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清华:支持型监督:中国人大监督的特色及调适——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9 次 更新时间:2019-11-28 07: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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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清华  
吴邦国书,第451页。

   〔[25]〕  张德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9月3日),载《中国人大》2016年第17期,第7页。

   〔[26]〕  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第39页。

   〔[27]〕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6,161页。

   〔[28]〕  参见包刚升:《政治学通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9-280页。

   〔[29]〕  [美]罗伯特·A.达尔、布鲁斯·斯泰恩布里克纳:《现代政治分析》(第六版),吴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

   〔[30]〕  王沪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第55页。

   〔[31]〕  参见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9-360页。

   〔[32]〕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89,394页。

   〔[33]〕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7页。

   〔[34]〕  张岱年:《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载《张岱年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55页。

   〔[35]〕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第1版。

   〔[36]〕  张立文:《和合:中华心 民族魂》,载《光明日报》2014年7月29日第16版。

   〔[37]〕  张晋藩:《论中华法制文明的几个问题》,载《师道师说:张晋藩卷》,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67页。

   〔[38]〕  张晋藩:《综论独树一帜的中华法文化》,载《师道师说:张晋藩卷》,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82页。

   〔[39]〕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74-175页。

   〔[40]〕  前注〔39〕,彭真书,第268页。

   〔[41]〕  参见刘松山:《彭真与宪法监督》,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42]〕  参见前注〔5〕,张春生主编书,第334页。

   〔[43]〕  前注〔9〕,胡康生文。

   〔[44]〕  易中天:《闲话中国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78,84页。

   〔[45]〕  前注〔19〕,李鹏书,第560页。

   〔[46]〕  张春生、秦前红、张翔:《推进合宪性审查 加强宪法实施监督》,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第7页。但张春生个人主张:“一旦有违宪违法的,第一要反馈,第二要公开,该撤销要撤销。”(第8页)

   〔[47]〕  刘国:《释宪机制的影响因子及其中国构造》,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1期,第300页。

   〔[48]〕  前注〔15〕,吴邦国书,第72页。

   〔[49]〕  参见前注〔1〕,沈春耀文,第126页。

   〔[50]〕  参见前注〔46〕,张春生等文,第9页。

   〔[51]〕  当然,有关国家机关不提出法规审查要求还有一个原因是某些主体本身就是法规的制定主体(例如行政法规是国务院制定的),它们可以自己纠正,没有必要主动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对自己给出纠正意见。但这个原因的重要程度要排在“和为贵”之后,因为也没有出现某国家机关对其他机关制定的法规、司法解释提出审查要求。林彦教授就认为:“对其他系统国家机关所制定的法规提出审查请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慎用监督权的政治禁忌。”——林彦:《法规审查制度运行的双重悖论》,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第944页。

   〔[52]〕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第十条:“审查中发现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存在第七条所列问题的,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经批准可以建议制定机关自行纠正,制定机关应当在30日内作出处理并反馈处理情况,逾期不作出处理的,中央办公厅提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的建议,报请中央决定。”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工作。”

   〔[53]〕  参见前注〔31〕,王沪宁主编书,第367页。

   〔[54]〕  参见前注〔31〕,第344页。

   〔[55]〕  前注〔39〕,彭真书,第328页。

   〔[56]〕  王汉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文集》(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第186页。

   〔[57]〕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编:《万里论人民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113页。(提到这一观点的,还见第104页。)

   〔[58]〕  乔石:《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下),人民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第362-363页。

   〔[59]〕  前注〔19〕,李鹏书,第538页。李鹏担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这个观点,参见前注〔19〕,李鹏书,第35,531,538,560,564,852-853,854,859页。

   〔[60]〕  参见前注〔15〕,吴邦国书,第187-188页。吴邦国担任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这个观点。参见前注〔15〕,吴邦国书,第15,206-207,222,282,292,320,340,421,433,675页。

   〔[61]〕  张德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17年3月8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7年第2期,第313页。

   〔[62]〕  参见包刚升:《“福山的菜单”与政治现代化的逻辑——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第220页。

   〔[63]〕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5日),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第2版。

   〔[64]〕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载《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日第1版。

   〔[65]〕  参见李少文:《合宪性审查的法理基础、制度模式与中国路径》,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2期,第78-91页。

   〔[66]〕  参见前注〔57〕,万里书,第133页。

   〔[67]〕  参见前注〔19〕,李鹏书,第531、560、852、859页;以及李鹏所作的1999、2000、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68]〕  参见贺朝、袁伊劲等:《十九大中“法治”表述有何新变化?听侯猛老师怎么说》,“法意读书”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7hvuKhCoCAA_lXZeg9rzBQ,2018年6月12日访问。

   〔[6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1页。

   〔[70]〕  前注〔14〕,张德江文,第241页。

   〔[71]〕  张德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1月4日),载《中国人大》2017年第21期,第8页。

   〔[72]〕  前注〔14〕,张德江文,第239页。

   〔[73]〕  参见本书编写组(王沪宁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

   〔[74]〕  参见[美]弗兰克·古德诺:《政治与行政——政府之研究》,丰俊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7-109页。

   〔[75]〕  封丽霞:《政党、国家与法治——改革开放30年中国法治发展透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页。

   〔[76]〕  信春鹰:《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 完善宪法法律监督机制》,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bmzz/llyjh/2016-06/06/content_1991128.htm,2019年4月25日访问。

   〔[77]〕  前注〔1〕,沈春耀文,第129页。

   〔[78]〕  栗战书:《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7月10日),载《中国人大》2018年第14期,第5页。

   〔[79]〕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8页。

   〔[80]〕  宋锐:《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的几个问题》,载《中国人大》2004年第3期,第33页。

   〔[81]〕  董茂云:《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要顺应依法执政的要求》,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3期,第64页。

   〔[82]〕  [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38页。

   〔[83]〕  参见周旺生主编:《立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34页。

   〔[84]〕  肖扬:《依宪治国是破解中国难题的有效法宝》,载《法制日报》2014年12月4日第1版。

   〔[85]〕  前注〔78〕,栗战书文,第5页。

   〔[86]〕 参见李松锋:《沟通”与“协商”是符合国情的备案审查方式》,载《法学》2019年第3期,第27页。

   〔[87]〕  前注〔78〕,栗战书文,第6页。

   〔[88]〕  柯华庆:《实效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4页。

   〔[89]〕  程姝雯、王秀中(记者):《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对违法文件发出纠正“督办函” 合宪性审查已箭在弦上》,载《南方都市报》2018年3月1日第AA06版。

   〔[90]〕 据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方面正在研究起草“备案审查工作规定”。参见朱宁宁(记者):《聚焦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关键问题》,载《法制日报》2018年10月16日第10版。

   〔[91]〕  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备案审查信息公开工作呈现出从数据到案例的加快推进态势。一是通过常委会工作报告来公布法规审查的数据已成常态,并且公布数据渐趋细化。二是公布典型例。三是法规备案审查室负责人多次接受不同媒体采访,介绍备案审查工作情况,以及将要开展的工作思路和举措。

   作者简介:蒋清华,法学博士,中南大学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发表时略有改动,引证时请以发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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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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