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 论“传统”的现代性变迁——一种社会学视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7 次 更新时间:2019-06-23 12:05:24

进入专题: 现代性   传统  

郑杭生 (进入专栏)  
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在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自己相应的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这实际上就是“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发明”的含义。

  

   具体说来,这种新的认识表现在:作为现代“发明”的传统是现代的另一种表达,也是现代的一种最真实的印证。“传统”相对于“现代”才体现出自身作为传统的意义,同样,“现代”是因为有相应的“传统”才显示出自身作为现代的蕴含。正是有了“传统的发明”,也就有了“现代的成长”;正是有了“现代的成长”,现代性、社会转型研究也就始终会面对“传统与现代”的过渡。传统构成了现代开拓和成长的因素,构成了现代的资源。正是因为传统的更新与现代的拓展而使现代性能够不断获得新的动力。

  

   同时,我们也曾指出,“传统的发明”和“现代的成长”还显示了一种学术智慧:并非在“传统”之后才有“现代”,恰恰相反,是因为有了“现代”而发生“传统”——现代人所说的“传统”是为“现代”而生的,因为惟有“现代”才能赋予“传统”的意义;“传统”只有通过“现代”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而且惟有当“传统”与“现代”相联系和对应时,它才可以被我们思考和把握。

  

   (二)重构与新构

  

   那么,传统又是如何被现代发明的?我们从许多经验事实中,概括出两种方式“:重构”和“新构”。所谓重构,就是现代赋予传统不同于过去的新的含义,使原有传统变化为一种形式相同但意义很不相同的变了形的传统。新疆一些兄弟民族的男童的“割礼”,从原来宗教仪式到现在世俗的交易行为的演变,为“重构”提供了典型的事例。所谓新构就是现代创造出相应的新的传统。新疆一些兄弟民族为女童创造出与“割礼”相应的“花礼”,则是“新构”的典型例子。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可以观察到,大多数的传统的重构和新构,都带有程度不同的功利色彩,例如庙宇的重修和新建、传统旅游地的开发、婚礼的形式等等,无一不是当做产业来开发。传统的重构、新构,不仅仅表现在日常生活的传统中,而且表现在大的学术传统和政治传统中。例如,新儒家,就是现代对儒家传统的一种重构和新构。现在已经经历了四代,方向有正也有负。

  

   现代为什么要发明相应的传统?现代人为什么需要活着的过去?这是现代、现代人通过利用、改造、发明传统来为当代服务。被发明的传统通常可以发挥如下的社会功能:作为社会整合剂的传统(如传统节日被定为法定节日);作为合法性依据的传统(如前人的判例成为后来法官判案的依据);作为应对所面对问题手段的传统(如利用彝族“虎日”有效戒毒;作为社会准则规范的传统(如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第十二》))。英国历史学家从宽阔的视野分析了“传统”,指出,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被发明的”传统与历史意义重大的过去存在着联系,其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factitious)——们参照旧形式来回应新形势,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自己的过去。英国历史学家们还认为,“传统”与现实的实践常常是反向相关的,比如,当没有马的时候,骑兵军官军礼服上的踢马刺才显得更为重要;律师的假发也只有在其他人都不戴假发后,才获得了它们的现代含义。因此,被发明的传统能够告诉我们,现代人如何运用历史来生产出行动的合法性依据以及社会团体的黏合剂。

  

   (三)对传统的不同态度

  

   “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这一命题的重大意义之一是,它把人们从两个极端中解放出来,一个极端是彻底否定传统的激进主义态度,不加分析地敌视传统,片面地以为传统否定得越彻底,现代性似乎越多,殊不知,传统和现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截然分开的。另一个极端是全盘肯定传统的保守主义态度,不加分析地维护传统,从而也保护了传统中的糟粕,成为现代性前进的障碍。

  

   联系到历史来看,对于传统的态度,在现代化初期和现代化的高级阶段是不同的。现代化初始的社会激烈变革时期,传统多被特指为急欲推翻和摆脱的腐朽没落的旧社会之秩序与意识形态。另一就是,现代化的高级以及当前阶段上,传统又被一致指向一种富有意义关怀的精神信仰传统。而这种富有意义的规范秩序被认为是我们曾经所推翻的旧秩序的一个特征与优点。在西方社会中这种传统多是指向曾经的宗教传统。在我国则多是说儒家传统。显然,当今时代对传统的呼唤是伴随现代性发展而产生的一个必然现象。现代性所带来的精神文化上的危机已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发展中会遭遇的问题。传统的重塑成为不同民族都面临的共同课题。对此,各民族有着不同的传统资源及各自的优势与解决路径。相对来说,虽然西方宗教传统曾孕育了资本主义理性化与现代化的文明进步潮流,但文化世俗化的后果却注定打破和背离这种传统;而我国的儒家文化传统虽然曾被认为是阻碍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但相对来说,其某种世俗化的理性与品格却意外地顺应了时代现实,甚至也可能契合了正在日益显现的追求和谐的某种普遍趋势。

