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等:土地改革与新中国主权货币的建立:建国初期“去依附”体制下的反危机经验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07 次 更新时间:2019-08-03 08: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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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要求面对上海的困难, 不能听任其继续恶化, 必须逆周期“做多”和“做实”。

  

   2.货币领域的“淮海战役”:通过“做实”支撑“做多”

  

   中共当时手里有三大武器:人民币、枪、解放区。但由于新问世的人民币基本上属于政权信用所派生的产物, 对应的实物资产实际为负 (财政支大于收) , 市场上对贵金属的接受度更高, 因此上海新发行的约20亿元人民币只是浮在市面上, 实际发挥货币本位作用的仍然是银元, 并且银元本身也成了投机对象。

  

   面对市场投机, 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政府应通过“平准”操作将市场调控到正常区间。但前提是政府手中要有足够的实物储备, 否则那些抛售的物资只能成为对投机者的低价补贴, 进而加剧市场波动。

  

   但短期内这个前提不具备。因此, 用非常规手段来扭转人民币弱势, 似乎就成了一个必然选择。在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刘伯承等的主持下, 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证券交易所大楼, 逮捕了一批投机分子, 同时公布《华东金银和外币管理办法》, 禁止金银、外币自由流通和私相买卖, 或以金银、外币计价。人民银行开始挂牌收兑金银外币。6月14日起, 银行举办折实储蓄存款。

  

   这些强硬措施强制性地确立了人民币作为国家主权货币的唯一合法通货地位, 31同时把上海货币战的主战场有效集中到了实物领域。正如陈云所说, “人心乱不乱, 在城市中心是粮食, 在农村主要靠纱布”;“我掌握多少, 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32而打物资战, 毫无疑问是在长期的政党建设中坚持走群众路线的中国共产党的长项。

  

   因为“农村包围城市”这种国际公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夺权战略之成为优势, 恰在于当年占人口88%的农民一旦恢复传统的小农经济就几乎没有行政和社会成本, 而且对使其获得土地的革命政党有不计代价的支持力。

  

   上海的这场物资战史称“米棉之战”, 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中共既然强调“新民主主义”战略, 强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则最终还是要按照市场原则来应对投机:一方面按照市场行情不断调整牌价, 配合投机商抬高行情, 把投机资金吸引到米棉上来, 避免战线分散;另一方面, 则以最大的动员能力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物资, 其规模达到了当时运力的极限:从7月份一直到11月, 所调集的粮食不下50亿斤, 5倍于淮海战役的规模;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到全国产量的一半。当按照时价, 中央掌握的物资已经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时, 中央指挥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 集中抛售, 同时配合税收征收、紧缩银根等多种手段。33虽然起初投机商仍然大量扒进平价、低价货物, 甚至不惜举债买货, 但从当天起物价不仅稳定, 而且稳中有降, 大大出乎投机商的意料。在政府连续抛售10天后, 物价下跌达30%—40%。米棉之战以人民币完胜结束, 尽管货币仍然增发, 但币值信用得到了强化。

  

   当然, 上海可以被“做多”也在于中国幅员辽阔, 有着广大的内陆纵深, 各地物资可以不计成本地集中来力挺上海。这是中国相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比较优势。诚然, 客观上, 这种依靠全国支援上海的决策, 远远超出了地方的决策能力, 只有中央的毛泽东和陈云等人才能做出。

  

   (二) 城市“三折实”:建立按实物价值折算的货币运作体系

  

   为避免人民币“浮在市面上沉不下去”, 新政权借鉴抗战时期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边区发行和管理货币的经验, 先后推行了折实储蓄、折实公债、折实工资等多种制度, 努力让人民币在更多领域走进基层民众的生产和生活。

  

   这些制度创新有一个统一的特点, 即不以人民币的固定票面价值作为收付依据, 收和付都是以实物购买力为标准进行转换。这可以称为“浮动式”的实物联系币制。其巧妙之处在于, 既用实物的购买力来支撑人民币信用, 又不采用限价等币值与物资的固定锚定方式, 给增发人民币预留了充分的空间;货币贬值导致的损失仍用货币增发来弥补, 并不增加额外的财政负担。显然这是一个既能增加货币信用又不致使其他群体利益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1.折实储蓄:从“米棉金融化”到“金融米棉化”

  

   折实储蓄就是储户存、取款均按牌价折成若干“折实单位”计算, “折实单位”价格上升而出现的币值差额由银行 (国家) 补贴。34折实储蓄是针对人们重物轻币心理开办的。这种储蓄方式在1948年由华北银行试办过。1949年4月20日,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定期储蓄存款暂行章程》, 规定开办整存整付、零存整付、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四种折实储蓄;一个“标准实物单位”为面粉1斤、玉米面 (或小米) 1斤、布1尺三种货物价格之和, 其价格以当地报纸公布之物价为准, 并按存取款前5日平均物价计算。35

  

   由于折实对应的物资以白米、白面、白布为主, 所以有的地方又把折实储蓄通俗地叫作“存三白”。36

  

