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鹏飞: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调查研究和“一国两制”新思维的初步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8 次 更新时间:2019-08-28 21: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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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鹏飞  

   为了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香港化”,从1979年上半年至1982年上半年,邓小平对香港问题进行了逾三年时间的调查研究,以“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台湾方案”为蓝本,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决策和政策。

   1979年3月麦里浩访华一结束,邓小平即指示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他当时的另一个身分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解决香港问题要未雨绸缪。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新时期的国家统一工程的重中之重是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必须抢时间酝酿成型、成熟并付诸实践,争取在20世纪80年代打开中华民族“大统一”、“大团圆”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台湾版”的“一国两制”新思维之“香港化”的各项准备工作也要提前进行,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对香港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将来中央解决香港问题的决策和政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廖承志协调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外交部、外贸部等单位的力量组织了若干个专题小组,就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和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廖承志在香港和北京两地举行了十几场小型座谈会,倾听各方面的声音。(注:铁竹伟:《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51~553页。)

   经过逾一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内部的反复讨论,各个专题小组在1981年初对于解决香港问题初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完全排除“九七”因素的干扰,按照中葡两国处理澳门问题的方式继续“维持香港的现状”,遵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自己关于“国家统一”的“时间表”,俟“成熟时机”解决香港问题。其理由是,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英国“割”、“租”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九十九年”的期限对于我们没有任何约束力。而中葡两国处理澳门问题的方式可以使我们绕开1997年处理香港问题。第二种意见就是不回避1997年,“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在1997年收回香港。当然,也有顾虑:收回香港易,如果没有好的办法,维护“稳定和繁荣”难。

   一开始,第一种意见是占上风的,因为当时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国家统一工程的“重中之重”,我们不希望“四面出击”。但是,按照中葡两国处理澳门问题的方式继续“维持香港的现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像葡萄牙政府承认“澳门是葡萄牙管理的中国领土”,承认中国对澳门的主权一样,英国政府必须承认“香港是英国管理的中国领土”,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这样的条件,英国是不可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英国管治香港的法理根据是三个条约,如果没有三个条约,就没有了法理依据,因此希望通过中英之间的正式谈判,允许英国继续管治香港三十至五十年”。“认为当时中国‘文革’刚结束,要尽快发展经济,需要充分利用香港,因此有条件逼使中国作出决定。”(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香港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1997年编印,第11页。)从1979年3月麦里浩访华提出香港问题开始,在1979年下半年至1980年上半年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英国朝野两党的三位领袖和前首相希思、麦克米伦、卡拉汉一拨一拨地赴北京与邓小平会见,继续麦里浩以“土地契约”问题为突破口的发难,不断非正式地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过“九七”的“英国管治”让步。也就是说,对于1997年,中国方面已经没有了第一种方案理想化的“维持香港的现状”的退路,而第二种方案则一步一步地成为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1981年3月,在廖承志主持的、由进行香港问题调查研究工作的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统一思想的“神仙会”上,“1997年收回香港”的第二种方案就替代了“维持香港的现状”的第一种方案,成为主流意见。其中,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的发言颇具代表性:“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中国不收回香港主权,上无以对列宗列祖,下无以对子孙后代;内无以对十亿人民,外无以对第三世界!”“神仙会”一结束,廖承志即向邓小平汇报了“1997年收回香港”的倾向性意见,重点是章文晋的发言。邓小平表示赞赏:“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不收回香港而再签一个不平等条约,我们就都变成李鸿章了,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垮台;中国领导人不可以做第二个李鸿章。”(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第11、12页。)

   1981年4月,对于中国方面在香港问题上的“缄默”,“沉不住气”的英国人又派出英国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卡林顿访华,正式地要求中国方面对香港“九七”前途问题表态。卡林顿对邓小平讲:“英国毫不怀疑邓就香港问题所作的保证。但1997年这个日子仍使香港人不安。由于1997年日益临近,人们签订房地产契约和抵押契约时,必然要考虑期限问题,这方面将碰到不少困难。”(注: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64页。)但是,邓小平不为所动,仍然是借台湾问题淡化香港问题,仍然是言香港问题的解决将循台湾问题的解决模式,而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和方式则避而不谈:“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但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1979年同麦里浩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你们可以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对台湾我们提的条件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也不降低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甚至可以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军队;要求他们取消的只是国号和国旗。这个问题的处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所以,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至于其它的话,现在不能讲得更多,不能说别的,我们要考虑中国有十亿人民。”(注:邓小平副主席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的谈话(1981上4月1日)。)对此,廖承志解释说:“英国人想要我们摊牌,他们在步步进逼,但是,我们不会屈服。中国人不会表态,中国不会被逼去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注:〔英〕罗拨·郭瞳:《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第90页。)

