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等:土地改革与新中国主权货币的建立:建国初期“去依附”体制下的反危机经验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96 次 更新时间:2019-08-03 08: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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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可知, 这些通过“去货币化”应对恶性通胀的措施, 实质上抑制了“资本异化”。金融领域不忘初心地坚持“群众路线”, 则是建立国家金融资本的信用基础。

  

四、财政增支+农村土改才能“以多做多”

  

   在城市实行折实制度, 要满足的前提条件是“实物锚”足够大, 要有足够的物资保证货币的购买力随时兑现, 民众才能对折实制度形成稳定预期。这是“锚”能发挥稳定作用的关键。本文强调土改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土改的制度红利与逆周期做多的财政政策相结合, 在农村激发出了巨大能量, 短期内就实现了“以多做多”的目标, 使延续了十多年的恶性通胀被彻底遏制。

  

   陈云曾说:“农民发动起来了, 农村的经济阵地就可以展开, 人民币就可以占领市场。”47大多数研究从微观层面强调土改使农民获得了土地、提高了劳动积极性等, 本文重点从宏观层面分析土改和其他政策相结合产生制度红利的过程。

  

   (一) 主权货币增发转化为财政做多, 逆周期调控改善基础经济环境

  

   今人看到的建国史, 大多淡去了建国初期复杂的抉择过程和试错过程。

  

   早在1949年4月, 董必武、薄一波曾提出, 因为物价上涨压力大, 新政权不能增发货币。这个观点显然是有道理的, 因为当时的财政赤字早就超出了政府债务率的红线, 确实不具备增发货币的基础。然而, 陈云主张增发货币。他认为, 长期来看, 随着共产党在全国夺取政权和各地生产恢复, 新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是能够占据主动地位的, 那么, 就不必担心暂时的增发货币会导致形势失控。中央最终采纳了陈云“做多”的观点, 当年财政支出达到财政收入的2.9倍, 部分也是用增发货币对接收过来的国有资本和上层建筑“做多”的结果。

  

   如果从狭义的货币金融学视角看, 在贵金属或者外汇作为货币发行依据的条件下, 增发人民币只能使其信用摊薄, 因此增发属于“做空”。但如果从“大金融”48的视角看, 货币是中共最大的对冲赤字的手段, 在政权大局未定之时压缩财政支出, 显然会自缚手脚, 不利于新政权站稳脚跟;而增发货币如果运用得当, 则可促进生产的恢复, 有利于夯实经济基础, 使人民币对应的实体经济规模稳步扩大。因此, 增发是“做多”, 减发才是“做空”。

  

   从下文可以看到, 土地革命巨大潜力的释放、国家资本的接管与运营, 都需要政府使用“看得见的手”来操作, 而货币是这只“看得见的手”当中近乎唯一可用的武器。

  

   同为增发货币, 人民币增发与民国时期的法币增发具有本质不同。法币是依附货币, 信用维系在美元外汇储备上, 随着外汇储备减少, 法币相对于美元贬值, 则法币在市场上的购买力下降, 遂有发行出去的货币大部分又回流到上海, 涌入实物投机领域, 政府财政之手的调控作用亦被摊薄的情况。而人民币是主权货币, 具备通过制度创新自我赋信的基础条件, 自我赋信即为自我赋权, 使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有实在的力量。从第一次国债发行计划来看, 全年拟发行的9 300亿人民币中, 有3 500亿即将近40%最终落实为积极财政政策。

  

   可见, 人民币和法币相比的一大优势是依靠土地革命形成了“去依附”的国家政权, 从而拥有了“去依附”的国家资本和货币体系, 没有外部势力介入和国内财团干预侵蚀货币主权, 货币可以与国民财富建立直接的对应关系, 体现了货币主权的完整性。因此, “以多做多”的财政调控手段才高度有效。

  

   土地革命使新政权获得了放手发动农村的条件, 将增发货币形成的货币流疏导到农村, 极大地减轻了城市的通货膨胀压力, 在货币领域再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战略。从下文可见, 土改和货币增发二者紧密结合才能“以多做多”:在土地革命对农村、农民进行了全面发动的基础上, 通过增发货币, 将更多劳动力和资金要素注入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 激励农业生产3年实现了46%的增长;通过恢复铁路、公路、航运等交通基础设施, 将农村征收和采购来的农产品迅速集运到大城市周边, 才能形成对商品投机者的绝对力量优势, 并使各种折实制度成为可能;搞活国营工商企业, 将城市工业产品带到农村市场回笼货币, 才能够渐次地推进“货币下乡”并“沉淀在乡”, 使农村成为巨大的货币蓄水池。

  

   (二) 通过土改动员有组织地投入劳动力进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业产出

  

   新中国成立之初, 物质条件非常有限, 能让农业短期增产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大规模动员劳动力近乎不计劳动报酬地投入农田水利建设。

  

   以劳动投入为主的水利工程的实施, 则以土改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动员程度为基础。

  

   据统计, 1949—1952年, 全国农林水利投资总额为10.3万亿元, 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3.14%, 其中大部分用于兴修水利工程;水利建设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排第二位, 仅次于交通通讯设施建设投资。49

