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平:哲学与“空间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4 次 更新时间:2019-10-30 23:21:00

进入专题: 空间转向     地方生产知识     当代中国哲学  

胡大平  
这些地方理论都代表着对地方本质属性的追求。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地方本身是在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推动下不断变迁的过程。哈维显然是站在这一立场上的。因此,对他而言,焦点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理论,而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地方构造的政治经济学,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对此,我们表示认同。不过,对于哈维来说,尽管他十分强调未来地方取决于我们的创造(参见哈维,第375页),但由于缺乏通向实践的途径,他最终并没有在理论上走出反复绕圈的西方左派的困境,只是在他所称的辩证认知图的支撑下不断解读历史地理差异之生产的更新能力,重复对未来地方建构的可能性至关重要的“预备步骤”,而没有真正打开别样的世界之路。

   在理论上,哈维的观点集中体现了整个空间转向的实践旨趣,即在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的地方创造。实际上,作为空间理论的归宿,这既是整部人类文明史的基本经验,又是欧洲式现代性反思的基本要求,亦是针对今日全球化语境提出的直接课题。不过,正如哈维的困境以及整个左派理论内部的不协调所表明的,为地方的辩护本身就包含着内在张力。③在此,我们在更广泛的理论语境中强调一个突出的问题:对于哲学本身的依赖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成为思想现实化的障碍。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把视野扩大到激进左派之外。因为,地点(地方)在今日社会理论中的复兴源自多种不同的学术传统,它们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哲学、地理学等某一门学科的贡献,又不能说它是某一种立场的成果。只是,哲学为地点的首要性提供了论证,并因此为回应现代性的生存危机提供了诗学前提。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于1957年出版的《空间的诗学》直接点明了这一点。在该书的“哲学引言”中,他阐明了“场所爱好”(topophilie,又译“恋地情结”)这个主题。在这一诗学主题的观照下,“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巴什拉,第27页)由此,不难解释海德格尔在二战后面对一群建筑师做的《筑·居·思》的演讲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它清晰地强调了作为人类生存活动的“筑”、作为人类生存性质的“居”都是天地神人的风云际会,是大自然的赐予与人类幸福追求的融合,而在现代性演进的历史中,它们又异化为某种技术作用。这正是刺痛当代建筑师和地理学家的地方:不是住房短缺,而是学会栖居,这才是现代性的困境。(参见海德格尔,第170页)

   经由海德格尔,建筑学家们,如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谈论“场所精神”,因为场所乃是生活世界的具体表现;地理学家们,如段义孚(Yi-Fu Tuan)和爱德华·拉尔夫(Edward Relph)等,谈论“恋地情结”和“地方性”,因为“成为人就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意义的地方世界中:成为人就是拥有和知晓你的地方。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地方’以这种方式使人适得其所,它同时揭示了他的存在之外部联系以及他的自由和现实之深度”。(Relph,p.1)然而,就如在很多时候,海德格尔的深刻性源自某种启示性言说,而哲学对此的依赖亦悖反性地拒斥了通向自己目标的通道。尽管那些试图打开历史诗学的左翼学者与海德格尔并非一路,但也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相似的问题,从列斐伏尔到哈维和马西都是如此。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的知识”曾为困境中的西方思想(特别是左派政治想象)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但其归宗之作《节奏分析:空间、时间和日常生活》却阻塞了他长期的政治学诉求;哈维把地点置于左派政治学的中心,但《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这部在理论框架上追求完备性的著作却只是提供了一种关于环境的社会认识论,它试图把话语置入那些影响社会进程力量的、物质实践的相互作用图式中。马西试图通过对劳动空间分工的分析打开“生产关系的地理学”,从而探明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政治变革,但最终也是围绕开放性、过程性和偶然性的空间生产过程来重述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感问题。所有这些都表明,由于缺乏践行自己思想的社会实践(验),旨在改变世界的左翼学者最终也大都满足于夯实政治根基的理论义务了。

   对于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案或许只有义无反顾地走入地方。笔者曾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角度阐明,地方性空间生产知识乃是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和表现形态(参见胡大平,2017年),在都市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强调中国新型城市化实践乃是替代传统城市化的新文明创造(参见胡大平,2016年),同时,亦具体地探讨过在诸如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性空间生产知识”的内涵和实现路径。在总体上,笔者主张从空间到地方的视角转换,不只是在理论上重新思考行动的尺度和边界,而且是总结历史经验、打开新的实践领域和路径。因此,这项任务包含着在新的全球语境中,对像中国这样的地方的再理解,这种理解乃是创造的前提,亦构成哲学本身的义务。

