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 论近世琉球的历史和法律地位——兼议钓鱼岛主权归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 次 更新时间:2019-11-13 21: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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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丹  
即使从现代国际法看,琉球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都得以维系。因此,琉球迫于萨摩藩的威慑维持“暗属”日本的状态并不意味着日本取得近世时期琉球的主权。再后来,中日琉球交涉过程中,清政府认为琉球自成一国,世代受中国册封,奉中国为正朔,“琉球既服中国,而又服于贵国”;日本以寺岛外务卿《说略》为代表的“琉球专属日本论”则坚持认为,琉球系日本“内政”,既非“自为一国”,也非“服属两国”,双方交涉的核心是琉球的国际地位问题。日本的说辞无论从历史还是国际法都有很大的漏洞。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后,琉球不仅保有自己的政权和年号,还与包括日本幕府在内的亚洲周边国家展开外交和贸易交往,19世纪中期琉球以现代国际法意义上国家的名义与美国、法国、荷兰三国签订通商条约。总之,从史实和中日琉外交关系史看,1609至1879年间近世琉球为中日“两属”符合历史,但近世琉球为独立王国也是事实,该时期琉球地位绝不是明治政府所称的“内政”问题,日本在此时期对琉球的“主权”更是无从谈起。

  

   第二,历史上琉球既“中日两属”又为“独立之国”符合国际法。中日就琉球问题进行外交交涉期间,清政府主张琉球“既服中国,又服贵国”,同时又是自主之国。日本对此反驳,“既是一国,则非所属之邦土;既是所属之邦土,则非自成一国,”并用万国公法指出清国的“逻辑矛盾”,因此坚持琉球乃日本属邦之主张。西里喜行认为,“从传统的册封进贡体制的逻辑来说,内政上的自主国与对外关系上的属国这二者之间并无矛盾,但对于不承认册封进贡体制的日本来说,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因此中日两国的争论陷入胶着状态”。清政府主张琉球既“中日两属”又“自成一国”是否有国际法依据?这就涉及《万国公法》有关国家构成的相关理论。《万国公法》把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人格者”分为“主权之国”、“半主之国”、“被保护国”、“藩属”等类型。作为区别于“主权之国”或“半主之国”的藩属国,“进贡之国并藩邦,公法就其所存主权多寡而定其自主之分”,也就是说,藩属国的主权,并不因为其进贡于宗主国的事实而必然受到减损,而是取决于其自主性而定。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从此成为明属中国、暗属日本的事实上的“两属”状态,一直持续到日本明治维新初年。作为藩属国,琉球有国内事务自主权,宗主国中国不干涉琉球内政,只是琉球国王即位的时候派出使者进行象征性的册封。宗主国中国并不企图通过朝贡贸易获取利益,更多的是以赏赐的形式对藩属国进行经济资助,主要通过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号召力,保持对藩属国的影响,绝非靠武力征讨和吞并。期间,琉球对内仍维持其政治统治架构、对外则以国家的身份和法国、美国、荷兰缔结双边条约;琉球的内政虽受制于萨摩藩,民间风俗也逐渐日化,但只要当清使将到达琉球时,在琉球的日本人就会事先走避。本文认为,结合历史和当时的国际法,1609年-1879年琉球既是中日“两属”又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二者并不矛盾。当然,自1879年被日本吞并、列入版图后,琉球则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此琉球的主权遭到减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琉球的自我认知及欧美列强态度均视琉球王国为“自成一国”。琉球末代国王尚泰将琉球定位为“属于皇国、支那……两国乃父母之国。”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时,琉球岩下佐次右卫门出席开幕式,自称是代表琉球王的使节。日本江户幕府虽向大会抗议称“琉球系江户幕府命令萨摩籓加以征服,因而成为萨摩籓的属国,不是独立于日本之外的国家”,但大会并未接受日本的抗议。1875年到1879年,琉球陈情使以东京为中心进行请愿活动,反复强调要遵守“以信义行事”,表明了不愿放弃本国的政治独立,也不愿断绝中琉关系的意愿。1879年,向清政府求救的琉球紫巾官向德宏撰文对寺岛外务卿的《说略》逐条进行反驳。从当时国际社会的态度看,1840至1879年间欧美列强不仅知道琉球“两属”的状况,还怀着要求琉球开国的目的,秉持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在中日间周旋。比如,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就曾调停过中日间琉球问题。1879年在与李鸿章商讨调解琉球问题时,格兰特曾表示,“琉球原来为一国,而日欲将其并合而得以自扩。清国所力争之处,乃土地而非朝贡,甚具道理,将来需另设特别条款”,此后积极协调中日“分岛改约”的外交谈判。琉球以国家的身份和法国、美国、荷兰缔结了双边条约(参见表3),对外交往和对外缔约能力是当时的国际法对国家身份认定的重要指标,琉球“自成一国”因而也是当时国际社会所公认的。

