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展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 次 更新时间:2019-09-27 23: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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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  
而是一种积极的实践,这种实践最基本的就是将阅读对象开始多元地扩向亚洲各地”(陈光兴405)。

   在美国的余英时先生则提出了“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他指出:“整体地看,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研究中所显现的西方中心的取向是相当突出的。[……]今天是中国人文研究摆脱西方中心取向、重新出发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取得比较客观的认识,首先必须视之为主体,然后再通过它的种种内在线索,进行深入的研究。[……]‘视西籍为神圣’的心态则必须代之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余英时,“中国人文研究”295-297)。

   日本的静永健先生在《中国学研究之新方法》一文中,对中国本土兴起的“域外汉籍研究”予以高度评价,他指出:“即使是对本国文学研究得再深再透,如果不对同一时期同一文化圈中的外围地域文化政治之连动予以关注的话,我想,我们的研究,最终还是摆脱不了陷入到一个夜郎自大、井蛙观天的悲剧命运之中。[……]‘域外汉籍研究’并不是一门炫人耳目的奇学幻术,相反,它正是我们了解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一种‘王道’的研究方法论”(静永健2-4)。③而在今年举行的第64回“日本中国学会”上,首次改变了历来的哲学思想、语言文学两部分的传统,新增了日本汉文部分,形成三个分部,体现了日本中国学界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最新动态。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不断向韩国和日本学界呼吁,希望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与本国的汉文学研究界有更为密切的合作与交流,这次改变,正是顺应了当今世界的学术新潮流。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东亚的话题长久以来很难进入学者的视野,所以韩国学者白永瑞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有“亚洲”吗?(白永瑞114)。在他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缺少‘亚洲性的展望’,尤其缺乏把中国放在东亚的范围里来思考问题的视角。中国要直接面对世界的观念很强烈,可是对周围邻邦的关心却很少”(白永瑞115-116)。“中国人的历史经验里几乎缺乏对亚洲的横向性思考。越是如此,为了中国,为了其邻邦,中国就越迫切需要对东亚持有横向思考和关心”(白永瑞131)。中国学者孙歌指出:“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一个似乎是自明的问题却一直是一个悬案:我们为什么必须讨论东亚?而对于东亚邻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暧昧态度则被视为‘中国中心主义’”(孙歌27)。

   其实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并不缺乏对亚洲的横向思考。从《史记》开始,中国的正史就具有世界史的规模,其中主要的是亚洲地区,比如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列传,到《隋书》以下基本上就形成了记述东夷、南蛮、西域(戎)、北狄的写作格局。尽管措辞上的“夷”、“蛮”、“戎”、“狄”带有贬损性,但实际写作却并没有刻意诋毁,坚守着史家的“实录”原则。所以直到今天,这些记录还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研究自身历史时所必须参考的文献。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些记录以中国的自我为中心也是显然的。以文学为例,明清以来的总集,虽然往往收入周边国家或地区创作的作品,但其主要目的在于宣扬自身的“文教之盛”。所以,中国有对于亚洲思考的历史,但其思考方法是“中国中心主义”的。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在观察讨论中国与东亚的关系时,我们也不能说这种思考方法已经绝迹。

