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思思:从赤脚医生到仪式专家:传统知识在乡村社会中的延续——一项阅读史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0 次 更新时间:2019-12-11 0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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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思思  
1964年,永泰县人民委员会下发文件,要求各机关部门取缔迷信印刷品,全面禁止年画、门神、灶马等“迷信印刷品”的印刷、销售和保藏。44对这些乡民日常习用之物的取缔,预示着乡村社会中那些以“封建迷信”为业的仪式专家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同年,城关人民公社组织“迷信头子训练班”,要求“道士头,巫婆,地理,神棍,赌棍等头子”参加,并将“赌具和迷信工具□□送来缴交”。45这份名单中的“道士”指的是那些为乡民处理人生礼仪的火居道士,“地理”指的则是为乡民拣日、择地的风水先生,“巫婆”和“神棍”则显然是灵媒一流人物。这些人都是乡村社会常见的仪式专家,对他们的规训,意味着国家对乡村社会文化传统的深入管控。此外,那些继续顶风搞“封建迷信”的乡民同样受到了处理。不过,从以下两份对当事人搞封建迷信的通报,或可说明一些问题:

   ✕✕✕,男,现年三十五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农民。一九五三年入伍,一九六三年入党。本县✕✕公社✕✕大队人,现在✕✕公社宣传队。

   ✕因母病于七月十日请假回家。十四日母亲病死。十五日晚上请了闽清道士,大搞封建迷信,灯火辉煌。锣鼓喧天(做功德)。事情发现后,✕却推卸责任,说是家里人搞的。其实,当天下午留客人,做白粿,买猪肉,以及前前后后的许多准备工作,✕都亲眼看到,没有制止,姑息迁就。46

   ✕✕✕,男,现年五十七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农民,文化程度初小,✕✕公社✕✕大队人,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志虽然入党多年,但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地改造,封建迷信思想十分严重。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借大队李果专业队晒李干的机会,搞什么“吃厂”,私自决定搞迷信活动,备了酒、肉、干饭、粉干、蕴菜、元宝纸等物品,亲自把这些物品摆在晒李干的✕✕✕溪边“答谢土地公”。47

   这两份通报中涉及的封建迷信活动,前者是因发送母亲要“做功德”,后者是因为务农收成需要“谢天地”。事关人生礼仪与经济活动,可见封建迷信本身正是本地乡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份通报中的当事人,都是贫农出身,而且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位在宣传队工作。原本他们应当更为积极和坚定地“砍旧立新”,却依旧未能免俗,特别是前者还发生在政治气氛极其浓厚的“文革”期间,抵制“封建迷信”的难度亦可见一斑。

   永泰的此种情况并非个例,在同时期的其他地区,情况也大率类此。在“文革”时期的江苏,巫术和算命等旧风俗“仍然存在,不过是以隐秘的方式转移到了村民家中”。而且,当地民众对此事的态度也相当微妙,虽然在公开场合村干部不免要批判一番,但实际上并未严格禁止。48在江西鄱阳湖地区,当地信仰的“王太公”一直在运作,其灵媒也没有因此遭到迫害。算命等活动也从未消失,即使在“文革”期间,算命先生也在活动。49由此观之,似乎可以认为,尽管国家对封建迷信管控甚严,但效果有限,在整个集体化时期,封建迷信活动始终在暗中不绝如缕。换言之,乡村社会中的传统知识并未在国家的取缔之下,被普通民众所放弃。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提及,乡村社会中的传统知识根植于普通民众的经验生活,并在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改变这种传统知识的前提,便是对普通民众日常经验生活的改造。这一逻辑,与费孝通有关文字如何下乡的讨论是一致的。费孝通认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50满永的研究同样证明了这一观点。山东高家柳沟的个案显示,在合作社建立之后,农民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其生活经验被根本颠覆,导致农民需要学习新的文化知识。51

   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们有必要对永泰的社会经济传统,以及当地民众的生计手段和经营方式做一简要的论述。由于山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无法发展出大规模的种植业,遂导致人口的流动经营,发展出一种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商品经济模式,这与平原地区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有较为明显的差别。52永泰的情况正是如此。永泰处于闽江支流大樟溪中上游,闽中戴云山脉东北麓,地势高峻,大部分地区在海拔500米以上,53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得以开发。在这样的背景下,永泰发展出以木材等商品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经济,并且带动了建筑行业的发展。据县志记载,永泰的建筑业在清代已经颇有规模。从业人员较多的D镇和A镇,被称为“建筑之乡”。新中国成立之后,本县外出的建筑工人,大部分回乡,改工为农或半工半农。54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村庄即隶属于A镇,即使在极度强调农业生产的集体化时期,这一传统在当地也未曾中断。许多社员在农闲之余,外出从事以建筑业为主的副业。甚至,在“文革”初期的1968年,Z大队仍至少有98人次外出从事副业。55可以说,在国家计划经济边缘的副业,在此地则是许多人重要甚至唯一的生计手段。显然,这与国家“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颇有不同,为了应对国家粮食征购的压力,乡民不得不跨越雷池,寻找新的农业经营方式。受访者提到,早在1971—1972年左右,本地已经开始出现“私分地”(包产到户)的情况。561977年,公社在检查中发现,Z大队至少有6个生产队,都实行了包产到户。57

   由此可见,在永泰地区,普通民众的生计和经营模式似乎并未受到集体化运动的根本性影响。尽管对于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尚无从得知,但这一事实似乎能够说明当地传统知识得以在集体化时期延续下来的原因。正是因为乡民并未从以“做副业”为基础的生活经验中脱离出来,与这种生活经验紧密相关的传统知识因而并未失效,仍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指导着乡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五、读书人的“变”与“不变”

  

