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 论近世琉球的历史和法律地位——兼议钓鱼岛主权归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 次 更新时间:2019-11-13 21: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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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丹  
保护国、附庸国也被归入“半主之国”之列。主权又分为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主权行于内,则依各国之法度,或寓于民,或归于君;主权行于外,即本国自主,而不听命于他国也。各国平战、交际,皆凭此权”。

  

   《万国公法》中单列一节论及藩属国(或藩邦)。“进贡之国并藩邦,公法就其所存主权多寡而定其自主之分”。即藩属国的主权,并不因为其进贡于宗主国的事实而必然受到减损,而是取决于其自主性而定。《万国公法》列举了几类“藩邦”:第一,“欧罗巴滨海诸国,前进贡于巴巴里(埃及以西的北非伊斯兰教地区)时,于其自立、自主之权,并无所碍”,即欧洲主要海洋国家并不因向巴巴里的进贡行为而失去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地位;第二,“七百年来,那不勒斯王尚有屏藩罗马教皇之名,至四十年前始绝其进贡。然不因其屏藩罗马,遂谓非自立、自主之国也”。即,那不勒斯自17世纪至1818年期间一直向罗马教皇进贡,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不勒斯王国的主权有所减损。

  

   (三)清朝维护藩属国朝鲜、缅甸、越南的“公法外交”

  

   宗藩(或藩属)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国家政体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汉朝时就已经产生。沿袭汉代,唐代的藩属制度又有所创新,是以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广设羁縻府州为藩属主要实体的创新阶段。明沿袭唐代、元代的藩属制度亦有新的举措。清王朝集历代藩属制度之大成。宗主国和藩邦之间的经济交流主要是通过“朝贡”、“赏赐”及朝贡附载贸易来实现的。费正清认为,朝贡体制是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圈层结构:第一层是汉字圈,有几个最邻近且文化相同的“属国”构成,包括朝鲜、越南、琉球和一段时期的日本;第二层是亚洲内陆圈,由亚洲内陆游牧和半游牧的“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第三层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隔、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包括日本、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以及欧洲。清王朝将海外各国大致分两类:一是“朝贡国”(见表2),即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这七个藩属国包括朝鲜、琉球、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缅甸、南掌(今老挝)和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二是无正式外交关系,而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

  

  

   清政府与藩属国之间的外交事务,并不仅限于藩属国地位问题,往往还关联到国际条约、交战规则和中立法、国际习惯法、国家领土边界等复杂问题,实非本文篇幅可以囊括,不过藩属国的地位仍是清政府外交交涉中绕不开的议题。在对待朝鲜、越南、缅甸这几个藩属国自身是否为“自立之国”,以及如何对藩属国的安全提供保护或支援的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处理方法有所不同。

  

   朝鲜在中国众多藩属国有“小中华”之称。清政府维护中朝宗藩关系是全方位的,不仅派出军队,更不惜改变传统的方式直接介入朝鲜的内政与外交,并应用国际法和条约体制以巩固宗主国地位,即使1885年《天津会议专条》签订后也并不承认朝鲜具有“自主之国”的国际地位。1876年日本制造“江华岛事件”后,清政府采用了均势外交,鼓励朝鲜对欧美开战,以图用势力均衡的局面保住朝鲜。当中国明白传统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已无法维持中朝关系时,开始改变外交策略,甚至应用国际法的规则试图维持中朝藩属关系,除了1882年“壬午兵变”后在形式上保留朝鲜自主、实质开始介入朝鲜内政外交之外,1882年10月还和朝鲜缔结《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用条约体制将传统中朝宗藩关系明文化。

  

   清政府出兵援越是基于“保藩固圉”的边防思路,意图御敌于国门之外,起初并不想和法国直接冲突。然而,法国在吞并越南的进程中,以外交交涉和缔结条约为主,以销毁中越宗藩关系证据为辅。首先,法国认为,按西方国际法的属国制度,“如作某国之主,则该国一切政事吏治皆为之作主,代其治理”,中国没有真正管辖越南。随后法国要求中国在法越战争期间作为第三国,必须中立。其次,法国运用《中法简明条约》(1884.5.11)、法越《第二次顺化条约》(1884.6.6)等系列条约,逐步做实从越南为“自主之国”到越南为法国被保护国的国际地位。尤为甚者,在《第二次顺化条约》签约换文前,法国全权公使巴德诺逼迫阮朝交出清封敕的镀金驼钮印玺,熔铸为银块,借以永久销毁中越宗藩关系的证据。对中法就越南藩属国地位展开的交涉,有评价称,“从一开始就像中日在朝鲜属国地位问题上的交涉一样,注定是一场无果而终的拉锯战”。

  

   中缅官方关系迟至18世纪中期才建立。面对英国就缅甸藩属地位的质疑,驻英公使曾纪泽断然否认并寻找缅甸为中国属国的论据和实物证据。曾纪泽反驳英国提出的乾隆35年(1770年)中缅条款为两国平等条约的说法,指出它只是缅甸对华的“降表”而已。总理衙门把清政府颁给缅甸国王封印的尺寸、封印上的字体及内容都曾给曾纪泽以电文说明 。至于英方所提缅甸在英缅冲突中没有向中国提出保护请求这一说法,清政府虽从缅甸违反属国义务这一角度作了解释,但对英国侵占缅甸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干预,对缅外交多体现实用主义色彩。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缅甸的南方邻国暹罗开始强大并对缅甸造成巨大威胁,其后英国进入缅甸南部和西部,缅甸正是在这一时期频繁进贡中国的。缅甸对其藩属国的身份实际上采取了“暧昧态度”,它既不把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也从未主动承认是中国的藩属国。

  