   清儒凌廷堪《与胡敬仲书》云:“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必有一二人开其端,而千百人哗然攻之;其既变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从之。夫哗然而攻之,天下见学术之异,其弊未形也;靡然而从之,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始生矣。[……]此千古学术之大较也”(凌廷堪204)。自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就是处于“将变”的时刻。这个“变”,是针对百年来中国学术“靡然而从之”之“弊”而言。这个“弊”,则是就西方学术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和改造而言。我曾经用春秋时代“赋诗断章”的方式,对百年来的中国学术作了漫画式的描绘,即所谓从“西方美人”到“东门之女”。④我以为《诗经·简兮》中“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云云,就是现代中国学术的传神写照。百年来的中国学术,除去文献、人物和史实的考辨,其学术方法、理论框架以及提问方式,占据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者说是“外来的”。今日中国学术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能否提出并实践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知识生产方式。为此,我在若干年前提出“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⑤的观念,既用以概括十多年来我在学术上的一个努力方向,也是试图对当代学术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作一个初步的回应,并且在实践中予以不断的检验和修正。在我的认知中,汉文化圈的形成,其核心是东亚文明。尽管在汉文化圈中有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但人们内心的感受方式、道德观念、知识结构等,往往是根据某些基本原则而展开。因此,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有其历史的和客观的依据,并非人为建构。作为其基本载体,就是今天在中国、朝鲜—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地所大量存在的汉籍,站在中国的立场,我们把中国以外所存在的汉籍称作“域外汉籍”。将汉字材料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以汉文化圈为方法的文献基础。也就是说,当我们提出“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所使用的文献,就是超越了国别和地区的汉籍整体。将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汉籍文献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寻求其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这样,域外汉籍的价值就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不只是“吾国之旧籍”的补充增益。它们是汉文化之林的独特品种,是作为中国文化的对话者、比较者和批判者的“异域之眼”。因此,汉文化圈中的汉文献整体,就不仅是学术研究中必需的材料,不仅是古典学研究的对象,不仅是一个学术增长点或学术新领域,在更重要的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新的思考模式和新的研究方法。

   举一个研究实例,东方女性文学研究是最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界非常热门的话题之一,但论者较多地是以东西方女性为对比,从而概括出东方女性文学的特征,得出的往往是刻板的、标签式的印象。如果把东方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就后者来说,便是东方女性文学的共同特征,而前者便是东亚三国女性文学的各自特征。我以这样的方式来研究朝鲜时代的女性文学,就发现了一些属于其自身的特点。以文坛典范来说,中国的女性文学,其援以为典范的多数是女性诗人,很少以陶渊明、杜甫为榜样。他人评论,亦皆如是。最典型的意见如梁孟昭认为:“我辈闺阁诗,[……]讽咏性情,亦不得恣意直言,必以绵缓蕴藉出之,然此又易流于弱。诗家以李、杜为极,李之轻脱奔放,杜之奇郁悲壮,是岂闺阁所宜耶?”(《墨绣轩集·寄弟》),明确表示“闺阁诗”不宜以李、杜为模范。反观朝鲜时代的女性文学,如徐令寿阁“在枕上每诵古人诗以遣思虑,然所喜诵唯陶、杜二诗。恒曰:‘他人诗多绮艳,非妇人所宜观也’”(《渊泉集》卷四十三洪奭周《家言下》)(转引自张伯伟673)。《令寿阁稿》中次韵之作甚多,即以杜甫居首,共二十八题。而最引人瞩目的是其《次归去来辞》,李圭景《诗家点灯》卷二“《归去来辞》唱和”条云:“以夫人而有此,乃是创闻,虽中原女士无此作也。”清闲堂金氏“论诗则曰:‘诗言志也,言志莫如老杜,其余吐芳咀华、买椟还珠之不能使人屈膝者,无足齿算’”(张伯伟1361)。与中国有很大差别。再就文学社交(包括女弟子、诗社以及诗文互赠)而言,朝鲜闺秀文学的交往活动基本上限定在家族以内,唱和赠答,其对象都是家族成员。因此,几乎谈不上什么文学社交。凡有社交,皆属妓女文学。这与中国、日本的女性文学活动是完全不同的。“女弟子”是清代文学史上的新现象之一,而影响最大者为袁枚,日本文坛则有女弟子,甚至连僧人也招收,如大潮和尚之于立花玉兰。东亚三国在“女弟子”一事上是存在不少差别的。闺秀诗人在明代中后期的文坛崛起,随后就开始形成一些大小不等的诗社,形成一个文学社交的网络。日本女性则从平安时代开始就参加文学社交活动,江户时代的女诗人也常常参与以男性诗人为主的诗会,甚至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但朝鲜时代女性诗社极为罕见,有之,也是在妓女文学圈中。冼玉清《广东女子艺文考·后序》中指出:“名父之女”、“才士之妻”和“令子之母”是中国女性文学成立的三要素,这一情形在东亚地区也带有普遍性。从这样一个例子中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东亚文明是寓多元于统一、既丰富又有其连贯性的文明单元。我们去看西方的时候,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看成一个一元的整体,而在西方内部,他们很清楚,美国与欧洲不同,西欧和东欧不同,英国和德国、法国不同。反之,西方人看东方,也往往把东方看成一元,所以,东方的学者更应有这样的自觉。

