的诸多条件用“宽容”与“反省”、“记忆”与“忘却”这两组通约性较强的概念予以涵盖

  

   道歉、忏悔、谢罪、宽恕、同情、宽大政策、战争赔偿等概念与战争责任相关,可以将它们归类到“宽容”与“反省”的分析框架内。言说、叙述、教科书、纪念馆、加害者意识、受害者意识等概念大多与战后责任有关,因此可以将它们归类到“记忆”与“忘却”的分析框架内。这里所谓的框架不是绝对的,作为“战争责任”的宽容与反省,与作为“战后责任”的记忆与忘却本就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位于底层的分析概念之间也彼此作用和影响,例如加害国的道歉与谢罪、受害国的宽恕与同情会以纪念馆、教科书等形式得以体现。

  

   和解是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所共同面对的课题。当加害者向受害者请求谅解的时候,必须伴随加害者的谢罪、反省以及赔偿等积极行为。加害者坦诚地道歉、反省并进行适当的赔偿,受害者根据加害者的诚意而展现出宽赦(forgiveness)和慈悲(mercy)的态度,这被认为是和解的理想方式。在和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记忆和忘却,记忆与忘却在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扮演着关键角色。接下来本文将基于“宽容”与“反省”、“记忆”与“忘却”的分析框架展开论述,并结合中日关系的一些史实予以佐证。

  

三、宽容与反省


   (一)宽容、正义与和解

  

   一直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基于“宗教宽容”的原则来给宽容进行注解。在当今时代,宽容所具有的意义早已经超出宗教的范畴,宽容的客体可以是文化、人种、种族、性别、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衣着打扮、政治立场甚至政治体制等多种样态。宽容在和解过程中是否必需?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存在认知上的分歧。简·梅尔亨里奇(JensMeierhenrich)认为,宽容是和解的构成性要素(constitutiveelement),即宽容是和解实现的必经阶段。而苏珊·德维尔(SusanDwyer)则认为,没有宽容仍然可以实现和解,至少“从心理学意义上来看这是成立的”。

  

   与此同时,另一个相关概念———正义———也不得不加以讨论。目前已经有研究注意到了宽容和正义的相关性问题,其中在实现和解的过程中哪个更加重要、二者能否实现平衡等问题最值得关注。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VladimirJankélévitch)认为,正义要求算账,要求清算行为者的责任,要求审判理由,要求复原或赔偿。由侵略所获得的利益(领土、资源、权利)必须归还,受害者的损失应获赔偿,发动侵略者以及战时犯下不义暴行者应受战犯审判,实施侵略的国家应视情况受到“去军事化”或政治重建以防止未来对他国可能的侵略。宽恕则摒弃、违抗或超脱这些法律正义的逻辑,听取罪责的理由或是理解罪责的理由,属于智性的辩解(excuse),若能够因为辩解而证明自己无辜,或是获得理解与原谅(excusable),那么是无所谓宽恕的;唯有当罪行属于无法辩解、不被理解的时候,宽恕才相干。正义要求事物的赔偿与复原,宽恕面对的是无可挽回、无法弥补的罪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处理为例,基于法律意义上绝对正义的原则进行战后处理的案例尚未出现,绝大多数都是基于宽大原则的精神进行处理,从这一点来看战后处理更符合宽容的原则,而非绝对正义。

  

   那么,宽容是否应该有其界限?无界限的宽容,就私领域而言,是否会形成纵容、自我扭曲、伪善、滥情甚至滥权的借口与装饰品?就公领域而言,是否会挑战纪律、秩序、权威甚至公平正义?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将这一问题视为“宽容的悖论”(paradoxoftolerance),并指出:“无限的宽容必定导致宽忍的消失,假如我们把无限的宽容甚至扩及那些不宽容者,假如我们不准备维护一个宽容的社会,使其免遭不宽容者的攻击,那么,宽容者连同宽容将一道被消灭。”中国政府基于“阶级分析”和“人民友好”的原则对日本战时的行为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宽大政策(如释放战犯),这一政策基于严格的事实判断和人道主义立场是可取的,但是无原则、无限度的宽容则有可能导致对日本的纵容,更严重的或许是这种纵容会导致其对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造成挑战。

  

   对此,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基于另一种视角来讨论宽容的界限问题。他指出:“宽容没有界限,也没有尺度,更没有程度,基于某种立场,基于其意愿,有共识达成就是宽容的原则。”德里达说宽容没有所谓的界限,但是又指出共识的重要性,其实这与他对宽容界限的解释是相悖的。共识是立场不同的当事者之间最低限度的相互同意。从这里可以看出,宽容产生的基础是双方对同一问题的共同认识和理解,又或者在霍布斯(ThomasHobbes)意义上说就是不违背良心地对同一桩事实进行认知和描述。霍布斯曾经指出:“如果两个或更多的人知道了同一桩事实时,便称为互相认识到这一事实,这就等于是共同知道这一事实(consensus)。由于这种人对于彼此或第三方面的事情都是最好的见证人,所以古往今来最为声名狼藉的恶行便是违背良知意识说话,或是威胁利诱别人来这样做,因为良知的要求历来是人们所凛遵的。”

