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陈独秀与章士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5 次 更新时间:2019-07-31 17: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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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劲秀  
敢为是论。”章士钊对陈独秀说:“你的文章功不可没,功在唤醒沉睡麻木的国人。你之所以危言耸听,正话反说,其目的是在争国民的自由人格和权利。‘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这句话说得实在好。‘东方欲明星灿灿,汝南晨鸡登坛唤。’仲甫,你可是那只驱暗报晓的晨鸡啊!”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从而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此时,章士钊也已将《甲寅》迁到上海。

  

   1917年1月,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新青年》也随之进京。几乎与此同时,章士钊也来到北京编辑《甲寅》。章士钊请陈独秀帮助他网罗文友,支持《甲寅》的编辑和发行。陈独秀给朋友去函,请他们既要给《新青年》来稿,又要给《甲寅》来稿。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在给“蜀中名宿”吴虞的信中,希望其将所撰稿件全数寄来,“分载《青年》、《甲寅》。”

  

章士钊积极参与营救陈独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军警疯狂逮捕游行学生。6月3日和4日,又有近千名学生被捕。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罢工,商人开始罢市,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陈独秀和李大钊商量着如何把斗争引向深入。

  

   6月9日,陈独秀等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宣言》定稿后,陈独秀请安徽老乡胡适译成了英文。为安全起见,李大钊建议把《宣言》送到北大平时印讲义的蒿祝寺旁小印刷所印刷。传单印完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

  

   6月11日,陈独秀晚餐后,立即前往新世界游艺场,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于是爬上第五层的楼顶花园,恰好下面的楼台正放露天电影,于是陈独秀便把传单如雪片般的撒向人群。当陈独秀在五楼正往下抛撒传单时,一伙隐蔽在暗处的便衣侦探一哄而上把陈独秀抓住,并从他身上搜出传单一卷和信函一封。因新世界处于闹事繁华地带,为避免引起公众注意,一名侦探脱下灰色大褂将陈独秀的头罩住,秘密押往外右五区警察署。

  

   当晚十二点,数百军警立即前往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住宅,从陈独秀家中搜出《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数百张,以及杂志、稿件、信札数十件。

  

   陈独秀被捕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伸出营救之手,作为老朋友的章士钊自然也在营救的队列之中。他急忙写信给北洋政府代总理龚心湛,他在信中说:“陈君英姿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绾南北,每产材武之士,如斯学者,诚叹难能。”“育一人才,至为不易,又焉忍遽而残之耶?特专函奉达,即请饬警厅速将陈君释放。钊与陈君总角旧交,同岑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经胡适、章士钊、孙中山等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和营救,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作出了释放陈独秀的裁决。9月16日,被拘押98天的陈独秀终于获释。

  

陈独秀与章士钊一度“绝交”

  

   后来,章士钊跻身官场,成了段祺瑞的亲信担任司法总长,后来又兼教育总长。他上台后便帮助段祺瑞实施军人独裁专制,训令共产党为犯有“内乱罪”的非法政党。陈独秀对章士钊的变化,已经觉得“令人骇怪了!”他在《向导》上,写了一封致章士钊的公开信,信中说:“老朋友!你所长的司法部如果真有这道训令,便实在令人不解了!”针对章士钊提出的所谓中国是农业国,故不应道有政党的言论,陈独秀批驳章士钊主张农村立国是拒绝近代之生活与文化,“回复古代之简陋的生活与文化。此事在历史的进化上,不但我们没有自由开倒车之可能,即使可能,其结果只是使吾族的生活与文化更退一步,更和生番野人接近一步”。又批评章士钊在大城市里,“高车美食”,享工业文明之福,却大唱农村立国,而“绝不去农村着手丝毫运动”。

  

   1923年,为抵制曹锟贿选,部分议员南下上海,章士钊那时是参议员,曾奉政学系之命到杭州去联络军阀卢永祥。陈独秀就在报纸上讽刺他:“章行严奉政学会命去到杭州联络卢永祥恭维卢永祥,这本是政客们奔走权门的常态,无甚稀奇。最令人肉麻的是他说:‘改造农国的质朴勤奋如卢君其人,居于领袖地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对章士钊鼓吹新旧调和、礼教复兴,陈独秀也持否定态度,说章士钊提倡国学,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不过是在粪秽里寻找香水”,“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

