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书籍环流与东亚诗学——以《清脾录》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6 次 更新时间:2019-09-22 00: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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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  
并引袁枚《为补山作平安南歌》;卷3“本朝蜀中鼎甲”条载康熙六年(1667)安南黎维禧与高平莫元青构怨侵杀事,李仙根著《安南纪使略》;卷15“安南探花阮辉能诗”条载其诗多首曰:“文教覃敷,属国皆然,若阮辉可以诗矣。”(61)又卷4“海上天后甚灵验”条以下数则记载琉球事甚多;又卷6“同年进士湖南潘闰章为琉球教习”条亦载琉球人作品“甚工”。《雨村诗话补遗》卷4录张乃孚《和玉溪题雨村诗话韵》:“由来性命怜才切,一句忘收便不安。”评曰:“末句实道得我心出也。”(62)如果不以自我标榜看待这句话,李调元把东亚视野带入诗话写作之中,表达其对于东亚诗学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是很值得注意的。

   即便在李调元评论中国诗人时,我们也能听到《清脾录》的回响。《雨村诗话》卷14载:

   李豸青锴,奉天布衣,索相子婿也……《睫巢前后集》,朝鲜人奉为至宝。有《闻雁感赋》云:“毕竟家何在?而云北是归。高城残照下,万里一行飞。风急毋相乱,沙寒定有依。畸人方失序,于(《清脾录》引作‘缘’)汝泪沾衣。”此君诗骨故自不凡。(63)《清脾录》卷1有“豸青山人”条云:

   岁庚申(1740),金潜斋益谦入燕,遇铁君于旅次,相视莫逆,证为知音。尝扫席焚香,出示一诗……今藏于宋注书俊载家,李槎川作跋。笔法磊磊劲遒,当在逸品。《睫巢集》若干卷亦来东国。(64)并引及其《闻雁感赋》诗。《雨村诗话》云云,显然是对此文的呼应。但令人奇怪的是,《续函海》本《清脾录》中缺少此条。考“端坐轩笔”本《清脾录》已有此条,则原稿本固有之,为何在刻本中被刊落,令人费解。(65)但李调元曾经读过此条,并因此而在《雨村诗话》中有所呼应,则是显而易见的。

   李调元刻本《清脾录》之东传日本,最大的可能是在享和二年(1802)传入《续函海》袖珍本。此书传入后,西岛便有缘阅读,并在其《弊帚诗话附录》中有所评论。而西岛在由读者转变为作者的时候,展现的是另外一番面貌。

   西岛提及《清脾录》者共有三则,分别出于卷1“日本兰亭集”、“蒹葭堂”以及卷4“蜻蛉国诗选”。核其文字,基本同于《续函海》本。但个别文字,明显经过西岛的校正。(66)《弊帚诗话附录》前两则引文以“朝鲜李德懋《清脾录》云”引起,而结以自身评论:

   观此二节,则韩人神伏于本邦,可谓至矣。如高兰亭、葛子琴,易易耳。若使一见当今诸英髦,又应叹息绝倒。(67)这显然是一种“误读”。如前所述,李德懋等人对于日本文明的态度,主要出于自身反省,肯定其较前进步,批判国人之“无挟自骄”。甲申(1764)朝鲜通信使正使赵嗽(号济谷,1719—1777)有《海槎日记》,六月十八日中记载:“观其文翰,无足称者矣……所谓学术,则大抵皆近异端……日本学术,则谓之长夜可也,文章则谓之瞽蒙可也。”贬低之情跃然纸上,充其量也只是说“闻长崎岛通船之后,中国文籍多有流入者,其中有志者渐趋文翰,比戊辰酬唱颇胜云”,(68)承认了日本的汉学水平较之以往有所进步。元重举也说日本诗文“差过十数年,则恐不可鄙夷而忽之”;(69)《清脾录》卷2“倭诗之始”条最后引元氏语曰:“气机初斡之际也。”且加注云:“日本自汉唐以来,至今僭称天皇。”(70)这与《和国志》卷1以日本年号为“伪年号”也是一致的。卷3“李虞裳”条云:“先王癸未,随通信使入日本,大坂以东,寺如邮,僧如妓,责诗文如博进。虞裳左应右酬,笔飞墨腾,倭皆瞠目呿舌,诧若天人。”(71)柳得恭等人以自身为大国,尊中国为上国,视日本为小国,其中所寓高低之意也是明显的,哪里称得上“韩人神伏于本邦,可谓至矣”呢?