  

   当我们讨论宽容的时候,如下几个问题值得特别留意。首先,宽容方和被宽容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容忽视。宽容往往体现出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被宽容的集团或个人往往会被置于弱者的立场。“对自己以外的其他人所表现出的宽容往往是一种权力行为,被别人宽容往往意味着一种弱小地位的宣示。”以此来考察中日关系,毫无疑问,中国的对日政策是宽大政策,中国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中国是受害国,日本是加害国。从道德的因素来考量,中国显然处于道德的高点,但是这种道德的高点是否意味着权力关系中的较高等级呢?显然并不是这样。

  

   其次,需要明确宽容的对象。宽容的对象必须是道德上不正确的东西,它总是伴有厌恶、嫌弃、仇恨等消极的情绪。具体来说,这种道德上不正确的东西可以指个人,也可以指具体的行为。概而言之,就是“针对人的宽容”(加害者),也会是“针对事的宽容”(加害行为)。在战后中国的对日宽大政策里面,非常重要的政策主张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有罪,而无辜的日本人民无罪,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这种“战争责任二分论”表明中国政府对广大日本人民是宽容和同情的,但是过去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是不可饶恕的。中国政府所主张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也是在强调日本的侵略事实不容忘却、更不能被宽容。

  

   如果宽容正如本节一开头所指出的具备双向性要素的话,那么加害者在征求受害者的宽容之前,必须要有相应的反省,这种反省需要语言上真挚的道歉,也需要物质上适当的赔偿。如果上述的要求加害者都做到了,那么受害者可以对加害者进行谅解。如果受害者不谅解,反而会招致周遭的指责以及道德上的批判。那么,战后日本是否就其战争责任向中国做出过真挚的反省?是否有意向中国提供必要的赔偿?回顾战后70多年的中日关系史,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日本在战争反省的层次上是肤浅的,即使政府层面多次做出过所谓反省的表态,却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履行作为加害国的战争责任。中国在事关日本战争责任最重要的战争赔偿问题上,做出了放弃赔偿请求的政策决断,毫无疑问这可以理解为中国政府对日本人民的宽容,但是日本政府不积极主动地做出赔偿的姿态,反而把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视为理所当然,尽可能避免向中国提供赔偿,是不义的。

  

   (二)中国语境下的宽容

  

   宽大政策作为战后中国对日政策的一个基本指导原则,无论是国民党政权时期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做出了对日本宽大的姿态。早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就曾经做过被认为是“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以德报怨”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中,相较于“以德报怨”,更正统的乃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也就是说以事实为基准做出判断。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基于“战争责任二分论”的原则,围绕对战争罪犯的审判以及战争赔偿政策都采取了宽大处理。中国政府的这种宽大政策该如何理解呢?这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阶级分析的方法论,因此需要从战略的层面予以评价。正如日本的中国研究学者武田泰淳所分析的那样:“除了仇恨之外,无论是对国民党军队的将领还是普通士兵,又或者是俘虏的日军士兵,中共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感化他们,让他们成为自己这边的人。”这既是政治斗争的一种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阶级史观和革命史观的具体体现。

  

   其次,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对日宽大政策的认知和理解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虽然中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做出了对日宽大的政策决定,但是那些直接遭受过日军侵害的中国人民的认知、理解和诉求在一段时期内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在对日政策的问题上,政府和人民并没有完全同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存在的一个现象。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内掀起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高潮之后,民间的呼声才得到真正重视。总的来说,中国人民对日本既有“宽大”的心态,也有“怨恨”的心理,这种矛盾交织的复杂现象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战后中日关系在官方和民间的不同样态。

  

   日本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竹内好针对中国人的这种怨恨心理曾经指出:“虽然嘴上说日本人民也是无辜的、没有罪,但是心里面还是有着对日本人的怨恨。这种怨恨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内恐怕不会消失,即使一个世代过后恐怕也未必会消弭,真正去除这种怨恨恐怕要上百年。”竹内好并非有意强调中国人民的这种怨恨心理,而是突出中国人在面对日本时的复杂感情,这种感情里有“恕”的要素,但是其深处却还存在着“怨”,而且“只要是一个日本人做了坏事情,受害的人们往往很容易将怨恨扩散到全体日本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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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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