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与世界历史的相互建构过程中丰富这一地理想象和地方空间的生产实践。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有更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在欧洲式现代性遭到普遍质疑的背景下，中国梦代表着别样文明的探索。说得更直白一点，如果美国梦是欧洲式现代性的制高点，那么中国梦恰恰是承载着新文明希望的地方创造。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成就和希望不仅只属于中国人，也对世界有着极大的贡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改革开放越是深化，越是彰显出巨大的成就，就越不可能只是中华民族繁荣的道路试验，而必然成为世界新文明的地方试验。就此而言，中国哲学要对作为地方的中国作辩护，我们就需要站在更高的世界历史舞台上重新反思历史之中国和定义当代之中国，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地方生产的知识基础。

　　 ①弗朗索瓦·库塞特(Francois Cusset)的研究阐明了“French Theory”在美国学院被制造出来的原因。同时，他强调，“无论如何，他们的文本，既不是亲-马克思(pro-Marx)，也不是反-马克思(anti-Marx)。相反，它们是对马克思主义无止无尽的解释、讨论和反叛”。(Cusset，p.XV)

　　 ②激进左派拒斥现代性的当前状况，却不能沿袭建立在19世纪假设上的传统批判理论的历史叙事来打开斗争的地平。在某种意义上，无论出于本能还是自觉，从空间角度进行元理论的更新，都成为一种趋势。列斐伏尔的理论经历强烈地说明了这一点。痛感20世纪60年代改造世界的革命运动没有抓住重点，他强调：“如果没有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改变生活’‘改造社会’等说法就没有任何意义。”(Lefebvre，p.186)他对空间问题的元哲学分析和政治学反思，旨在为新的斗争打开理论视野和确立政治地平。受他影响的哈维、苏贾、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等人，亦以不同方式反复强调这一点。以哈维为例，从他提出社会空间的哲学构想，到对“作为关键词的空间”概念的阐述，贯穿其中的便是这一立场：建构一种对空间、地方和环境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理解，并且将这种理解作为文化和社会理论的彻底基础。(参见哈维，第52页)按照马西的说法，这种倾向乃是重建对政治问题至关重要的“根基性”(groundedness)。(参见马西，第21页)

　　 ③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曾对这种张力作过分析，对列斐伏尔、哈维、马西、拉图尔(Bruno Latour)以及后殖民文学和批评中的“地方”“全球”“本地”等概念作了回应，从理论和政治两个维度阐明了流行的“地方”讨论面临的问题，把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观念转向“作为遗产和工程的地方”概念，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全球化语境中地方的含义和意义。(cf.Dirlik，pp.151-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