  

  

   第四,在面临外来侵略或殖民统治时,与琉球同属中华“宗藩/朝贡体制”的的外藩藩属国如越南、朝鲜和缅甸等,均以条约的形式解决其地位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最终取得独立。在中国的朝贡体系中,琉球和朝鲜、越南、缅甸等是同一类型的“外藩”,其中以琉球最为恭顺。然而,自从1879年日本在琉球“废藩置县”后,琉球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同属中华宗藩/朝贡体制内的还有越南、朝鲜、缅甸等藩属国。与琉球情况不同的是,越南、朝鲜和缅甸脱离中国都有条约可循:1885年中法战争后,法国迫使中国签署《中法新约》,取代中国的宗主国地位,成为越南的保护国;1886年中英签订《中英缅甸条约》,英国以缅甸维持“十年一贡”换取中国对英国在缅权利的承认,逐步把缅甸变为自己的殖民地;1894年甲午战争后通过中日《马关条约》,中国放弃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可见,清末中国周边藩属国法律地位变更的“国家实践”为,不仅用条约予以确认,还经过宗主国中国的确认。但是,从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至二战结束,中日间除了协商过1880年“分割琉球条约稿”之外,既没有就琉球主权之变更,也没有对琉球疆域的安排达成正式协议。时过境迁,20世纪,上述原属中华朝贡体系的藩属国命运多舛,但都摆脱了殖民统治,如今在联合国框架下都是独立的国家。

  

   19世纪中后期,中日之间的“琉球交涉”是在“宗藩/朝贡体制”和“万国公法体制”之间“文明的冲突”背景下展开的。事实证明,面对列强的入侵和国际格局的巨大冲击,国力、军力衰落的清政府完全寄希望于国际公法并以“据理诘问为正办”,却对西方国际法只知其“器用”不知其“巧用”,教训惨重。晚清维新运动著名活动家唐才常指出,对外交涉挫败的原因在于“虽由中国积弱使然,亦以未列公法之故,又无深谙公法之人据理力争。”中日关于琉案交涉的结局,正好证明了这个道理。

  

四、琉球法律地位与钓鱼岛主权争端


   日本外务省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与琉球因素密不可分。为了证明将钓鱼岛并入版图的行为符合国际法上的“先占”,日本不仅称“‘尖阁诸岛’在历史上始终都是日本领土的‘南西诸岛’的一部分”,还用冲绳县在19世纪末对钓鱼岛所谓的“实地调查”作为“历史证据”。日本官方主张中,历史与国际法的领土争端理论和条约法结合十分明显。此外日本学者不仅否认中国对钓鱼岛的“原始发现”和“最先主权持有人的地位”,还提出对日本有利的钓鱼岛“主权主张”。本文认为,考察琉球王国的地理范围以及中琉疆界分界,对于进一步从历史和地理角度论证钓鱼岛主权归属具有重要的意义;而1429年至1879年间的中日琉史料更是佐证我国钓鱼岛主权主张的重要历史证据。总的来看,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而不属于琉球,这不仅有来自中日琉三方的史料佐证,还有社会文化和地理水文等方面的依据。

