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陈独秀与章士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05 次 更新时间:2019-07-31 17: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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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劲秀  
杀人盈野,饿殍载道,赤地千里。老弱转于沟壑,少壮铤而走险,死于水旱天灾者千万,死于暴政人祸者万千……”“国家现状如此,国民党腐朽、反动所致,如此误国的党误国的政府,若不早去,则必定会丧失国家前途。国民党才是真正的‘危害民国者’!而反对当权腐朽的政党,推翻误国的政府,才真的是挽救民国者!”所以,他认为自己“生平言论行事,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以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

  

   第二次审判时,审判长问陈独秀最终目的“是否为推翻国民党?”时,陈独秀断然回答说:“是!”而章士钊的辩护,主要是想千方百计为陈独秀开脱,所以总是强调陈独秀没有什么危害国民党政府的行为,这当然与陈独秀的思想和行动不符,甚至让陈独秀难以接受。陈独秀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一天,汪原放前来探监,告诉他社会上对章士钊的辩护反应极好,认为他有古义士之风。陈独秀听罢一言不发,却从床头拿出《辩护词》,对汪原放说:“是啊,行严(章士钊)倒有古义士之风,可是,他却陷我于不义呀!你看,这里……还有这里……”

  

   “删去,一定要删去,”陈独秀已是满脸愠色,“唉,行严真糟,依他所言,我岂不是与国民党穿起联裆裤子了吗?”由此可见陈独秀与国民党反动派水火不容的政治立场和我行我素、不苟同别人意见的性格。

  

   章士钊深知陈独秀的个性,所以对他的“冒犯”并不介意。他特意来到亚东图书馆,拿出一些钱存放于此,委托汪原放带给陈独秀贴补牢中生活。7月,陈独秀在狱中胃病复发,陈独秀又致函章士钊,请他务必让上海中医黄钟来南京一趟。章士钊当即写了一封信让汪原放带去面见黄钟。信的内容是:

  

   应君先生左右:

  

   积年违教,时切驰想。近以陈独秀先生在京患病,非得先生为之诊治,不足以起沉疴,而坚病者之信。原放兄来言,从者慨然愿往,不胜佩仰。顷俗冗未克趋数,一俟允驾返沪,定当专诚奉谒。余不一一。手请台安

  

   弟  章士钊顿首

   七月十八日

  

   章士钊宽宏大度、急公好义的精神令人敬佩,正如《现代中国名人外史》一书所说:“章与陈之政见,绝不相容,一旦急难,居然援手于不测之渊,斯亦奇矣!”

  

   次年9月,陈独秀又给汪原放去信,并捎去宣纸一张,请即送交章士钊写一条幅,“拟择朋友中能书者四人,各书一幅,合为一小屏,朝夕瞻对,以释消愁。”章士钊便写了一首诗,让汪原放转赠老友陈独秀。

  

   夜郎流客意何如, 犹记枫林入梦初。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潘吴。议从刻本威矣在,煎到同根泣亦徒。 留取心魂依苦县,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 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饧。

   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博泉声。 红蕖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佛罗依德画一囚室,其人目送窗棂间,日光一线,生平梦想事件均可浮动于中。)

   独秀兄近自江宁函索拙书,因便为长句写寄。世乱日亟,衣冠涂炭,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奉怀君子,不尽于言。

  

   士钊    甲戌初冬

  

   陈独秀听从老友的劝告,真的在狱中做起了学问。他写了篇《老子考略》的文章,转存于章士钊处,委托他得便“售诸书局出版”。陈独秀似已进入写作的状态,用他的话说,“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以“制造中国五十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

  

晚年友情贵如金

  

   抗战爆发后,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陈独秀提前出狱,经武汉,于1938年7月到达重庆。时在重庆的章士钊常去看望,并对艰难度日的老友予以资助。1940年2月,在陈独秀老病复发,章士钊及时寄钱予以接济,当陈独秀从杨鹏升处收到汇票时,心情非常激动,立即给杨鹏升去信说:“顷接行严兄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

  

   为生活所迫,不久,陈独秀迁往江津县城。翌年5月又由江津县城搬往离城很远的偏僻山村鹤山坪杨宅居住。当章士钊他知陈独秀到鹤山坪居住后,很快写下了《怀独秀鹤山坪》诗:

  

   幽人忘老住江隈,门对飞仙洞口开。狮子风翻千里吼,鹤见云送近山来。

   清荷接眼浑生爱,恶竹横胸定欲裁。气类试看潘正叔,衰年异地莫轻哀。

  

   陈独秀追往忆今,感慨万千,他对老朋友们的友情非常感激。不久,他写了《简孤桐》诗一首赠章士钊:

  

   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干戈兮满地,何处着孤身。

   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与君共明月,起坐待朝暾。

  

   收到陈独秀的这首诗后,章士钊很快写了《答独秀》诗:

  

   仲子绝豪望,独居鹤山坪。闻看岭头云,偶作寄友诗。

   世局未可闻,病久却相宜。总持静者心,收摄一切奇。

   往事在俄顷,后事吾岂知!还讯山中人,尔鹤吐何词?