   再回到几位受访者的个人经历,我们能够较为清楚地看到这一代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青年,是如何在集体化时期国家管控乡村传统知识的背景下做出生计选择的。辍学回到村里的倪医生先去通往城关的公路工地上打了几个月的短工,随即到T公社卫生院参加了赤脚医生的培训,一个月后就回村担任了赤脚医生,之后还和一个远方堂叔学习了大半年医术。郭医生进入T公社卫生院,接受了赤脚医生的职业培训,4个月后便回村卫生所工作至今。鲍医生则是回村跟着本村的老医生学医。这位老医生原本是地主成分,到1979年落实政策后成为了正式的赤脚医生。2年之后,这一职位由鲍医生接任至今。

   在问及为何选择医生这一职业时,郭医生表示是由于兴趣所在。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理固宜然,而且赤脚医生事实上几乎不需要参加劳动,还可直接从大队领取报酬,享有较高的收入。58同时这一选择也许还受到国家和乡村两方面的影响。首先,集体化时期合作医疗的现实情况要求读书人的参与。1965年,毛泽东发出关于卫生改革的指示,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此后,合作医疗制度在乡村推广开来。在实际执行中,这一制度面临着从业人员不够和素质不高的问题,因此急需知识青年参与其中,成为赤脚医生。倪医生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参加了赤脚医生培训。他的情况也并非个例。1970年,附近的L大队向公社报告,希望建立医疗站,并聘请Z大队返乡知青鲍某某出任赤脚医生。59值得注意的是,鲍某某的家庭成分不佳,本不具备担任赤脚医生的资格。由此可见,乡村对知识青年需求的急迫性。

   其次,对于乡村社会中的读书人而言,从医也是传统的职业选择。在传统社会,上层读书人往往以科举为目标,而下层读书人的职业则是多元且流动的。以Z大队卫生院前任赤脚医生张某为例:出生于1907年的张医生,8岁进入私塾读了9年书。1925年毕业后,有5年的时间先后在附近的两个村子做塾师。1931年,他回到本村,向一位老中医学习医术,一年之后便开设了自己的中药店。不知为何,5年之后他又重操旧业,到邻村教书3年。1942年,他为了避免被抓壮丁,在乡里谋了个副乡长的职位,但据说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当时的县长误认为他是本乡望族,故而仅过了三个月,他又被降为经济干事,此后数年,他一直在邻乡和本乡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949年,或许是由于时局混乱,他又回乡继续教书。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度在家务农,随后再度担任村保健所的医生。60从张医生的经历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传统乡村社会中读书人身份的模糊性,他们可以从事与文字有关的多种职业。如果说“学而优则仕”能够解释从塾师到公职人员的转换,那么“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也可以解释从塾师到医生的转换。

   从阅读的层面来看,接受过传统教育的“读书人”在阅读医学入门书时并不会有什么困难,这也为读书人选择从医提供了条件。梁其姿指出,明清以降,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各式有关医学的歌赋大量出现,甚至被纳入居家日用类书中。而这些书籍的阅读者,往往是非医学精英的识字者,或者想要开业当医生的人,这两种人往往来自相同的社会阶层。换言之,社会下层的文人,成为推广医学入门知识传播的主要媒介。明清和民国初年的任何一位识字的人,都可借由研读简易入门书而接触到相当的医学知识,并在生病时应用他/她的知识。61由此观之,这些医学入门书的阅读难度,大概和日用类书籍的水平相当,而与儒家典籍相比则要容易许多。包筠雅在考察闽西四堡出版的书籍时,也将医学与药物手册和日用类书归于同一类考察,认为前者是“相对低廉的大众读物。它们要么成为乡村医生或地方专家所用的基础教材,要么成为识字的商人或农民日用医药的实践指南”。62表1所涉及的医书有不少都是长乐人陈念祖的著作,这正是在梁其姿和包筠雅的著作中被多次讨论的医学入门书籍。

   虽然“破四旧”中这些医书和其他旧书曾经一同成为国家打击的对象,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合作医疗制度在缺乏人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医疗资源的短缺。基层医疗站只得从乡村传统知识中寻求帮助。永泰某公社在发展合作医疗过程中,“开展全民爱国卫生运动,还发动群众献方……掀起了群众性献方献草运动……宵洋大队献出单方、秘方20多种”。63这意味着各种医书在事实上重新变得合法化了。高默波就写到,高家村的地主高天翔在“文革”初期交出了整整一箱子中医医书,后来这些书给了大队主任学医的弟弟。64郭医生也提到,他在读高中时,曾从兄长那里找到一本《濒湖脉学白话解》反复仔细阅读,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他重要的案头参考之一。

   年轻的赤脚医生们在接触各种医书的同时,也逐渐接触到了其他被保留下来的旧书。这是由于医书的持有者,通常是上一代的读书人,正如张医生那样,他们往往从事过多种与文字有关的职业,因而也保留下来了不少其他书籍。借由这一机会,本地的赤脚医生得以习得乡村社会中的传统知识。到20岁以后,鲍医生的父亲用其祖父传下来的书籍,向他传授堪舆之术。郭医生则一边自学,一边从自己的舅舅那里学到了各种拣日和择地的技术。对于已经熟悉中医知识的他们而言,五行地理等知识并不复杂。鲍医生曾经开玩笑说:“他们那个行业(风水地理)也讲阴阳五行,我们这个行业(中医)也讲阴阳五行,有什么难的?”

综上所述,国家对赤脚医生的需求不仅使得新一代的知识青年纷纷选择这一职业,同时也使得乡村社会中国的“旧书”在一定程度上被解禁;在知识青年从上一代人和“旧书”中学习医术时,他们也有机会学习乡村读书人所应当具备的传统知识。那么,推动知识青年学习传统知识,进而成为仪式专家的动力又是什么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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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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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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