  

三、“传统”动态性的横向轨迹:大传统发展与小传统改变


   (一)大传统与小传统

  

   “大传统”(great tradition)是作为与“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相对的概念来使用的。我国学者有这样的界定:大传统是某种优势文明的文化形态,是与地方性社区的小传统相对而言。无论从文化形态的数量,还是质量上考察,大传统的文化系统都显示出一种稳定、成熟、恢宏的气势,使文化的代代传承不易被别的文化冲击所打断。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美国人类学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所著《农民社会与文化》(1956)一书,首先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在他看来,拥有社会精英及其所掌握的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传统的都市社区,跟保持有大量口传的、非正式记载的文化内涵的乡村社区,是很不相同的。雷德菲尔德以大传统和小传统来指称文明社会的两个方面,前者指都市文明,后者指地方性的社区文化。在这两种传统的关系上,尽管他主张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但他强调大传统是一个社会中占优势的文化模式,为整个文化提供了规范性的要素,形成了整个文明的价值内核(尤其是体现为都市文明的文化模式);而小传统的各种因素往往是由大传统进行解释的,大传统创造了文化,小传统只是简单地接受而已。尽管学术界对此有很多批评,但雷氏的原初界定还是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因为此后人们研究这两种传统,没有脱离以下这些区别:空间维度——地域区别,时间维度——过程区别,影响覆盖力——宏大狭小的区别,遗传能力——稳定与易变、持续与中断的区别等。

  

   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1934年任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社会科学部主任。理论贡献一是对农村文化向城市文化变迁的研究中,区分民俗社会与都市社会,将两者看作文明的连续统一体。二是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著有《尤卡坦的民间文化》《小社区》《农民社会和文化》等。[图源:wennergren.org]

  

   对上述两种传统的研究,亦包括在其他相关术语之下展开的讨论。在社会学理论方面,精英的书面文化与民间的口承文化的讨论可以看成是大传统和小传统范畴的一种延伸。如吉登斯把“大传统”视为建立在书面文本基础上的、合理化的传统,其形式有宗教、民族国家的规范及意识形态等;“小传统”是存在于地方社区中的、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小型口承文化(oral culture),如魔术、巫术和当地的其他习惯、日常生活的惯例等。这些小传统与过滤下来的合理化的“伟大传统”“不是相去甚远便是直接冲突”。吉登斯关于伟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讨论,应当说是其现代性思想的组成部分。在他看来,现代性过程的重要一面是民族国家的不断成长走向极盛,其间,地方社区的人民不断从地方性制约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的过程。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过程是一种现代化的需要,隐含着大传统取代小传统的必然,强调国家的同质性,模糊了多样性的地方文化分野。其他社会学理论家如胡塞尔、舒茨、加芬克尔关于生活世界、常人社会学、本土方法论的研究,布迪厄、吉登斯有关专家知识与常人知识的论述,哈贝马斯、卢曼的系统与生活世界的理论,后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与小叙事,以及主文化与亚文化的研究(郑杭生)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讨论相关联。

  

   在分支社会学研究领域,亦有大量题材涉及到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问题。譬如,政治社会学中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法社会学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成文法与习惯法、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社区研究中的社会时代与社区时代、法理社会与礼治社会、都市社会与乡土社会、陌生人世界与熟人社会,在我国文化人类学中则有士绅文化与乡民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等。

  

   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特别是对大传统的深入理解,为我们分析社会建设与“软实力”的培育,提供了一个有新意的视角。

  

   (二)“大传统”作为文化价值观的结构性特征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大传统”首先是作为一个学术术语来使用的,就如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所使用的那样,而并非仅仅只有或仅仅停留在政治或意识形态意义——当然要大传统一点也不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也不可能,但必须说,它的意义远远超出它们。

  

   在学术的视野中,一种作为“大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其构建往往必须涵括文化价值的两端——上至终极实在的深究,下至生活实践的反思。从其一端向另一端的伸展,可以展开一个序列性的结构系统,可以大略分为终极实在、观念、制度和行动四个层面。

  

   第一,关于终极实在的崇高趋向。“大传统”作为文化价值观,总要对终极实在、终极关怀等基本性质的问题进行深沉思考、深度探讨和深入研究。这使“大传统”获得了某种“崇高性”。这是因为“大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涉及一类恒久的主题——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涉及生与死的思考、人生价值的确定、生存意义的解释,从中产生出心灵慰藉、精神支柱,对人的行动形成“最高命令”。崇高性对于“大传统”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崇高性使“大传统”具有了能够超越具体的地方性和族群性、跨越特定的时空限制的能力,也就是超越各种“小传统”的能力,从而表现为一种普遍的品性,即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感受到“大传统”的这种普遍品性。

  

第二,关于观念层面的价值共享。作为“大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包含了一个社会中共享性的观念体系,通过人们的思想、判断、行动等方面的价值倾向性表现出来,如人们对事物或现象的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评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郑杭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现代性   传统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6825.html
文章来源:《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