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海红:“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的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 次 更新时间:2019-08-04 23:20:29

进入专题: 诉讼时效   优先保护权利人  

霍海红  
第一,“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被认为实践了实质正义的“伟大”目标,而其它“微小”的不足很难与该目标抗衡。第二,实践风险往往是就制度而言的,由于该风险超出了个案的解决,因此,其并不容易引发人们的关注,毕竟在许多国人的观念中,圆满解决个案才是硬道理。

   (一)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风险———以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为例

   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民事诉讼的一般性的证明标准。2015年的《民诉法解释》第108条第1款正式确认了“高度盖然性”标准:“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权威的民事诉讼法教科书将高度盖然性定义为:证明虽然未达到使法官对待证事实确信只能如此的程度,但已达到存在极大可能或非常可能如此的程度。虽然高度盖然性标准很抽象,既需要法官的心证过滤,也需要间接的制度制约,但一般认为,其低于我国的“排除合理怀疑”之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第55条),而显著高于美国的“优势证据”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对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曾有一则判决明确持“降低”立场:债权人提供火车票、飞机票、住宿发票等差旅费单据,用以证明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到债务人所在地向债务人主张了权利,该事由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除非债务人能够证明债权人到债务人所在地系因其它事务。某些民事判决书甚至一般性地主张降低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明标准:由于诉讼时效中断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阻却时效期间的进行,以使权利人获得更长的保护期间,因此,在适用该制度时,应作有利于权利人的理解,遵循优势证据规则,而不应严苛要求证据充分。客观地说,在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上降低证明标准,在个案中可能更有利于实现实质正义,尤其在部分诉讼时效规则对权利人比较“苛刻”时,更是如此。

   然而,“优先保护权利人”毕竟只是一种实务理念,而并非明文规则,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并不确定,这无疑增加了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风险。一般来说,降低或提高证明标准需要有明确的规定。《民诉法解释》第108条第3款规定:“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已有部分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提高”或“降低”证明标准的情形。提高者如《民诉法解释》第109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降低者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第2款规定:“消费者举证证明因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受到损害,初步证明损害与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存在因果关系,并请求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能证明损害不是因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造成的除外。”从现行民事诉讼法看,法官未按“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降低证明标准是严格执行规则的“榜样”。于是,在遵从法定证明标准与遵从“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之间产生了冲突。

   (二)“教条化”的风险———以判决论证与说服为中心

   抽象和不确定是“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其致命弱点。过度适用该理念容易导致判决论证过于简单和抽象,这与司法实践当前的境况和今后的任务并不相符。第一,由于我们处在诉讼时效规则相对简陋、需要通过司法实务积累经验和形成规则的阶段,因此,更需要鼓励对未规定或规定模糊的时效问题作深入和精致的论证,而非简单地以“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来进行裁判,后者虽有助于解决个案,但对形成规则却是无益甚至有害的。第二,由于我们处在特别需要通过判决说理说服当事人的阶段,因此,过度坚持“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会使得当事人按照“是否有利于权利人”的简单化思路来理解和评价司法判决,这最终反而不利于判决被当事人和大众所接受。

   目前,“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已非法官的独有观念,而是通过《诉讼时效规定》的官方说明和释义书、法官著述以及判决书等传递给了普通民众。就笔者所见,“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已成为当事人上诉或申请再审的重要理由之一。例如,有上诉人称:虽然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包括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和保护交易安全,但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限制和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维护应有合理的边界,不能背离实质公正、否定权利本身,对于被上诉人在发回重审阶段才提出时效抗辩,法院不应支持;涉案律师函是否到达对方公司的事实存在两种可能,对此应作有利于本方公司的理解,因为诉讼时效制度不能成为义务人逃避债务的工具,随意否定权利本身违反依法依约履行义务的诚实信用原则。有再审申请人称:法院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时,应平衡权利人与义务人的利益,如果存在对权利人的有利解释与不利解释,应作有利解释。如果法院的判决书和当事人的上诉书、再审申请书都以“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来进行抽象的论证,那么,这显然无助于问题的澄清、规则的确立以及对当事人的说服。

