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严打”刑事政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5 次 更新时间:2019-07-28 15: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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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 (进入专栏)  

   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好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打击犯罪不能以牺牲人权保障为代价。

   恰恰相反地,人权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要以牺牲打击犯罪为代价,这是现代法治文明的一个根本体现。

   也就是说,我们在打击犯罪中,要注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对于这个关系的处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可能会比较难。尤其是在“严打”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对人权的保障,而仅仅强调打击犯罪。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比如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就是一个屡禁不止的问题。

   刑讯逼供在法律层面上是绝对禁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禁止刑讯逼供,“刑法”甚至把刑讯逼供规定为犯罪,给予严厉的处罚。尽管如此,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还是屡禁不止。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把人权保障看作一种重要的法律价值,而是在打击犯罪的口号下忽视了对人权的保障。

   当然,刑讯逼供问题现在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在讨论刑讯逼供或者论证刑讯逼供的不合理性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根据是刑讯逼供会造成冤假错案。似乎冤假错案是刑讯逼供应当被禁止的主要理由。

   但是,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偏颇的。

   刑讯逼供确实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或者说司法中出现的冤假错案往往和刑讯逼供有关系,但决不能把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当作禁止刑讯逼供的一个理由。

   可以说,刑讯逼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造成冤假错案。但能不能说没有造成冤假错案的刑讯逼供就是可以被认可的呢?

   也就是说,能不能将刑讯逼供分成两种:一种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刑讯逼供;一种是没有造成冤假错案的刑讯逼供?

   我们只禁止造成冤假错案的刑讯逼供,而对于那些没有造成冤假错案的刑讯逼供,由于它们有利于打击犯罪,我们就可以予以容忍?

   我认为,这种思维方法是绝对错误的。

   刑讯逼供是一种绝对的恶,是一种无条件的恶。对刑讯逼供的禁止,并不在于它会造成冤假错案。

   更重要的是,刑讯逼供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作一种获取证据的工具,是野蛮的司法制度最直接的体现,这和现代法治文明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如果不能在思想上解决刑讯逼供与保障人权的关系,那么刑讯逼供的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刑讯逼供就会在打击犯罪的口号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权保障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也形成了对“严打”刑事政策的一种限制。也就是说,打击犯罪不能以牺牲人权保障为代价。

   “严打”与刑法公正的关系

   司法活动及立法活动都要追求公正。可以说,公正是法律的生命。

   但是,在刑事司法和刑事立法中如何追求公正,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严打”刑事政策也不能以破坏刑法公正为代价,它必须要受到刑法公正的限制。

   在“严打”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种重刑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会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公正性造成破坏。

   下面我想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从立法层面上来考察,从重的刑事政策,我认为是存在问题的。

   从重的刑事政策之所以没有取得它应有的社会效果,我认为这和我们目前的刑法体系中存在的某种结构性缺陷有很大关系。

   我国目前的刑法结构是一种重刑的刑法结构。这种重刑的体现就是在我国刑法中,死刑罪名相当多。

   在1997年修订以后的“刑法”中有68个死刑罪名。尽管有这么多的死刑罪名,但刑法的适用没有收到它应有的威慑犯罪的有效效果。

   这里存在刑罚结构的失调问题。

   我认为,刑法不是以单个刑种来发生效果,因为刑罚是一个体系,刑罚是一种综合性的效果。科学合理的刑罚结构会收到很好的刑罚效果。但如果刑罚的结构不合理,各种刑罚的效果之间就会相互抵消。

   我国目前的刑罚结构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生刑和死刑之间的轻重过于悬殊。

   这里的生刑指的是非死刑,也就是自由刑、财产刑,当然还包括死缓,这些生刑太轻。

   根据我对法律的理解,我国刑法存在着减刑、假释制度,因此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可能最多也就是在监狱里面待上个24年、25年,无期徒刑实际上相当于有期徒刑22年,我国的有期徒刑最高是15年,数罪并罚最高不超过20年。

   如果再扣掉审判前被羁押的时间,有很多犯罪分子,经过减刑、假释,甚至被关个15年、16年就出来了。

   但是,一旦他被判死刑且被执行死刑,他的生命就结束了。

   生刑和死刑之间的轻重过于悬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整个刑罚结构的威慑效果以100分来计算,生刑所能产生的刑罚效果只能发挥20%,只有20分。80%的刑罚效果是依靠死刑获得的。

   在这种情况下,死刑在刑罚结构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人们很难把死刑减下来。

   为了减少死刑,我认为必须要加重生刑,使得这种刑罚结构变得科学合理。将生刑的威慑效果发挥到80%,而死刑的威慑效果只要20%就可以了,逐渐地减少死刑的威慑效果。

   基于这种考虑,我认为要让无期徒刑,最起码是部分的无期徒刑名副其实化,真正地剥夺自由终身,甚至不得假释,不得减刑。

   死缓更是如此,死缓在原则上都应当关押终身。

   同时,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将现在的15年提高到20年,甚至25年,数罪并罚不得超过25年,甚至30年。

   只有提高生刑的严厉性,才能逐渐地减少死刑的数量,减轻人们对死刑的依赖,同时整个刑罚的威慑效果保持不变。

   从司法层面来考察,惩治犯罪不能和司法公正相违背,要把刑事司法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考察,犯罪人不是敌人,他本身也是社会的公民,如何对待犯罪人就是如何对待人的试金石。过分依赖重刑,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靠杀人维护统治是不可能达到的。

   尽管“严打”刑事政策在其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社会法治文明的发展,我们必须对“严打”刑事政策进行反思。

   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是否还要采用运动式刑事政策?

   我的观点是否定的。

  

   本文为陈兴良教授2008年2月在华东政法大学讲座的演讲稿,载《刑法的格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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