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42 次 更新时间:2019-09-18 23: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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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 (进入专栏)  
二战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接近十字路口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或“去美元化”获得新动力,是过去几年最值得关注的现象。美国产出按汇率计算仅占世界22%,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仅为15%,但美元在全球计价、结算、储备、流动性和融资中所占比率均超过50%。在题为《特朗普政策将颠覆美元地位》的文章中,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指出,美国从美元霸权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包括随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而来的巨额铸币税、汇率风险规避、低货币金融交易成本、大宗商品定价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元化程度高的国家的政策影响力以及可方便地向世界各国出售银行服务等。[14]

  

   如果说欧元的创立和伴随2008年金融危机而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提速开启了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漫长进程,那么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美国财政赤字加大、美国利用以美元为核心的SWIFT结算系统对全球经济金融活动进行监控并且滥施制裁,则增强了许多重要经济体摆脱对美元持续依赖的决心。2018年土耳其开始抛售美元资产。伊朗已经宣布其石油交易的计价预结算不再使用美元并且代之以欧元。俄罗斯在意识到美元已经成为一种有风险的结算工具后,也开始逐步在能源资源贸易中加大使用本币或欧元甚至人民币。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交易额稳步增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二期全面运行。

  

   金砖首脑会议几乎常被提及的一个话题便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结果世人看到了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发展银行的创立,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金砖加密货币。英法德联合建立与伊朗维持贸易往来的“变通”支付机制或欧洲版结算体系,即“贸易交换支持工具”(INSTEX),以规避美国对欧洲公司的制裁,更是意味深长。对此,2018年底高盛前董事长、英国前财政大臣吉姆·奥尼尔在题为《特朗普有选择的经济战》一文中警告说:在某个时刻,美元作为全球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可能会受到挑战。[15]国际货币体系事关重大,其何去何从,不仅影响作为美国霸权根基之一的美元地位,也将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和长期增长,还会影响诸如加密数字货币(Libra)等由巨型科技公司发行的数字货币的未来命运。


国际多边体系进入瓦解与重构过程

  

   世界处于百年变局还表现为现行国际秩序开始进入一个瓦解与重建期。从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到退出《伊核协议》与《中导条约》,再到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猛烈抨击北约甚至联合国,美国似乎在抛弃自己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秩序。尽管有人认为美国民主政治体制长期失败所导致的实力衰落、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俄罗斯的复兴乃现存国际秩序垮塌的主因,但占主流地位的国际自由主义者仍以为,现代美国成功故事的关键支柱便是国际同盟体系的建立,今天特朗普正在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将其摧毁。[16]

  

   尽管有人说特朗普行为非理性,因为从经济学理上讲,打贸易战的后果一定是双输,至少中短期来看是没有赢家的,但特朗普奉行的政策还是有其内在逻辑。四十年来,美国名义人均GDP增加了5万多美元,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大规模地参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而支撑这一进程的基础就是美国在二战后精心策划并打造的国际体系。美国放弃使自身获益颇大的国际体系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已经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国家规模在国际博弈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大国追求的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政治权利。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在于,经济是大家寻求互利共赢,政治则是力争与对手差距最大。

  

   与此同时,全球问题不断恶化所凸显的全球治理赤字日益扩大,客观上为国际体系的重建提供了巨大需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2018年编制的濒临物种红色名录显示,在所统计的10万多种物种中,有2.8万种物种受到生存威胁,占总量的约27%。1970年以来,地球上脊椎动物减少了60%,由于过度捕捞,太平洋仅剩下30%的蓝鳍金枪鱼原始种群。[17]研究表明,目前物种灭绝速度是正常自然速度的100~10000倍。面对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情境,如果人类拒绝采取集体行动遏止物种快速毁灭,那么人类的生存将因食物链崩溃而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这恐怕就是一些多边体系开始瓦解而另一些全球治理架构的新设想不断涌现的原因。中国正在开启的“一带一路”机制化进程,便可被视为国际秩序建设的一个典型事例。


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制度颓势显露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的作者之一查尔斯·凯罗米里斯指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在相当意义上揭示了美国制度僵化和其破坏性的严重程度。[18]在美国,金融危机和信贷稀缺并非随机分布,而是来源于讨价还价博弈。银行体系是政治交易的结果,政治交易下的利益伙伴关系主导着银行业政策制定,决定着从牌照发放和网点设置到信贷分配、从监管模式到银行关系等内容。

  