   那么,哲学如何为地方性空间生产打开视野呢?在我们看来,在今天全球多样化的语境中,地方意识提供了一种批判的角度,但焦点并不在于某种本真的地方特性(现象学的观点),亦不是强调地方乃是特定社会关系的“混合”(马西的观点),而是对当代资本全球化造成的世界普遍危机作出恰当的政治反应。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以史无前例的激烈程度把空间生产置于激进政治的议程中,与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一致,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在遭遇批判后成为取消时空限制的发展主义(从GDP崇拜到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政策)。在这一语境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首次以一种真正的全球化的抽象状态存在,与其历史上在欧洲的具体发源地分裂开来”。(德里克,2004年,第151页)这也决定了,缺乏对发展主义以及西方殖民现代性的批判,也不能真正产生有效的地方发展道路以及建立其上的意识。就此而言,德里克指出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是不能脱离全球资本主义环境来假想封闭的地域,而是要看到,尽管欧美仍然处于霸权地位,但现代性演化到今天已经非西方所能支配,它为其他地域参与定义现代性打开了空间,现代性本身具有了多样性的可能(不一定用诸如“多元主义”这类语汇来描述)。在德里克看来,现代性的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它不仅推动着全球同质化现象(就如社会学家们所称的“世界的麦当劳化”),而且带来了“别样现代性”的希望。他试图通过“全球现代性”这个概念将这一矛盾理论化,在他看来,“统一和分散、同质性和异质性、历史遗留与当今现实,这些结构性矛盾不仅仅是一种殖民遗产的残余,同时也打开了一种新的空间,使得人们能够将全球化转化为一种有利条件,以利于地方共同体为生存和正义而进行的日常斗争”。(德里克,2012年,第135页)二是不可将地方与人民脱离开来。像哈维等左派思想家一样,德里克也认为流行的发展是没有人民的发展,但“地域提供了一个再次把人民放到中心位置的方式”。(德里克,2004年,第137页)在这两个问题的参照下,第三个问题也就自然地显露出来:把地理置入社会历史进程中。历史并不意味着空洞的时间,它是生动的人类实践进程。时间并非仅仅与决定论相关,它同时也具有目的论的意味。我们不能简单地在目的论与决定论之间画等号,并因此以反目的论的名义来拒斥时间。因为,自19世纪后期始,历史之“目的”便不再直接与神正论的观念——特别是救赎——联系在一起,而是一种与生命之客观化联系在一起的意义结构。就此而言,时间本身与经验、情感、记忆、欲望和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而狄尔泰较为清晰地在理论上澄清了这一结构。(参见狄尔泰,第3、6章)受他影响的卢卡奇则将之贯穿到自己的历史理解中去,试图借助黑格尔主客观辩证法把历史的开放性本质与意义的生成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本体论层次上为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作论证。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亦持有相似的时间观念,意义的观照构成论述的本体论承诺,亦因此开放了对空间的理解。正是这一原因,哈维早期借助卢卡奇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化理论;而在人文地理学中,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成为标准的前提性理论之一。所有相近的空间话语都表达了相同的理解:历史开放性(真正的历史时间)不是由生命过程之外的力量决定,而是表现为人类生活的内在结构。因此,作为对时间偏好的替代,空间转向不仅不排斥时间,而且还把时间内化到空间之中,以此来对抗空间实践过程中的物化。这正是关系性或相关性空间思想的特殊之处。以上三个方面,分别指涉地方生产的语境、主体、生活实践,对它们的探讨构成了地方生产知识的实际内容。言说立足生存经验的地方生产知识,这正是空间转向给哲学本身提出的具体任务。

  

   四、地方生产知识视野中的当代中国哲学之要务

  

   本文不敢空谈未来哲学,也不会妄言国学改造,只是认为作为一种地方生产知识的哲学理应构成今日思考中国哲学的前提之一。当然,无论是否谈论地方生产及其知识诉求,对中国定位,都是中国哲学的义务,并且也只有在这种义务中,才能产生真正的中国哲学。先秦至近代的中国思想之所以没有出现今人关注的中国性问题,是因为它始终面向的是作为一种历史性生存经验的中国。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思想是缺乏普遍性的特殊地方话语,或者没有世界历史的视野,相反,天下一直是中国思想关切的对象。只是在近代,中国的天下观(四海归一或六合大同的天下理想)在与西方的碰撞过程中失色了。上述空间转向及其对全球与地方的再审视成果,确实为我们思考民族精神的固本培元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语境,让我们感受到了新的历史起点。如果哲学真的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它既不是事后总结,也不是关于不切实际的未来呓语,而是时代需要的表达和探寻希望的工具,并因此构成全球竞争与合作的思想工具,对这一思想工具的打造与我们民族社会的发展道路高度一致。

   学术界已经不乏借助空间转向从该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优秀成果:在宏观上,对中华城市文明的理解,对当代中国空间重组及其社会后果的分析;在微观上,新技术和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生产的各种新型空间及其社会意义研究,哲学在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既支撑着发现的眼光,又推动着完善社会的手段的发展(如得到广泛关注的空间正义)。这些不仅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而且构成了作为地方生产知识之当代中国哲学的具体内容。不过,在其中,我们必须首先面临一个根基性问题,即作为共同体基础的地方,这个问题不仅在全球具有普遍性,而且对于当代中国也至关重要。对我们来说,这便是凝聚共识的新中国故事——“中国梦”。

   在今天,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文明,都面临着团结所需要的共同基础的漏洞问题。在西方现代性遭遇危机、欧洲中心主义的普遍人性假设也遭到质疑的情境下,关于社会团结的共同理想流失了,人们被迫从既定的原子化事实出发去寻找身份依据,然而无论是性别(自然禀赋)、性取向、种族(历史文化禀赋)等差异,还是抽象的人权,由它们支持的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都倾向于否定共同体的公共性基础,即优先于个体选择的不同层次的共同经历、文化体验和政治议程。鲍曼对此进行过透彻的分析,他担心“新的全球自由移动的深远后果之一是:把社会问题重新打造成有效的集体行动越来越困难,或根本不可能了”。(Bauman,p.69)由此,他坚决反对身份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而主张将公共性或共同体事务置于政治议程之中。如果说鲍曼的政治考量涉及不同层次的共同体,从亚文化群体(地方)到民族国家,那么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则就民族国家层次提出了相同的问题,他批评美国的文化左派破坏了国家认同,而坚持主张以美国梦或美国故事重整共同体的团结。(参见罗蒂,第1章)

以美国梦为参照来观察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如同美国梦,中国梦亦是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地方实践。“中国梦”在今天的表述,体现了由历史理解产生的话语深度。我们有理由予以更多的期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空间转向     地方生产知识     当代中国哲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784.html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第201810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