   由于卡林顿访华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英国政府希望尽快就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外交磋商和谈判的意愿,中国方面必须予以正面回应,“冷处理”的时间不宜拖得太长。所以,与麦里浩的会见一结束,邓小平即发出党内指示:“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请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方案,并尽快整理出材料,供中央参考”(注: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66页。)。根据邓小平1979年3月29日会见麦里浩和1981年4月1日会见卡灵顿的谈话精神,由廖承志主持,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和新华社香港分社联合起草了一份关于香港问题调查研究情况和各方面意见的报告,正式向中央建议“1997年收回香港”,并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三原则”:“第一个基本原则是,既要收回香港主权,也要保持香港安定繁荣;第二个原则是,收回香港主权后,要尽可能保留香港的作用,包括自由港和经济制度都要保留;第三个原则是收回香港时,香港政府原有官员也不改变。”(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第13页。)至于具体政策,“初步设想是:香港收回后将成为中央直接管辖的特区。除涉及国家主权必须改变外,其它基本不变。”(注: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68页。)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981年4月和12月两次召开书记处会议,以廖承志的报告为基础,讨论、研究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对廖承志报告“1997年收回香港”的建议,4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原则上同意这个意见,但未作最后决定。再经过几次酝酿后,到1981年12月,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拍板”(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第13页。)。

   需要说明的是,在1981年4月至12月中共中央两次书记处会议酝酿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国家统一”工程的突破口选择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工作重心转移,以“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政策历三经年时间的“发酵”,在1981年下半年成型、成熟。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方式,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正式出台,即著名的“叶九条”。邓小平讲:“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204页。)根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国家统一大业的总体设计,是预期以台湾问题的解决为突破口打开国家统一大业的新局面,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为香港问题的解决和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一步一步地实现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大团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一国两制”的新思维解决台湾问题的善意和诚意没有为台湾当局所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和“叶九条”均被台湾当局视为“统战阴谋”而加以拒绝,两岸关系的僵局久淤不化。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台湾的九条建议,现在台湾的反应是拒绝了,我们知道,它的第一个反应会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昼夜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时间。”(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204页。)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考虑“国家统一”工程突破口的重新选择问题,不能不将解决条件和时机相对成熟的香港问题提前,不能不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香港化”“一步到位”,以“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为台湾问题的解决“率先垂范”。

   所以,在1981年12月中共中央讨论、研究解决香港问题政策的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上,“1997年收回香港”的意见非常统一。不仅对“1997年收回香港”“下了决心”,而且决定加快“一国两制”“香港方案”的成型和出台进程。在会议上,廖承志对“1997年收回香港”的可行性和“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香港化”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会议肯定了1997年如期收回香港,收回后原来的制度不变,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的方针。”第二次书记处会议邓小平也没有参加,但是有指示:廖承志并有关部门必须在会议结束以后的“三个月内拿出解决香港问题最后方案”(注: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70页。)。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82年1月,廖承志组织了一个进行“一国两制”“香港方案”设计的“五人小组”,继续在北京和香港两地进行专题性的调查研究,整理出近20份关于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本情况的分析报告。由于在1981年12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廖承志已经以解决台湾问题的特殊政策“叶九条”为蓝本初步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特殊政策(廖承志是“叶九条”的起草人,解决香港问题的特殊政策直接“移植”了解决台湾问题的特殊政策),因此,“五人小组”工作的重点就是对“十二条”进行“具体化”的“深加工”,进行补充和修改,并邀请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加以可行性论证。

对于廖承志和“五人小组”的工作,邓小平抓得非常紧,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听取他们的汇报。邓小平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1997年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乱”。他要求廖承志和“五人小组”在设计解决香港问题的具体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必须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最严重的情况”,如中国的外汇收入可能减少1/2甚至2/3(当时中国约75%的外汇收入来自香港)。邓小平讲:“收回香港主权,小乱不可避免,中乱很有可能,要尽可能防止出现大乱。”(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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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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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04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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