  

   当时的章士钊住在上清寺军事委员会的招待所里,不为生计发愁。写过这首诗不久,仍为陈独秀的处境焦虑,需要改变环境。于是又写了一首《劝仲甫移居》诗:

  

   山中消息使我惊,血如山重耳雷鸣。深山寒气不任受,友劝移居非恶声。

   记否昌寿里中味,黑衣白虱相纵横。抹除四十年间事,尔我再起同笔耕。

   连床虽无苏张伴,老潘隔江仍可面。溥泉官大不可唤,沐波勤勉定常见。

   干戈满地两秃翁,几时聚散何须算。嚣俄小说应重翻,快来与我共笔砚。

  

   诗的开头为听到陈独秀险恶的近况表示惊奇,认为朋友们劝他选择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居住并不带有恶意。然后追忆过去,称二人友谊深远,今天仍可在一起写文章。我有一间专门的房子,有空地让你来住。现在虽然情况不同了,苏曼殊早已去世,再也不可能有1914年在日本时与苏、张连床在一起休息的美好过去,但潘赞化隔江相住,可以随时见面。张继官当大了是不好叫他来,但另外几个人则可经常聚在一起。诗的最后提出了你可以重译苏俄小说,对两人的重聚充满期待。

  

   由于种种原因,陈独秀最终没有到重庆与章士钊同住,但章士钊对朋友的深情厚意却洋溢在字里行间。

  

   1940年8月,陈独秀的住所被盗,章士钊闻讯后又写了《独秀遇盗诗》:

  

   乱世百不道,盗道亦互轻。朱门不敢动,翻劫鹤山坪。

   坪中伊何人,寂寞一陈生。陈生旷无有,残稿东西横。

   并此且略去,赋意吾难名。恭元不可贺,好爵非所萦。

   吾异洛阳守,贼曹非所令?聊以诗慰之,为媵故旧情。

   此情不可市,敢曰压子惊。

  

   此后,章士钊又多次写诗寄陈独秀,以慰问老友。

  

   抗战艰难时期,不仅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生活艰辛,连挂有国民参政桂冠的章士钊生活上也有诸多难处。他先是住在一个招待所里,后因为日寇的飞机轰炸,只得四处流浪。陈独秀了解到章士钊的这一情况后,写信安慰。对此章士钊深受感动,专门写了《独秀书来以吾寓被轰炸为忧》:

  

   饭颗山头讯,浑疑禹穴荒。盯猜应不远,欲杀似难防。

   人鬼艰为界,虫鱼愿徒乡。洞门新活计,歧路旧佯狂。

   贾谊欲无舍,周顒何处墙。卌年梅福里,回首自凄凉。

  

   1942年5月27日,一代人杰陈独秀病逝于江津。第二年8月,章士钊游峨眉山,当船到江津时,他翘首远望,感慨万千,写了《过江津怀独秀》:

  

   鹤山曾此住幽人,鹤去人空剩古津。

   我是山阳江上客,怕嫌闻笛失寻邻。

  

   当年与之同行的潘伯鹰说:“丈人舟行过,倚栏久哀吟。”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章士钊触景生情思念亡友的的殷殷之情。

  

   陈独秀和章士钊都是极有个性的名人,特别是陈独秀,性情暴烈,宁断不弯,章士钊评价陈独秀:“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又说陈独秀如“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坂弗上”。这一评判,应该说很确当的。他们之间尽管有着难以调和的政治歧见和性格冲突,但是,他们都能珍惜曾经建立起的友谊,特别是章士钊,虽然陈独秀曾经对他出言不逊乃至大骂,但他不记仇,不报复,在陈独秀处于困境时,对他关怀备至,并多次慷慨解囊,展现了他高贵的品德和宽阔的胸怀,令人感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年逾八旬的章士钊谈到一生的交友时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吾与三人均保持始终,从无诟谇。” 章士钊与章太炎、李根源的交往情况如何,有无诟谇,笔者未作考据,不敢妄言。仅从他与陈独秀的交往来看,尽管他们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了友谊之旅,其间多次密切合作,但在章士钊到北洋政府当官这段时间,两人的关系基本上处于“绝交”状态,“诟谇”也是有的。陈独秀脾气暴烈,在怒火中烧时常常骂人,毫不留情。对章士钊这样的老朋友,照样怒骂他是“放狗屁”、“ 狗放屁”、“放屁狗”,并说“”放屁狗只会放屁,真是无用的厌物。”章士钊说他与陈独秀“从无诟谇”显然与事实不符。

  

   纵观陈独秀与章士钊的交往,总体上说还是有始有终的。他们从早年相识起,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尽管中间曾一度绝交,但后来在陈独秀危难之时,章士钊毕竟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有鉴于此,我认为章士钊说他与陈独秀的交往“从无诟谇”虽然未尽其实,但他说“保持始终”还是有道理的。

  

   章士钊为人大度,尽管陈独秀大骂过他,还写信与他“绝交”,但是章士钊却没有公开骂过陈独秀。相反,他还对于一些青年学生攻击陈独秀的行为还提出过规诫。如《甲寅》周刊上曾刊载一位北大学生的来信,批评陈独秀、胡适等人主张言文合一,是“弃周鼎而宝康瓠”,言辞激烈。章士钊在给这位学生复信中说陈独秀、胡适乃一代宗师,“取径乖而负累重”,对于后辈小生的责难自会原谅,但作为后辈,对于当世名儒大师,“不必因取舍而定毁誉”。又有林纾的弟子李濂镗给《甲寅》周刊写信为其师辩护,且严辞批评陈独秀和胡适。章士钊在复信中说,来信意气太盛,为师辩护,拳拳之心,无可非议,但攻击陈独秀和胡适却不当,“即舍寻常风义不论,亦有伤不薄今人之道,犹非养气君子所宜”。章士钊这种宽容大度和君子风范令人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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