   元重举《和国志》曾据《日本三才图会》概述藤原惺窝(1561—1619)行事本末,其中记载朝鲜人姜沆(睡隐,1567—1618)对藤原的赞美词:“朝鲜三百年来,未闻有如此人。本朝儒者博士自古只读汉唐注疏,而性理之学,识者鲜矣。”元氏案曰:“所引姜睡隐语,似非睡隐本语也。倭人喜夸张,或捏合睡隐语,撤去首尾,只行一句语耶?”(72)但西岛的自大,还不是“喜夸张”三字便可以完全解释的。西岛自年轻时就喜好本国诗,一而再地表示:“余幼学诗,好读邦人诗。”(73)“余幼学诗,好读近人诗。”(74)而他对本邦近人之诗也确有高度评价,《清脾录》中所涉及的日本诗人,例如合离(斗南),在他看来,也不过“声价高于一时,然其所作殊无可诵者”。(75)日本文明进步到他的时代,在西岛眼中,不要说朝鲜早已瞠乎其后,就是比之中国,也不遑多让。他曾举物徂徕带有自谦意味的诗句“日本三河侯伯国,朝鲜八道支那邻”,贬之于“将为乃公沉诸江中藏其拙而已”(76)之列。他又引蓝田东龟年《心赋》中对康熙帝的赞美,以为“其言大害于事”。这种意见,在当时已经不是偶然一现。所以,尽管是在同一个知识和文化的“共和国”中,其中的声音也是不尽相同的。西岛还引述了另外一则《清脾录》,出于卷4“蜻蛉国诗选”,段末议论曰:“虽不足视于观光之使,受赏于异邦,不可不录。”(77)在流露出愉悦之情的同时,也隐含着对日本当代诗学成就的骄傲。

   《清脾录》在朝鲜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但刻本传入的时间还晚于日本。朝鲜人对《清脾录》的阅读及反应可分两类,一类在中国,一类在朝鲜本土。在中国阅读的记录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李调元不为人知的一些情况。现存《雨村诗话》略涉《清脾录》者,仅仅在十六卷本中,而且痕迹不多。但透过朝鲜人的文献,我们知道在《雨村诗话》的二卷本与十六卷本之间,还有一个四卷本,即十六卷本的前身,(78)其特色也是“话今人”,涉及《清脾录》的内容也许更多也更为明显,而朝鲜人阅读后的反应就是“荣耀”。如柳得恭《燕台再游录》记载自己访问李鼎元之问答:

   余曰:“《函海》中《诗话》可见否?”墨庄曰:“当奉赠。”……《雨村诗话》四卷携归馆中见之,记近事特详,李懋官《清脾录》及余旧著《歌商楼稿》亦多收入。中州人遇东士,辄举吾辈姓名者,盖以此也。(79)这是柳得恭经眼并阅读者,似无可疑。由于李调元的宣传,扩大了李德懋等人的知名度,所以朝鲜人到中国与清代文人笔谈时,《清脾录》往往成为一个话题。朴思浩《心田稿》记载他与吴嵩梁的问答,既有吴问“《清脾录》有持来刻本否”,又有朴问“李雅亭《清脾录》览否”。(80)金正喜将刻本《清脾录》从中国带回朝鲜,也是因为“东人著述为华士所刻,真旷世希觏”。即便在朝鲜本土阅读或引用了抄本《清脾录》,也会故意注明“出雨村李调元《函海》”。至于李圭景在自己著作中一而再地宣称《清脾录》的“大小刻本”,也是为了突出这一“旷世希觏”的光耀,凡此皆足以表明朝鲜人所刻意表露出的荣誉感。

   柳得恭《古芸堂笔记》卷4“东人著书”条云:

   “著书传后,何与于我哉?况东人著书未必传……纵使飘落于中土,寥寥数首,录于黄冠、缁流、闺秀之下,安南、琉球、日本之上,有何荣哉?”此故友李懋官尝与余言者也。懋官平生著书等身,诗文外有《士小节》、《礼记涉》、《清脾录》、《盎叶记》、《寒竹堂涉笔》等编,皆开山破荒,鸭水以东未曾有也。然而以传后为不屑者,其旷怀不可及也。(81)此处列举李氏代表作,《清脾录》也赫然在目。李德懋在世时,虽才高学富,却谈不上位高身显,以上云云,当为有激之言,不可坐实理解。从他汲汲向李调元、潘庭筠推荐自己的著述,并希望在中国刊刻的言行中,他显然有追求不朽的意识在。柳得恭《清脾录序》中也强调了这层意思:“作诗者谓何?传之为贵。”(82)李德懋曾有心编一部海东丛书,将东人代表性著作汇为一编以传后,其事未果。门人李义准、徐有榘(1764—1845)、徐有棐(1784—?)等都有意继其遗志,编《小华丛书》。据李圭景所记,李义准拟编之《小华丛书》为类有三,“翼经”十七种,“别史”十六种,“子余”四十一种,李德懋一人占九种,也包括了《清脾录》。(83)又朝鲜宪宗(1834—1849年在位)时建立承华楼,贮藏书画,恒常披览,有《承华楼书目》传世,其中“诗类”著录《清脾录》二册。(84)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该书是刻本或抄本,是中国版或朝鲜本,但既然入藏王室书库,则此书在朝鲜人心目中的珍视程度,亦不难想见。