   纵观19世纪中后期,“英之于缅,法之于越,倭之于球,皆自彼发难。中国多事之秋,兴灭继绝,力有未逮”。19世纪末,甲午一战、清国败北。当“宗藩/朝贡体制”崩溃后,中国不得不彻底地放弃天朝观念,接受了以“万国公法体制”为基础的西方世界观。

  

三、从中日“琉球交涉”看近世琉球的历史和国际法地位

  

   19世纪,日本明治政府用近10年的时间,以武力强行将琉球王国划入日本的版图,这在历史上称为“琉球处分”。围绕着“琉球处分”,伴随着同时期欧美列强在亚洲推行的殖民主义,中日两国展开了漫长的磋商谈判,直到1880年“分岛改约案”琉球问题搁置,以致成为中日之间的“悬案”。

  

   (一)1871-1880年中日之间的“琉球交涉”

  

   中日之间的“琉球交涉”早期可溯源到1871年的“生番事件”(又称“牡丹社事件”),最后以签订1874年的《北京专条》得以解决。然而该事件不仅由清廷赔款,而且日本在攫取“保民义举”名义后也仍在加紧对琉球的吞并,1879年日本废掉琉球藩改名冲绳县,县官改由日本委派。清政府于当年即对日本单方面处分琉球提出外交照会、表示强烈抗议。

  

   经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的调停,中日展开了对琉球“分岛加约案”的谈判,琉球“二分方案”和“三分方案”是当时都曾讨论过的方案。1880年10月21日,依据日方所倾向的“二分方案”,中日达成协议并草签了《琉球条约拟稿》和《酌加条款》。《琉球条约拟稿》(原文为中文)规定,“大清国大日本国公同商议,除冲绳岛以北,属大日本国管理外,其宫古八重山二岛,属大清国管辖,以清两国疆界,各听自治,彼此永远不相干预”。不过最终正式签约时,清政府拒绝签署双方约定的琉球分割方案,《琉球条约拟稿》成为废约。至于清政府最终拒绝在“分岛改约”方案上签约的原因,史学界有几种解释:一是“清俄关系缓和主因说”。该说法主张,围绕着伊犁问题的俄清谈判进展顺利,清政府对“分岛改约”态度中途发生变化也是受其左右;二为“清廷内部矛盾说”。由于清廷官员内部严重分歧,清政府采纳李鸿章“支展延宕”之拖延政策,决定不批准协议草案,初衷是保存琉球社稷和避免“失我内地之利”。三是“琉球人林世功自杀影响说”。在清政府内部展开是否应该签署琉球分割条约的争论期间,为了阻止该条约签署,流亡清国的琉球人林世功写了一份决死的请愿书后自杀身亡。林世功自杀事件也给清廷内部关于是否应当签署条约争论的结局以一定的影响。

  

   最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于1895年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给日本,对琉球问题更是“无力回天”。不过,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双方仍认知琉球的地位悬而未决。日本吞并琉球后,不满日本统治的琉球人流亡清朝、以求复国,被称为“脱清人”。

  

   (二)近世琉球地位的国际法分析

  

   历史学者西里喜行观察到,围绕着琉球的归属即主权问题,不仅中日在不同阶段的外交谈判中大量运用《万国公法》,而且1875-1879年琉球王国陈情特使在东京的请愿活动也曾引用《万国公法》来对抗琉球乃日本专属的主张。从时际法视角看,对待19世纪后半叶琉球国际法地位这样的议题,运用当时的国际法即《万国公法》并结合殖民入侵背景下亚洲的政治格局,才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当然,现代国际法理论尤其是有关国家和主权以及领土争端理论和实践,对于现代人更好地理解琉球的国际法地位是有辅助作用的。近世琉球的历史和法律地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论证。

  

第一,历史上近世琉球“暗属日本”的状态,并不意味着该时期萨摩藩对琉球的征服行为符合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而中日琉球交涉时日方代表的“琉球专属日本论”既不符合历史,从当时的国际法看也站不住脚。如上文所述,自1609年萨摩藩入侵后,琉球与中日维持着“明属中国、暗属日本”的两属模糊状态。然而,以武力征服琉球王国的不是代表中央政权的江户幕府,而是地方政权——萨摩藩。从1609年到江户末期,即使是当时的江户幕府也没有将琉球并入领土的意图,而将琉球视为日本六十余州之外的独立王国:例证一,1610年5月江户幕府的大老(幕府最高执政官)本多正纯写信给萨摩藩主岛津家久,要求按照接待朝鲜国使节的待遇把被俘的琉球国王带到江户;例证二,同年9月,幕府秀忠将军公开向琉球国王承诺,“尚氏世代为琉球国王,现在应速速回国,祀奉祖先,仰本朝之威德,将其国永传子孙。”因此,笔者认为,1609年萨摩藩作为地方政府入侵琉球的行为并未经过中央政府的授权或追认,并不符合领土取得的形式要件。那么结合历史,萨摩藩武力征服琉球之后是否又产生取得琉球领土主权的效果?征服是一国不经过他国同意,以武力将其领土置于统治之下,为古代国际法承认的领土转移方式,但晚近国际法已经不再承认这是取得领土主权的合法方式。而一般国际法上以征服取得领土往往需要完成两个步骤:其一是击溃并灭亡一国(de bellatio);其二是灭亡一国后吞并该国。与1879年日本中央政府出兵琉球并改其为冲绳县的做法不同,萨摩藩入侵琉球后,不仅奉中央命令放回琉球国王,琉球长期维持自己的政体和对琉球的统治。此后为了从中琉贸易中获利,萨摩藩不但没有斩断中琉之间的宗藩/朝贡关系,相反,萨摩藩和琉球都选择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刻意隐瞒琉萨之间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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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16年12月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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