  

   (一)钓鱼岛由中国人而非琉球人先发现具有社会文化和地理水文等原因

  

   钓鱼岛自明朝初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并被用作航海的航标,从未成为琉球的领土,根本原因是琉球人未能在中国人之前发现钓鱼岛。而中国人能先发现钓鱼岛,除了社会文化因素外,还有地理地质水文等多重因素,具体如下:

  

   1.琉球人的造铁、造船以及航船技术均较中国落后。琉球自古缺乏铁砂以供炼制熟铁,市面上甚至缺乏作为日用品的铁器,历史上琉球“地无货殖”“商贾不通,”琉球人“缚竹为筏,不驾舟楫,”14-15世纪琉球的航海事业还处于低级阶段。由于琉球造船和航海技术落后,1392年朱元璋除了赐海舟给琉球外,还赐“闵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这些因素决定琉球人不可能先发现钓鱼岛,而同时期的中国人具备造船、航海技术等条件,还发明了航海必需的指南针,中国先发现钓鱼岛则在情理之中。

  

   2.从针路距离远近与指标岛屿多少而言,古代中国人发现钓鱼岛更具优势。据中国史料的针路和距离记载,从闽江口到钓鱼岛共约330公里,在基隆以西,有白犬屿、东沙山(岛)等小岛为(针路的)指标岛,十分便利。而基隆到钓鱼岛之间,只有200公里,又有花瓶屿和彭佳屿为指标岛屿。反之从琉球的那霸到钓鱼岛有460公里,由古米山到钓鱼岛也有410公里,比基隆到钓鱼岛的距离长了一倍有余。尤其重要的是,古米山和钓鱼岛之间,只有一个面积很小的赤尾屿作为指标岛。仅考虑到赤尾屿到古米山之间需要“过海”280公里之远,对于航海技术和造船工程很落后的琉球人,已经是不容易克服的困难;即使此后赤尾屿到钓鱼岛的距离仅130公里,但因远离那霸和古米山,联络十分不便,“过海”更加不容易克服。

  

   3.从黑潮流向、钓鱼岛海域的水文状况和册封使路线看,中国人较琉球人更容易“发现”钓鱼岛,日本的“无主地论”缺乏依据。自古以来,中国人航行琉球与日本,均靠信风及洋流,洋流即为黑潮(也称为“日本洋流”)。我国古代海船,由闽江经台湾北部前往琉球,正是顺着黑潮支流、乘东南季风前进。中国海船由闽江口经台湾北方前往钓鱼岛,因为是顺着黑潮支流前进、速度加快,容易到达钓鱼岛,故容易发现钓鱼岛。琉球海船欲过琉球海沟前往钓鱼岛,须逆黑潮前进,因受到阻力而速度减少,航行困难,使琉球“先发现”钓鱼岛更为不可能。

  

   4.从海底地形看,中琉存在自然疆界。从对马海峡到钓鱼岛及赤尾屿南侧,经台湾北部沿海及全部台湾海峡,以及广东沿海,都是200公尺以内的大陆架,这是中国领土的自然延伸。另一方面,琉球群岛东南方的短距离以内,海深达到3000公尺以上,最深处深达7000多公尺。在琉球群岛与钓鱼岛之间存在的海沟叫“琉球海沟”,大部分深1000~2000公尺,由北东北向南西南延长,其南部介于八重山列岛与台湾之间。上述黑潮就在琉球海沟之中,由南向北推进。黑潮和琉球海沟共同成为中国和琉球王国领土的自然疆界。自古以来,琉球人在此地带以东生活,中国人在此地带以西生活。综上,由于社会文化因素和地理地质水文等多重因素制约,琉球人无法早于中国先发现钓鱼岛。

  

   (二)中琉之间自古存在天然疆界并有各国史料佐证

  

中琉之间存在疆界、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早已成为中琉两国的共识。从1372年(明洪武五年)至1866年(清同治五年)近500年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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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16年12月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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