  

   除投资外, 政府还组织人民解放军32万人和2 000万人民群众直接参加水利建设。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将水利设施修建与“以工代赈”结合起来, 既完成了工程量, 又有效防止了灾民流落和向城市聚集。据不完全统计, 1950—1952年这3年中, 全国以工代赈的人数分别为12.39万人、5.96万、8.51万人。501950年用于救济灾民的粮食共计15.32余万斤, 其中, 水利工赈粮和灾民运输的运价粮约占救济总粮的37%。51

  

   3年中, 全国4.2万公里的江河堤防的绝大部分获得了整修和加固。全国各地施工计划受益万亩以上的大型水利工程达107项, 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建设达208万处, 共可扩大灌溉面积3 240余万亩, 当年受益2 400余万亩。

  

   3年中, 全国耕地面积从14.68亿亩增加到16.19亿亩, 增加1.51亿亩;仅粮食、棉花、油料3种作物共增加播种面积2.75亿亩。全国施肥面积增加15%, 总施肥量约增加30%。水利建设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因素。52

  

   据当时粗略估计, 由于兴修水利, 防止水灾和增加灌溉面积而增产的粮食当以数百万吨计。

  

   (三) 通过土改以较低成本维持了农村较高的剩余输出率

  

   土改后的新中国与历代开国的最大不同, 在于刻意地“只均田, 不免赋”, 53而且还相对“重赋”。因为建国初期城市工商业尚未恢复, 国家财政开支和政权巩固相当大程度上依赖农村。“1950年的收入概算中, 公粮收入仍占第一位, 占全部收入的41.1%”。54

  

   如何低成本地收取重赋, 就成为关键问题。历史上看, 农民税负水平在“什一税”以下时能比较容易地被接受, 20%则显然属于高税负。对于新中国来说, 如果不是土地革命战争形成的广泛动员, 以及土改对过去地主占有土地的重新分配, 被路径依赖地继续强化且“意识形态化”, 则一个新政权不可能如此低成本地就让农民承受了如此沉重的负担。

  

   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 老解放区负担高于新解放区。1950年公粮收入平均占农民“总收入的19%强”, 而老解放区则“占农业总收入的21%”。55

  

   第二, 土改后农民的负担水平有所提高。在抗日战争中, 各解放区农民的公粮负担一般约为人均32斤米, 有的地区还要低些, 人均18—19斤;1948年, 人均负担公粮40斤米左右;1949年为56斤多, 占当年农业总产量的18.2%。抗日战争时期, 农民负担除公粮外, 只有一些村款, 并无其他附加;而1949年, 各省、县都有附加, 几经统一削减, 仍有省附加5%—15%, 农民总负担平均已到58—64斤细粮, 占当年农业总产量的20.6%—22.7%, 此外还有通过盐税、关税、战勤负担等方式从农村提取的剩余。56此外, 1949、1950年通过货币发行、整理公债等方式解决的财政赤字总计375亿斤小米, 1949年底全国总人口5.4亿余人, 平均每人为70斤小米, 如果将农村的这部分损失计入, 则农民的总体负担率可能达到40%以上。57

  

   第三, 解放区征粮难度相对较小。1949年底至1950年初, 中财委组织从全国各地征粮打击城市投机。在较晚解放的西南地区, 尽管总量上征粮任务不多, 为4亿斤, 但由于既未经土地革命又没有基层组织建设, 征粮中大量无粮户沦为流寇, 或是抢粮来上交, 或者阻挠征粮 (这也是建国后西南匪患严重的一个客观原因) 。同属于新解放区的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也同样出现了因“征粮”引发的“匪乱”。58如1950年的头两个月, 匪患基本平息的湖南、江西、河南、湖北等地, 随着饥荒的出现, “匪乱”重新活跃起来, 较普遍地进行暴动抢粮、反对征粮及破坏仓库等活动。据不完全统计, 1950年1月至3月, 中南地区“匪特”袭击地方政府和抢劫粮仓达150多次。这些“匪乱”在性质上已不似刚解放时的军事“匪乱”, 而是有大量的普通群众参与, 口号则是“反征粮”和“开仓济贫”、“想吃饭找仓库”。1950年3月, 中南局在给广西省委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广西匪情严重与农民缺粮、缺种有直接关系, 不适当解决农民最急切的粮食问题, 要剿灭广西匪患是不可能的。”59

  

   而东北地区, 征粮任务10亿斤, 但由于较早解放和推动土改,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公营商业和合作社, 征粮比较平和, 60成为城市粮食的主要来源地。“当时, 对物价影响最大的粮食, 主要从已经完成土改的东北老解放区调来”。61可见, 不同地区的征粮难易程度不同,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地革命的“制度收益”。

  

   第四, 通过广泛发动底层群众的土改运动, 新政权还彻底地完成了一件历朝历代都难以完成的任务——清查土地。在查田定产中, 1951年查出了6 000多万亩黑田, 使计税产量增加200亿斤以上, 按20%的平均税率算可增收农业税40亿斤。62

  

(四) 货币下乡沉淀, 农村成为增发货币的吸纳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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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10(04):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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