   十年前,我曾经将域外汉籍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概括为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中不包含文献整理的基础性工作)。十年来,这些工作程度不等地取得了一些成绩,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就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的关系而言,这五个方面仍然大有展拓的空间。

   1、文学典籍的流传

   学术界曾经将东亚的书籍传播概括为“书籍之路”,这可以与通往西域和南海的以物质文明交流为主的“丝绸之路”相对而言。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东亚地区,书籍流传的主要成分是中国书籍向周边的扩散。其资料也散见于各类典籍和实物之中,我曾经概括为书目、史书、日记、文集、诗话、笔记、序跋、书信、印章和实物共十类,而传播的途径也分别有采购、输入、翻刻和馈赠等。书籍的传播只是对于一种历史现象的描述,重点应该放在接受中的转换,一个文本进入到另外一个文化脉络中以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同一种书,在东亚各国中的不同命运,以及造成这种命运的原因。这是目前的研究所关注不够之处。举例来说,袁枚的《随园诗话》在中国可谓毁誉参半,而誉多于毁。一方面极为流行,另一方面又受到斥责。但在日本则大受欢迎,其最早刊本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次年(宽政三年,1791)就传入日本,并大受欢迎。田能村《竹田庄诗话》记载:“近辇下子弟竞尚《随园诗话》,一时讽诵,靡然成风,书肆价直为之顿贵。”河世宁《随园诗钞凡例》也记载:“《随园诗话》行于此邦几二十年,诗家宝重,不啻拱璧”(《和刻本汉诗集成补篇四》第二十辑)。被人称为“本邦之袁子才”的菊池五山,受袁枚影响,“每逢闺秀诗,必抄存以广流传”(《五山堂诗话》卷二)。相反,朝鲜由于受到道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女子能诗非但不受到提倡,而且被认为“若修饰文藻,以诗律著名,恐终非正法”(《湛轩燕记》卷五)。而袁枚的行径更是难入其眼,所以《随园诗话》在朝鲜最不走运。不仅受到许多人的严厉斥责,而且惟一一部弘扬其诗学观念的书,也被命名为《百家诗话抄》,实际上只是“《随园诗话》抄”,却不敢明目张胆地表示,正可见一斑。⑥同一部书在东亚三国的不同命运,是由三个国家的文化脉络以及当时的文化政策所决定的。而只有将这一问题置于汉文化圈整体之中,才能够避免肤浅表面的印象,作出较为深刻的把握。

   2、文学人士的交往

文学活动是人的活动,将纸上的文字化作人际交往的展开,就可以获得一幕幕生动的文学场景。文人交往,有信札、有唱和、有序跋、有笔谈,其资料异常丰富。举其荦荦大者,比如朝鲜时代中国行纪资料中大量的笔谈、中朝文人的信札集、朝鲜通信使与日本文人的唱和笔谈文字,其中可能触及东亚文明演变的重大问题。人和人的交往常常是个别的,其资料也可以说是“碎片化”的,当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将其领地扩展到许多前人所未曾注意的地方的时候,一方面固然会使我们对于过去获得更为丰富的理解,然而其代价可能就是“碎片化”。为了抗拒它,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就必须援引“史”的观察,探索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时段之间的联系。我曾经以1764年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唱和笔谈资料为考察对象,将该问题置于中国、朝鲜、日本三国文化的互动中研究,发现这一年的唱酬笔谈代表了东亚汉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捩点。表现在朝鲜方面,是使臣对日本文坛整体的全新认识和高度评价,在日本方面则是对朝鲜诗文开始流露出贬抑之情。而当朝鲜使臣将对日本文坛的新评价带回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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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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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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