  

   五、从“优先”理念到“平衡”理念

  

   作为诉讼时效司法实践的一种理论新动向和本土理念,“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有其生成背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理论悖论、规则冲突和实践风险。本文主张,我国未来诉讼时效的理论、立法与实践都应摒弃“优先”理念,树立“平衡”理念,注重在民事立法和司法中追求权利人利益与义务人利益的精致平衡。当然,这种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在实践层面。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控制“优先”理念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要消解“优先”理念的作用空间。

   (一)诉讼时效制度:摒弃“优先”理念,树立“平衡”理念

   尽管“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有一定的客观作用,但其不应成为诉讼时效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其实,“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这种表述本身就具有悖论性:既然诉讼时效是使“权利人受限、义务人得利”的制度安排,那么,其必然涉及权利人受限的程度和义务人得利的多少,因而,其是一个如何在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平衡”的问题,而不是“保护谁”和“不保护谁”的问题。所谓的“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其实仍属平衡的范畴,是既有诉讼时效规则平衡不力后的“再平衡”,只是这种平衡方式过于机械和简单而已。

   抛弃“优先”理念,确立“平衡”理念,关键是要正确对待诉讼时效理论和制度中“义务人”的角色与地位。要避免对义务人的偏见,尤其不能对义务人在诉讼时效规则框架内的正常逐利行为简单地、一刀切地作逃债、不诚信等否定性评价,防止诉讼时效理论、制度和实践走向背离时效规则精神和纵容权利人懈怠的一面。我们可以在个案中利用诚实信用原则对具体义务人的不诚信行为直接进行评价和制裁,但不应对义务人整体进行道德矮化,因为在整体上否定义务人提出时效抗辩就是在否定诉讼时效制度本身。

   本文反对将“优先保护权利人”作为诉讼时效制度的指导理念,不仅指向民事基本法和单行立法,也指向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一方面,在中国语境下,司法解释本就是“中国式司法性立法”的主要形态;另一方面,作为实务理念的“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本就包括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司法适用层面和规则制定层面。法官们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模糊时适用“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作出判决,是一回事;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诉讼时效规则时贯彻“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则是另一回事。在此意义上,本文承认,在现阶段“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有一定的作用空间,主要指向法官的具体裁判,而非指向司法解释的制定。

   (二)控制“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的负面影响

   虽然本文主张摒弃“优先”理念树立“平衡”理念,但由于现实因素的制约,这种转变难以一蹴而就。首先,我国诉讼时效规则相对简陋的境况虽不断改善,但其精致化程度仍然有限,尤其是在民事基本法层面,这些诉讼时效规则尚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诉讼时效规则的“规模化”和“体系化”程度也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其次,我国诉讼时效制度在许多细节层面都依赖于《诉讼时效规定》,《民法总则》的制定和修正也需要其提供“素材”,而《诉讼时效规定》的不少规则本就以“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为指导。最后,在一定时期内,诉讼时效的道德性难题在我国仍将继续存在,“欠债还钱”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很难有其它观念可以与其抗衡。因此,在现阶段,法官在法律无规定或规定模糊时,以“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来处理诉讼时效问题,其决策风险必然相对较小。

   虽然不能期待一蹴而就,但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来降低“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适用产生的负面效果,使其更像一个“规则”,而不是“口号”。即使暂时不得不适用该理念,也要以一种“看得见”和“可控制”的方式加以适用。