  

   五、结语

  

   在东亚书籍史的研究中,以往人们注意到的传播,无论是中国书籍的东传,抑或东国书籍的西流,多是单向的考察,而本文所强调的是“环流”。同样一本书,在东亚范围内,发生了多向的流动,而在流动的过程中,也不断被增添或减损。这就比从单向流动的视角看问题得到了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历史信息。把这些信息置于汉文化圈的知识共同体或曰“文艺共和国”中,我们就能够既看到枝干,也看到树叶,并且在其相互联系中观察各自的位置和意义。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根据现成的文学史框架去解读以往未能认识的现象,另一方面,也不会陷于历史碎片之间而迷失了大体。东亚书籍史上的传播“环流”是一个颇为普遍的现象,以诗文评著作而言,如宋代的《唐宋分门名贤诗话》、《诗人玉屑》等书,都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因此,加强对东亚书籍史上“东西流传”的研究,就不仅是重要的,同时也是可行的。

   “环流”在阅读环节是一个非常重要、难度较大同时又研究不足的方面,因此,这也是本文特别用力之处。为了将书籍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相结合,抓住阅读环节作深入分析更显得尤为必要。这个问题是由法国学者丹尼尔·莫奈(Daniel Mornet)在1910年提出的:18世纪的法国人阅读什么作品?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是否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他的研究表明,18世纪的法国人可能对言情小说或探险故事更加热衷,对卢梭或伏尔泰的作品(这些被人们视作18世纪的文学经典)反而兴趣不大。这些问题困扰了后来的学者达四分之三世纪之久,“继续笼罩文学史,一如既往地耐人寻味”。直到罗伯特·达恩顿对莫奈所忽视的“非法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状况才得到了改变。(85)需要指出的是,达恩顿在有关阅读的研究中,过于关注了直接阅读,却忽视了间接阅读。而在我看来,间接阅读或者误读误传,其产生的影响有时大于甚至远远大于直接阅读。尽管他研究的是“畅销禁书”,而我处理的只是一部诗文评,既不畅销,也非禁书。由于印数有限,因此,很多人没有机会接触到该书的刻本或抄本,是通过口耳相传而扩大了影响。以《清脾录》的“大小字本”来说,所谓“大字本”,既没有实物流传于世,在文献记载中,也没有一个人是亲眼所见,但在口耳相传中,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清脾录》俨然成为一部很有代表性的朝鲜书籍,被中国人一而再地刊刻。这实际上就是由间接阅读而形成的公众舆论,并导致群起关注的结果。因此,同时兼顾间接阅读,对于达恩顿的课题来说,也仍然是必要的。

当然,将这一课题引入东亚汉文学世界,更是前人屐履少及者。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以前汉文化圈或曰“东亚世界”的存在,也认识到作为其基础的知识共同体或曰“文艺共和国”,但需要同时指出的是,这样的共同体不是单一的构成,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统一性当中的多样性。一部书在流传过程中,其中所包含的信息饱受加减损益。以《清脾录》而言,李德懋的原稿本不同于李调元的刻本;《函海》大字本(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不同于《续函海》小字本;中国刻本不同于朝鲜抄本。这些差异,并非仅仅是常见的书籍在刊刻传写过程中的讹误,同时也因为刊刻者、抄写者以及阅读者有意识的更改或强调,不同的更改者或强调者还有各自的动机,这些更改、强调背后的意识和动机很值得我们详加探讨。《清脾录》在东亚三国之间流传,同时也被三国文人阅读。饶有意味的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三种不同的读法,读出的也是三种不同的意味。李调元从《清脾录》中读出了虚荣,也从书中受到了刺激,从而影响了《雨村诗话》的写作。其他中国文士从中读到了东国的佳作,由此更加关注朝鲜文坛的动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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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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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 201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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