   由于物价上涨时折实储蓄存入与支取的牌价有很大差距, 为防止商人投机, 在举办初期, 规定活期及定期1个月以下的折实储蓄只限于职工、教师等人, 3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不限对象。

  

   折实储蓄随着通胀压力缓解而退出舞台。从1950年3月开始全国物价逐渐向下滑落, 并日趋稳定, 天津于1950年7月1日停办折实存款业务, 到1950年年底, 全国停办折实存款业务。37

  

   如果说, 之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粮食、棉布、棉纱等被金融裹挟, 即“米棉金融化”, 那么, 折实储蓄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即“金融米棉化”。这对今天走出金融脱实向虚、不服务于实体产业的困境, 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折实公债:应民族资本家主动要求而发行

  

   发行公债早在建国前就开始酝酿了。从第一次计划到第二次落实发行时隔仅5个月, 公债发行规模却增加为原计划的5倍。

  

   为了稳定金融物价, 解决财政困难, 1949年7—8月, 陈云主持拟定了第一次公债发行计划。这次公债发行规模为2 400亿元, 占当时财政赤字的大约1/4, 占拟下乡收购物资的货币的2/3左右。38

  

   虽然这次公债也拟用折实办法, 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对当时发行公债尚有异议, 中央决定推迟发行。39

  

   但公债发行第二次提上日程则是民族资本家的主动要求。

  

   其背景是:11月25日中共在各大城市统一抛售物资, 当天物价开始回落;3天之后, 中共就开始应各方要求讨论发行公债, 并且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也许是物价下降连带打掉了私人资本投机牟利的空间, 于是, 民族资本家们要求政府发行公债, 作为一个财富保值手段。

  

   第一期公债自1950年1月5日发行。公债之募集及还本付息, 均以实物计算标准, 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之大米 (天津为小米) 6斤、面粉1.5斤、白细布4尺、煤炭16斤之平均批发价的加权平均计算。其权重为:上海45%, 天津20%, 汉口、广州、重庆各10%, 西安5%。40依当时物价计算, 每分公债之值约等于12 000元人民币。第一期公债计划发行1亿分即12 000亿元。41规定公债不得用以代替货币流通, 不得向银行抵押, 不得用于投机买卖。42

  

   “为什么选择这四种而不是其他实物呢?因为这些都是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必需品, 在物价上涨过程中一般都会领涨且比其他实物涨幅高。以这四种实物来计价, 最有利于保护债券持有人利益。至于这四种实物的数量配比则基于以下三方面:一是抗战前的一块银元能买到这四种实物的配比数量, 二是市场成交数量之比, 三是人民需要的比例, 即一个人用了16斤煤, 同时也需要四尺布。”43

  

   公债总额2亿分, 于1950年内分期发行, 第一期1亿分在1—3月间发行。经各地努力推销, 到5月初一期公债基本认缴完成。44

  

   从1950年4月份起, 全国物价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这是中国12年来物价史上的转折点。公债原定发行两期, 鉴于下半年财经状况好转, 此外一期公债发行带来了一定的银根紧缩, 部分私营工商业出现了一定的困难, 政府适时停发了二期公债。45

  

   3.折实工资:在城市确立“劳动吸纳货币”的人民币币制内涵

  

   与折实储蓄、折实公债相比, 折实工资涉及的货币量最大, 和日常生活最密切。

  

   这一办法私营、公营企业都广泛采取, 基本覆盖900万军队和行政人员以及400多万旧职 (国民党) 人员。折实标准多种多样, 有时候为计算简单就都折成小米。1952年前后的工资改革所确定的标准是:每个“工资分”含粮0.8斤、白布0.2尺、食油0.05斤、盐0.02斤、煤2斤。实物的数量全国一致, 而实物的具体品种各地有别。

  

   由于折实工资的1/3与公粮的实物征收直接对应, “实收实发”, 不以货币为中间媒介, 极大地压缩了民生物资经由市场交易而被投机炒作的空间。因此, 一方面, 以“工资分”为计算单位, 是物价波动情况下稳定职工生活的重要有效措施;46另一方面, 一份劳动对应一份工资, 对应着一份实物物资, 杜绝了社会游资通过投机抬高物价、变相剥夺劳动者收入的时弊, 有效地将货币流动的渠道由“投机吸纳货币”转变为“劳动吸纳货币”, 从而彰显了“劳动本位”而非“财富本位”的人民币币制内涵。

  

总体来看, 折实储蓄、折实公债和折实工资分别对应着银行、财政和实业单位三个系统, 涵盖了城市市民收支的主要领域, 意味着政府对城市通胀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可以通行全国的标准化做法。在农业税实粮征收和劳动者折实工资之间建立直接对应关系, 极大缩小了社会游资冲击各个交易环节导致物价上涨的风险敞口;折实储蓄的实施, 自法币改革以来第一次使得持有货币的财富效应由负变正, 对回流社会多余资金具有重要作用;同理, 折实公债也起到了减轻财政压力、回笼货币、抑制通胀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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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10(04):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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