   其一,在运用“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作出裁判前,要穷尽现行法规则,不能以抽象理念直接取代具体规则,除非有充分的反对理由。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无论如何都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实务理念,而绝不是一个包治百病的万能规则。第二,在一个习惯于特殊考量、制度化程度有待持续提升的国度,强调对普遍性的遵从和对制度的信仰仍然别具意义。即使有所谓的“实质合理性”的需求,我们也更应该“把实质合理性尽可能地转化为可计量的形式合理性体系,并借助于这个体系来实现实质合理性的要求”。

   其二,即使要贯彻“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也不能机械地照搬“不违背基本法理,应作有利于权利人之解释”、“有争议时,应作有利于权利人之理解”等政策表述,而是要进一步论证:为什么没有违反基本法理?会不会对相关时效规则产生影响?会不会产生不当激励?在法律未规定或规定模糊时,法官在适用“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时,应将自己置于“立法者”的位置。在这方面,英美法的经验值得重视:“正如立法机关在创制制定法时要在势均力敌的利益中间进行协调一样,法官们在创设‘法官创制规则’时也是如此。可以说,在制定或修改规则的时候,每个法官实际上是立法大会、国会或者议会的一个缩影”。

   (三)加强立法:当务之急与长远之计

   从长远来看,要摒弃“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强化权利人与义务人的利益平衡,关键是要减少该理念的生存土壤和作用空间。“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只是在规则缺失时的权宜之计,其作用空间越大,诉讼时效规则的缺失就越严重。因此,大力加强诉讼时效理论研究,加快基本法层面的诉讼时效立法,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计。

   加强诉讼时效立法,应当注意如下“技术”问题:第一,务必保持规则间指导思想的协调一致,避免出现某一规则“苛责”权利人(如设定过短的时效期间等)而另一规则“纵容”权利人(如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时效从权利人主张时起算等)之矛盾情形。第二,在制定某一规则时,要综合考虑(如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与相关诉讼时效规则的关系等),即使形式上各自为战,但内容上要统筹规划。第三,对于司法实践中的诉讼时效问题和难题(如撤诉的诉讼时效后果、持续性侵权的诉讼时效起算等)应加强研究,果断立法,而不是有争议就搁置,能通过立法解决的问题,不宜以司法解释甚至个案批复的方式解决。

   结语

   “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虽有现实原因和积极作用,但却存在理论悖论、规则冲突与实践风险等诸多缺陷,因而,本文主张摒弃“优先”理念,树立“平衡”理念,在立法和司法中竭力追求权利人利益与义务人利益的精致平衡。从“优先”理念转向“平衡”理念,一方面要控制“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的消极作用,强化适用中的判决论证,避免简单化和抽象化,此乃权宜之策;另一方面要消除“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的生存环境,加强诉讼时效立法,完善诉讼时效规则体系,此乃长远之计。

   本文的基本结论及其论证,植根于如下几个基本立场:

   第一,坚持“治本”原则。与其将错就错,不如知错就改。“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的积极作用,主要是对诉讼时效的基础观念混乱、规则体系化程度低、规则缺失或扭曲等非正常状况的简单化应对。从长远来看,“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的出现,与其说是解决问题,不如说是提出问题。

   第二,坚持“规则”思路。本文着眼于大规模地建构精致的诉讼时效规则的使命,主张能用规则解决的问题不要适用抽象理念和原则,毕竟后者的可操作性和可控性相对较弱,适用不统一的风险相对较大。“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看似操作简便,实则流于简单,其适用越广泛,被耽误改进的诉讼时效规则也就越多。

   第三,坚持“以保护义务人为中心”的诉讼时效根据体系。作为诉讼时效的存在理由,“保护义务人”并非是指诉讼时效只关涉对义务人的保护,而是强调以对义务人的保护为支点和载体,间接实现督促权利人、维护公益和秩序等目标,毕竟能够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是义务人,直接“得利”的也是义务人。在此意义上,“优先保护权利人”与“保护义务人”、“督促权利人”都是相悖的。

   作者:霍海红,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4期。

  

  

    进入专题: 诉讼时效   优先保护权利人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诉讼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562.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