  

   1927年,章士钊恢复《甲寅》周刊时,陈独秀更是嬉笑怒骂,绝不留情面。他发表文章骂道:“章士钊拿了黄兴的钱办《甲寅》,也只能算是放狗屁。后来拿了段祺瑞的钱,便是狗放屁了。现在拿了张宗昌的钱办《甲寅》,更是放屁狗了。放狗屁的毕竟还是一个人;狗放屁固然讨厌,或者还有别的用处;放屁狗只会放屁,真是无用的厌物。”陈独秀骂起人来,真是厉害。

  

   章士钊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时,陈独秀听说,章士钊发布命令要查禁共产党以及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陈独秀就在报刊上发表致章士钊的公开信,批评他的作法。章士钊表示这是陈独秀不了解他,才有“如此谰言”。

  

   此时的陈独秀对章士钊大失所望。1925年7月,他在段祺瑞的资助下,再次恢复《甲寅》,纠合一班旧文人,以此为诋毁新思想的阵地,公开提倡恢复旧礼教和旧文化,并形成了一个复古的“甲寅”派。鲁迅说得很深刻:章士钊和“甲寅”派,无非是要“用旧习惯、旧道德,或者凭着官办将一切新生力量压下去。”陈独秀为章士钊这位昔日的“论坛健将,现在也跟着康有为开倒车”而深深惋惜,他在《向导》上屡屡发表文章,批评章士钊逆潮流而动,对章尊孔复古的错误言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甲寅》周报乃是段祺瑞的机关报”,章士钊的《甲寅》,“现在不恭维段祺瑞,这周报哪来的经费出版,而且教育总长的位置又如何保得住?”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举行爱国的游行示威,队伍行至段政府门前遭到血腥镇压,死亡四十多人,伤一百五十多人。鲁迅称这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时在上海的陈独秀来到亚东图书馆,气恼地自言自语:“秋桐(章士钊)啊,你怎么如此堕落,竟然向学生开枪。我俩从小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的糊涂,我和你绝交。”他把写好的信交汪原放快信寄出。

  

章士钊在法庭上为陈独秀辩护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押解到南京审判。当记者问陈独秀谁做他的辩护律师时,陈独秀说:“如欲请人辩护,亦须有钱才行,但我系一穷措大”,没有钱请人辩护。消息刚刚传出,许多知名律师纷纷表示愿做他的义务辩护人,其中就有名声很大的章士钊大律师。

  

   由于政治上的分歧,陈独秀与章士钊早已中断了关系。但当章士钊从报上得知陈独秀入狱的消息后,心情沉重,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感慨良多,遂赋诗一首:

  

   龙潭血战高天下,一日功名奕代存;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

   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青流那足论。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

  

   此时,章士钊挺身而出,加入营救陈独秀的行列,并自告奋勇前来南京担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当章士钊前来探监时,陈独秀紧紧握住章士钊的手,连连说:“难为你了。”

  

   公审的消息传出后,参加旁听的人很多,据《申报》载:“惟庭地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有立于座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有立于室外者。”当法官宣布开庭后,陈独秀在法警的押解下,走到被告席,只见陈独秀镇静自若,面带笑容向旁听席的各界人士颔首致意。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说,陈独秀等“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章士钊为之辩护说,陈独秀之主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之“行为”两字,含义迥不相侔是以行为论,独秀亦断无科罪理……。

  

   复次,起诉书所引罪名,一则曰叛国,再则曰危害民国。窃思国家做何解释,应为法院所熟知。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既断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

  

   ……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集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即以此论功罪,其谓托洛茨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所谓叛国危害民国及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之主义,湛然无据,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

  

   对章士钊的辩护,有些观点陈独秀并不赞同。当章士钊说到“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时,陈独秀站起来发表声明说:“章律师等之辩护,以其个人之观察与批评,贡献法院,全系其个人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陈独秀所说的“本人文件”,即是他自己写的辩诉状,其中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连年混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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