   《被妥协所拖累的美国》一书作者劳伦斯·莱希格关心的不是做坏事的坏人,而是当今美国一系列制度如何导致腐败并最终给国家带来危害。[19]在他看来,涉及金融、法律、媒体、医疗、科学等领域的制度均受到错误的准则和激励的腐蚀,反过来它们又腐蚀了各类并非总是基于私利的行为体的行为。在一篇题为“‘婴儿潮’一代是如何摧毁美国的”文章中,作者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已经成为富人在民主问题上弄虚作假的工具;美国对正当程序的坚持值得称道,但有人以此为借口阻挠政府执行操作安全规则、追究公司刑事责任、保护弱势群体;选举改革的本意是要加强民主,实际上却削弱了民主;精巧的金融和法律工具把经济长期增长和共同繁荣的引擎变成了为数不多的大赢家的赌场;近年来国会通过的议案几乎都有附加条款;美国被分割成两个阶层,受保护的阶层拖垮政府、瘫痪政府,不受保护的阶层则被甩得更远;选举投票率如此之低凸显民众的政治冷漠;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中认为收入超过父母的可能性从四十年前的90%降到了今天的50%。[20]

  

   美国权力结构的家族化程度之高远超人们想象。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数据,美国州长之子成为州长的概率是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男性的600倍,参议员之子承接父业的概率是普通人的8500倍。[21]多种迹象显示,美国已经行进在福利国家的道路上,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政府扩大福利支出。如果加上医保中不由政府提供的支出部分,则美国政府总支出便达到GDP的48%,与欧洲福利国家的代表瑞典相差无几,因此不少人担心这会永久性地削弱美国的增长能力。虽然本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保持了连续122个月的增长并打破1991-2001年持续繁荣的纪录,但实际经济增长仅为25%,远低于上一繁荣期的43%。


主要大国之间“规锁”与“反规锁”日趋白热化

  

   权力政治主要指世纪大国之间为打压对手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利益。当今世界变局的深层次原因归结为一点,就在于中国快速跻身高科技产业。中美关系至少目前看不是新冷战。冷战期间美国对苏政策的基本特征是遏制或隔离,即尽可能不与苏联及其盟国发生任何经贸和社会往来,最终让苏联因效率低下而自生自灭。美国对华政策自冷战后期以来奉行的是接触政策,其核心是将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通过让中国承担责任来改变中国。尽管如今有一部分美国人希望与中国“脱钩”并最终实施遏制政策,然而美国既难以做到完全孤立中国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说它难以做到是因为成功隔离中国至少需要世界主要经济体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集体行动,说它没有必要是因为中国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形成的威胁主要来自高科技赶超而非中低端竞争。美国对华政策的要义在于,既要继续享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提供的中低端好处,又要规避或阻止中国在高端科技尤其是数字高科技领域的赶超。美国这一对华策略可以简洁地用一个中文词加以概括:“规锁”(confine)。[22]

  

   “规锁”的基本意思有两个:一是用一套新的国际规则来规范或限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行为;二是藉此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予以锁定,使中美在科技层级上维持一个恒定且尽可能大的差距。美国之所以动不动就援引国内法对付其贸易伙伴,主要原因在于现有多边体制无法按照其意愿实现对中国的制约,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处2018年3月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23],其涉及的所谓技术盗窃、强制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等焦点问题都和技术有关。美国以及欧洲和日本联合发表声明为改革WTO定调,要求中国增加政府补贴透明度等,其主要意图之一也在于此。正如彭博新闻社网2019年5月26日登载的题为“科技冷战将迫使世界做出选择”的文章所说:数字铁幕将迫使政治领导人就加入中国队还是美国队做出决定。概言之,中美之间的“规锁”与“反规锁”博弈业已成为当代版的修昔底德陷阱,并已经开始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影响。[24]


巨变过程中的不变量清晰可见


   变中蕴含着不变,不变中孕育着变化。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人类历史演进的性质便发生了转变。恰如《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伊恩·莫里斯所说,伟人和愚笨者从来没有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他们所能做的最多是加快或延缓历史进程。[25]但1945年后,政治领导人就变得能够改变历史。过去人类犯错误的结果是导致社会的衰退或崩溃,而现在这些错误将直接导致人类的灭亡。时至今日,人类处于核武器时代这一现实并未改变。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世界现存核弹头数为15850枚[26],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拥有6550和6850枚,其数量足以毁灭人类数十次,这意味着人类仍旧生活在核恐怖的阴影中。也正是核武器的存在,美俄冲突或中美对抗的上限同时被限定了,因为核大国之间的全面冲突无异于人类毁灭。

  

今天的世界中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另一事实,是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仍然处于历史高位。高相互依存度主要表现在紧密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联系之上。据“关于全球化的五个迷思”作者史蒂文·奥尔特曼引证的结论,无论是贸易与资本,还是信息与人员流动,2017年全球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27]今天的世界已经被全球价值链捆绑在一起。虽然说位居价值链高端的“系统集成商”[28]主要分布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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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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